治理是指管理和理顺事物的运行逻辑之意,凯文·凯利就曾在 《失控》一书中提到,“所谓治理,就是通过对抗混乱而产生秩序。”^[5] 因此,顾名思义,智能治理就是指借助智能技术对抗事物内部的混乱而使其产生必要的运行秩序的过程。

说到这里,人们会发现一个悖论：智能技术将人类带入智能生活新时代的同时,也将部分人送入异化的境地,使他们在智能生活中迷失自我。但为什么是要重新借助智能技术唤醒异化的人?这主要是源于智能技术是智能生活的技术架构的缘故——无智能不生活。因此,未来智能生活异化的问题仍需要借助于其技术架构本身实现智能生活异化的“反治理”。

那么,在异化的智能生活中引入智能治理,它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或者要担负怎样的生活任务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应该首先厘清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智能技术是智能生活的技术架构,智能治理是智能技术对异己对象的混乱的对抗,而智能生活又是智能技术架构的对象性产物。这就说明,智能治理理应出现在异化的智能生活场景中作为一种对抗性的力量而存在。换言之,智能治理与智能生活应该是一种相伴相生的关系,自智能技术赋能人们改变生活方式开始,它就已然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伫立于生活的某个角落,规范和引导着智能生活的发展走向。随着智能生活的不断发展,作为一种达到生活目的的手段的智能治理,也在不断地进化和发展。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智能治理是通往智能“美好生活”的重要保障。从时间顺序上来说,智能治理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也就意味着它对智能生活的反应很多时候会表现为一种不对称,更多的是“应急反应”,而不是主动自发的“预防反应”。在智能生活不断生成的过程中,智能治理的“间歇性缺失”是导致部分人在智能生活中“异化”的缘由。因此,智能治理嵌入智能生活,对于自身的“技术性反思”和“制度性反思”都显得非常有必要。

在辨清两者的关系之余,需要重新聚焦智能治理在智能生活中的任务的问题。从目前看来,出现于智能生活中的异化问题应该引起足够重视。微小的事物苗头往往有其内在的迅速生长机制,稍不注意便可能发展为非常宏大的现实问题。所以,现阶段需要充分分析可能出现的问题的根源,探寻阻碍智能生活顺利发展的原因。

智能治理的第一大任务就是消解人们在生活中的价值危机与信仰缺失的问题。历史上人类的所有异化问题无不与人类的价值与信仰相关,智能生活的异化也不例外。从本质来看,未来智能生活的异化问题其实是人类生活价值观念的危机问题,最终由人类在智能生活中的信仰缺失所致。可见,“价值危机”与“信仰缺失”是导致智能生活异化的根本原因。因此,加强智能治理,有效消解人们在生活中的价值危机与信仰缺失的问题,是智能治理的第一大任务,也是首要任务。

智能治理的第二大任务是教导人们在生活中要充分“认识自己”。享誉世界的英国著名物理学家贝尔纳说：“人们过去总是认为：科学研究的成果会导致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但是,先是世界大战,接着是经济危机,都说明了把科学用于破坏和浪费的目的也同样是很容易的。”^[6] 可见,智能技术作为一种科技力量,本身并无好坏之分,更无价值判断的能力,而是全权交由人类自己去判断和使用。因此,智能治理还需要以自身的技术优势,赋予人类更多反思自己的空间和余地。无论你是大科学家、企业家,还是单位领导或者是个普通人,都应该集中精力思考和认识自己,特别是要思考自己所做的决策能否“给大众的生活带去幸福和快乐”。

智能治理的第三大任务是要充当智能生活与哲学的中介,简单来说,就是充当生活与哲学的沟通媒介。智能生活的异化不仅源自人的价值与信仰的问题,一定程度上还会源自哲学与生活的脱离。譬如,传统的生活领域,生存型劳动让人们误将生活的任务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本质上就是因为“生存活动的惯性”,人们经常只站在适应生活的角度去思考生活,而不是反思生活本身的意义。生活的意义是什么?这是一个生活哲学的问题。人们不能思考生活的意义,也就意味着哲学与生活的断裂。历史地看,哲学与生活的断裂不属于某个特定历史时期,而是一切历史阶段都有可能出现的生活现象,在智能生活时代也不例外。因此,智能治理在智能生活中,还应充当生活与哲学的中介的角色,以期为智能生活时代的人们提供一把从智能生活事实中汲取生活智慧的“钥匙”。

智能治理的第四大任务是要充当技术的治理者的角色。就智能技术本身而言,依然存在着漏洞和风险,至少人们不敢保证它一定是朝着给人带来好处的方向发展,随时都有可能因为一些技术漏洞,引发智能生活的安全隐患问题。与此同时,当前的智能机器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生活中的人们并不能判断它们是否真正地在某一刻拥有了“意识”。又或者说,强人工智能的突然闯入势必会将人们的生活从秩序中推入混乱的“火坑”。智能技术的“失控”问题隐藏着巨大的生活风险,而且这种“巨大”的程度可以从智能技术渗透进入人们生活的程度来作为判断的尺度。为应对智能“失控”的风险,智能治理的存在就需要面对该特殊问题,实现以“技术治理”应对“技术的不完善性”所带来的风险。正如凯文·凯利所说：“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使我们更加美好。我们不会因外力的趋势而改善生活,但是可以接受外力产生的机会。”^[7] 在这里,智能治理就是充当这样一个“机会”的角色,需要借助外力的作用去解决暗藏于智能生活的技术架构中的风险问题。

智能治理不是目的,连接智能生活与哲学的断裂,使得人们找回生活的价值、信仰与意义才是目的。在生活中,智能治理要引导某种“混乱的秩序”向“和谐的秩序”转变只是它作为一种手段的表征,最终所要实现的根本价值还是要让生活在智能时代的人们能够普遍地关注生活的意义,以及沉思生活的本质。沉思执着于追问,追问乃通向答案之途,如若答案毕竟可得,那它必在于一种思想的转换,而不在于一种对某个事态的陈述。^[8] 由此可见,智能治理只能算作是人们“执着追问”与“转换思想”的现实手段。真正通往未来的智能幸福生活的大路或许并没有如上的这些“陈述”那么糟糕,但若真的出现,那就从思想的转换开始找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