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技术迷踪:在智能生活中迷失的自我
作为新时代智能技术的代表,人工智能总是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满足人类多种多样的生活需求。事实证明,它的确在无限多的领域里散发着正向塑造的惊天伟力,改变它们的结构、规模、形态甚至是本质,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舒适、安全与便利。
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每年死于车祸的总人数超过100万,其中绝大多数事故都是因为人类驾驶员的失误造成的。如果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大力推广无人驾驶汽车,那么那些原本因人为原因或者是汽车本身的技术原因所导致的交通事故,必定能得到极大的减少。在医疗领域,智能技术的嵌入引发的医疗领域的变革为人们“寻医问药”带来了极大方便,在简化看病流程的同时,还能让患者得到更为科学的个性化治疗方案。不仅如此,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医疗领域,还能为新药研发、药物测试、疾病诊断、临床手术、医学研究等领域带去新的活力,从技术领域赋予整个传统的医疗体系以“鲜活的灵魂”。
智能技术确实让人们过上了以往从未体验过的生活:双手逐渐从“生存型劳动”中解放出来,拥有更多可支配的时间,获得更多自由的权利,赢得更多为自己而活的生活空间等,人们的消费、休闲、娱乐与发展等活动得到了较为充裕的物质保障和时间保障。仅从这些方面来说,已经足以展现跟随智能技术裹挟而来的新的生活方式,在历史的维度上具备了划时代的突破性力量。或者可以说,在人类的整个历史长河中,人们从未像今天这样距离“美好生活”如此之近,或者就在其中。马克思曾经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 ‘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1] 如今看来,在“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方面,其实很多劳动已经交由智能机器去完成,人们终于得以将更多的时间用于生活与发展的相关领域,而不是其他。
然而,我们在欢呼雀跃之余,适当地思考已存在的智能生活方式是否会给人们带来生活隐患的问题,应该是较为明智的。世间万事万物,并不存在某种事物——它是绝对的善的化身,或者是绝对的恶的化身,而是凡事都是善与恶的集合体,区别就在于是善大于恶还是恶大于善,以及人类怎样扬善除恶。而智能生活的存在,于人们而言也是如此,有积极的一面存在,自然也会伴随着消极的一面。
1642年,法国著名科学家帕斯卡因为不忍心看到他的父亲(收税官)经常疲于计算各种庞杂的收税任务,为了给父亲减轻这种计算层面的巨大工作压力,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机械计算器。帕斯卡发明计算器的故事告诉大家一个技术起源的秘密:最早的技术起源于人们想要用它来辅助或者代替自己,以达到省时省力的目的,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以便于生产足够的生活用品。正是在这个目的的驱使下,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在无休止的运行中表征为今天的状态,并在此种动机的驱动下,技术还将继续向前发展。换言之,人们将为技术替代人类劳动这件事一直努力下去。但是,问题就出现在其中。未来生活情境中的某一天,绝大多数的劳动者用于生产必要的生活用品的劳动都被机器所替代,人们该做些什么才能填补原有的这部分被劳动所占据的时间?
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劳动关系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劳动塑造和成就了人类的今天,没有劳动就没有人类。如此说来,劳动对于人类的生活至关重要。从理论上来说,停止劳动的人,就不能实现劳动价值的转化,存储于人身上的“资本”就得不到有效的流动,个人的价值也就很难得以在社会层面实现。当然,这是从劳动在社会生活层面的角度来分析的,看起来显得有些深奥晦涩。
从个人层面来看,在智能生活情境中,作为独立生活的个体,其实已成为一个万物等待服务的对象,帝王般的生活待遇使得一些人不再愿意迈出自己原有的生活空间,每天“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却不用担忧生存方面的问题,借助于各种智能穿戴设备,穿行于多个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使得他们不会感到生活的孤独与空寂,最终沦为智能生活产品的奴隶,导致新的成瘾问题的出现。自然而然,一旦在精神层面对智能机器成瘾,独立的个人就不再关注自身的状态,包括生存状态、生活状态与发展状态等。届时,这样的个体就很有可能面临极大的健康隐患。因为他们长时间不劳动,或者不符合自然规律地投身于智能生活产品所呈现的虚拟世界中,很有可能加速身体器官的功能退化甚至是衰竭。
还有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那就是因劳动能力退化而出现的大脑思考能力的退化问题,或者是大脑任务负担过于沉重带来的精神问题,需要引起大家高度关注。在智能生活中,人们从传统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大部分人应该会去往两个方向。
一类人认为既然劳动都可以交由生活机器人来做,那么个人的思考与决策也不用再动脑筋,也可以完全照搬智能机器的决策与建议。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类人在智能生活中很有可能丧失对生活的“主见”,一种很“随便”的生活态度让他们停止了对生活的思考。这将会面临一个很严重的生活问题,就是当他们想要重新思考生活的时候,原本已具备的那种对生活的敏锐度与洞察力,因为智能生活产品的替代作用而被抵消,导致大脑思考能力的严重退化。
