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多数的暴政对民情的影响大于对社会行动的影响——这种影响妨碍了伟大人物的成长——象美国这样建立的民主共和制度，使人容易产生巴结大多数的思想——这种思想在美国的表现——人民自身的爱国主义为什么比那些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的人的爱国主义强烈

我方才指出的那种趋势，虽然还在政界表现得不够明显，但已对美国人的国民性发生了令人担忧的影响。我认为，美国至今活动于政治舞台上的杰出人物所以为数不多，正是因为多数专制的作用日益加强。

在美国爆发独立战争时，杰出的人物大批涌现。当时，他们的政治观点鼓舞了人们的斗志，而没有压制人民的斗志。这个时期的那些鼎鼎大名之士，在自由参加人民群众的精神活动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他们各自特有的伟大性格。他们将其伟大性格的光辉照遍全国，而没有借用全国的力量来增加自己的光辉。

在专制政府中，接近王权的高官显贵，迎合主子的感情献媚，心甘情愿服从主子的任性。但是，全国的人民大众并不想奴颜婢膝。他们之所以服从，常常是由于自己软弱，由于习惯或无知，有时也由于忠于王权或国王。有些民族以牺牲自己的意志而满足君主的意志作为一种快慰和骄傲，从而在服从之中仍保持一种精神上的独立。这样的民族虽然不幸，但并没有堕落。而且，做自己不赞成的事与做自己假装赞成的事有很大差别：前者是由于人的软弱无能，而后者是出于奴仆的习性。

在自由国家里，每个人都能或多或少地对国家的事务发表意见；在民主共和国里，公共生活不断地有私人生活渗进，各个方面都能接近主权，主权也希望人民发表意见，以便引起它的注意。因此，在这两种国家里，企图利用主权的弱点和讨好主权而生活的人，一般就比在专制君主国里为多。这不是说这些国家的人天生就比别处坏，而是说这些国家诱惑人的东西多于他处，而且许多人都同时趋向这些东西。结果，人们的心灵有普遍堕落的趋势。

在民主共和国，人们有巴结大多数的思想，而且使这个思想立即渗入各个阶级。这是可以加于民主共和国的主要谴责之一。

对美国这样的民主共和国，这样谴责尤为确切。在这里，多数的统治极为专制和不可抗拒，以致一个人如想脱离多数规定的路线，就得放弃自己的某些公民权利，甚至要放弃自己做人的本色。

在挤进美国政界的那一大群人中，现已很少有人具有昔日美国人曾引以为荣的和何时何地都应当作为伟大人物的突出特点的那种豪爽性格和刚直不阿精神了。乍看上去，仿佛所有美国人的头脑都是出于同一个模子，以致他们能够分毫不差地沿着同样道路前进。不错，外国人有时会遇到一些离经叛道的美国人，见到一些慨叹于法律多弊和激愤于民主任性多变的人。这些人往往谈到那些败坏了国民性的缺点，并指出可以纠正这些错误的方法。但是，除了你以外，他们不会向别人述说，而他们对之倾述隐秘思想的你，却是一个外国人，一个过客。他们愿意把真心话告诉你，但这对你并没有什么用处。他们到了公共场所，便不这样讲了。

如果上述这些被我转述的话将来有一天被美国人读到，我猜想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读者们将放满嗓子高声谴责我；第二，其中大多数人将在内心里原谅我。

我在美国听到人们谈论祖国，也在人民中间见到真正的爱国主义表现，但从国家的领导者身上寻找这种表现时，却经常一无所获。用类推方法不难解释专制主义对其所治人民的败坏作用，为什么远远超过对其执行者的败坏作用。在专制君主国，国王往往品德高尚，但其朝臣多为卑鄙无耻之徒。不错，美国的当选官员不称他们的主人——选民为“大人”或“陛下”，这似乎与君主国的朝臣有很大不同。但是，他们却不断称道其主人天生明情达理，从不为他们的主人到底有什么值得称赞的美德而争论，因为他们确信主人具有一切美德，而即使现在没有或不想有，将来也一定会有。他们并不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送给主人，供其宠爱而纳为嫔妃，但他们却因为牺牲自己的观点而出卖了自己。

在美国，道德家们和哲学家们，虽然不必以寓言掩盖其观点，但他们在壮着胆子讲述一项令人不快的真理之前，总是加上一段引子：“我们知道，听我们讲话的人民品德极高，决没有可使自己失去主人身分的那些缺点。假如听我们讲话的人士，其品德和学识不是好得使他们比其他人更值得享有自由的话，我们就不说这些话了。”

在路易十四面前献媚的人，能够奉承得比这还好吗？

就我来说，我确信在一切政府中，不管其性质如何，下贱者一定趋炎，献媚者一定附势。而且我认为，只有一种方法可防止人们自侮，那就是不赋予任何人以无限权威，即不赋予任何人以可诱引他人堕落的最高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