而另一类人刚好相反。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些“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2] 换言之,这类人将开展那些不能被机器所替代的劳动——高级的脑力劳动。也就是说,他们刚从“生存型劳动”的困惑中解放出来,又重新迈入“发展型劳动”的泥沼,整日疲于思考关于自己的发展前途的问题,或者是投身于高耗能的脑力劳动中,出现用脑过度的情况,从而导致习惯性的失眠、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能力下降等症状的出现,更严重的还会导致自主神经功能障碍。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世界卫生组织与中国精神卫生调查数据所反映的现状:精神病患者的人数在不断地增加。可见,在未来的智能生活中,如果人们不认清过度“用脑”的这个问题,处于智能生活时代的人们面临的精神健康问题将更为严峻。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智能生活时代人们的精神问题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人的异化问题。异化问题不分时代,智能生活环境中的人们也将面临此问题。异化问题主要表现为人被迫沦为异己的力量所统治的对象的问题,譬如,前文提到的成瘾问题、精神健康问题等。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只要人们能够感觉到“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3],那么这种感觉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便是异化的生活开始蚕食人们的正常生活。从这种生活状态来看,智能生活的异化主要还是通过人的异化表现出来。过去,人们认为“‘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 ‘纠缠’”,[4] 但如今,精神开始从物质的“纠缠”中走向自由,为什么依然会出现异化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要为“物质”证明,它并不是唯一引起异化问题的因素。从目前来看,正在出现一些很多传统劳动形态下未曾出现过的异化问题,导致新的生活异化问题的出现,或许这与人们的精神本身有关。
回归到对智能生活本身的探讨,应该可以找到其中的奥秘。一般认为,智能生活正在向人们走来,可以分为两个步骤:一是生活智能化;二是智能化生活。生活智能化是指打破原有生活方式与生活边界,使得智能产品和智能服务大举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反映的是智能技术在生活中的渗透,人们的生活方式呈现为被动与主动交叉复现的智能化状态。这个步骤一般发生在智能新技术的诞生与新智能产品的市场规模化发展阶段。后者则反映的是一种生活目的——人们通过运用智能产品实现智能生活目的的阶段。这个阶段一般发生在智能生活产品与服务全面渗透到生活领域之后,大家开始重新在智能化的环境中萌生的对“现实生活的思考”。
从生活与智能结合的角度来看,总的来说,都是在很大程度上给予人们生活自主选择权的过程,无论是生活智能化还是智能化生活都不例外。换言之,在这两个阶段中,“自由”扮演了最为重要的生活角色。自由与异化有何关系?难道人们会自由地选择异化?事实上,人们会因为新的自由的出现而不知道如何在多样化的生活中过好这种生活,从而容易习惯于沉浸在某种特定的生活形态中而迷失自我。黎巴嫩著名作家纪伯伦说,“自由是人类枷锁中最粗的一条。”为何会如此?原因在于智能生活的到来,赋予人们更多的生活自主选择的权利,同时也给予人们更多思考和认识自己的时间,而传统的那种体力劳动带来的身体的“愉悦”与精神的“闲暇”并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人们都在忙于劳动和奋斗,并把这种过程当作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智能生活中的人们并非如此。高度发达的智能机器已经让人们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作为谋生手段的劳动”转变为“作为生活目的的劳动”,在转化的过程中很容易迷失生活的方向。这应该是自由生活环境下,生活与哲学的断裂所引起的不良社会反应,生活的意义成为异化本身,而异化的对象并不为所知。换言之,自由时间中的生活,让自由本身也变为一种异化的存在,割裂了人与生活的直接联系,导致人的哲学与审美能力的退化,从而陷入无端的焦虑与恐慌之中,智能生活于他们而言,便失去了原本的意义与价值。
由此而言,智能生活的自由属性很容易引发人们在自由与休闲的活动中的恐惧,一种源自于无意义的思考。恐惧并非产生于已经处在的空间,而是来自大家共同的对“未处其中”的环境的焦虑。所以,对于自由生活而言,自由的异化从根本上反映了“人是意义性的存在物”,一旦开始感到生活的无趣,生活的负面情绪就会萌生:寻找精神依托的渴望便会与日俱增,终日沉溺智能产品而无心向学,沉迷于智能游戏与虚拟社交而懒惰成性,沉浸于虚拟世界而精神萎靡等,都需要人们以一种远见的眼光,提早预防智能生活的异化问题。
总而言之,智能生活不止于“利”的一面,它的“弊”的一面同样具有人们想象不到的塑造力,它不仅能够使人丧失对生活的渴望,还能让人本身出现异化,从而无心再关注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随着智能生活的到来,异化的一面很有可能会增加人们的生活负担,阻止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发展,分散人们对生活意义的注意力等,因此需要人们从智能治理中找到新的生活解决方案,以便让自己在智能生活中得到有效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