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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主要有4个：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其中前三个是内部均衡目标，后一个是外部均衡目标。根据丁伯根法则（Tinbergen's Rule），实现n种目标需要有相互独立的n种有效的政策工具，因此一国要同时实现内外均衡这两大目标，就需要两类政策工具——支出增减型（调整型）政策和支出转换型政策。所谓支出增减型政策是指通过改变总支出（社会总需求）水平来调节内外均衡的政策，这类政策主要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所谓支出转换型政策是指通过改变总支出（社会总需求）水平的方向来调节内外均衡的政策，这类政策主要有汇率政策、贸易管制政策等。

当一国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时，可以用财政、货币政策完成内部均衡目标，用汇率的变动作为政策工具完成外部均衡目标。而当一国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时，由于难以运用汇率的变动作为政策工具来调节外部均衡，所以政府只能使用支出增减型政策来同时完成内外部均衡的目标。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时不能同时完成两个目标，如表9-1中所示的第一种情况（当外部均衡要求实行紧缩性政策时，内部均衡却可能要求实行扩张性政策）和第三种情况（当外部均衡要求实施扩张性政策时，内部均衡却可能要求实施紧缩性政策）。这种情形被称为“米德冲突”（Mead's Conflict）。“米德冲突”是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Meade）于1951年在其名著《国际收支》中提出的。

一国是否会出现“米德冲突”，主要考虑两点：一是该国的经济是否是开放的，因为内外均衡的问题是与宏观经济的逐步开放相伴相随的；二是该国是否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度。从我国的情况来看这两点都具备。首先，我国自1978年以来一直奉行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其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到1994年，我国都实行官方决定的固定汇率制度；1994年1月至2005年7月，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亚洲金融危机后，人民币汇率制度演变为事实上的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2005年7月21日以来，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次汇改只是向浮动汇率制度迈出了第一步，离真正意义上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还有一定的距离。事实上，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二次比较明显的“米德冲突”。

1.第一次米德冲突出现在1992年至1996年

这一时期由于我国处于市场经济建立的初期和短缺经济阶段，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居民消费需求增长也比较快，再加上粮食、蔬菜等农副产品供应紧张，社会总需求远远大于社会总供给，结果出现了较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1992年、1993年、1994年、1995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分别上涨6.4%、14.7%、24.1%、17.1%，1996年CPI上涨率回落到8.3%。与此同时，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除1993年为逆差以外，其余的年份均为顺差；而资本项目差额却连续几年保持较大的顺差（见表9-2）。通货膨胀要求实行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而国际收支顺差要求实行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即出现了表9-1中第三种情况的米德冲突。

在这次米德冲突中，外部不均衡的程度并不大，因为在这一时期国际收支顺差的状况是运行在较低水平的，尤其是经常项目差额，1992年、1994年、1995年、1996年分别为64.01亿美元、76.58亿美元、16.18亿美元、72.42亿美元，这和1990年、1991年的经常项目差额相比低不少。所以该阶段，我国政府采取的财政、货币政策是以维持内部均衡为首要目标的，并没有真正处于“内外为难”的尴尬境地。1993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开始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既有效地控制了通货膨胀，又保持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率，到1996年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

表9-2　1990年以来我国的经常项目差额、资本项目差额和物价指数情况

2.第二次米德冲突比较明显地出现在2007年

从2003年开始我国出现结构性的经济过热和轻度通货膨胀，CPI在2003年上涨1.2%，2004年上涨3.9%；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于2003年上涨2.3%，2004年上涨6.1%；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于2003年上涨4.8%，2004年上涨11.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于2003年上涨27.7%，2004年上涨26.6%。为防止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2003年我国政府及时将宏观调控政策从扩张型转向稳健型。到了2005年CPI增长率下降，只上涨了1.8%；2006年CPI上涨1.5%。

然而自2007年1月以来，CPI增长率又缓慢攀升（见图9-1），1月份和2月份CPI同比上涨率保持在2%～3%之间，3月份到5月份CPI同比上涨率运行在3%～4%之间，6月份到7月份CPI同比上涨率运行在4%～6%之间，8月份到11月份CPI同比上涨率运行在6%～7%之间，其中11月份CPI同比上涨最高达6.9%。11月份城市价格上涨6.6%，农村价格上涨7.6%，食品价格上涨18.2%，居住价格上涨6.0%。

2007年上半年，我国GDP名义增长率为15.6%，实际增长率为11.5%，GDP缩减指数达4.1%，同比上升1.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土地、房地产、股票等资产价格也在全面上扬。

相反，自2003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出现大量的“双顺差”。2004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达686.59亿美元，而资本项目因人民币升值预期更是高达1106.60亿美元；2005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激增到1608.18亿美元，比上年增幅达134%，资本项目虽有下降，但也有629.64亿美元；2006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继续飙升，达到2498.66亿美元，与上年相比，增幅达55.4%，资本项目则迅速下降为100.37亿美元。经常项目中的贸易顺差也快速增加，2003年、2004年贸易顺差分别为254.7亿美元、320.9亿美元，而到了2005年却突破千亿美元大关，达到1020亿美元，2006年更高达1774.7亿美元，2007年累计2622亿美元（见表9-3）。

表9-3　2000年至2007年我国的贸易差额与外汇储备情况单位：亿美元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我国已进入标准的“米德冲突”。若为了抑制通胀，国内实行紧缩型财政货币政策，则总需求减少，一方面进口需求会得到抑制，另一方面国内生产的产品会更多地寻找海外市场，于是贸易顺差更是高居不下。相反，如果要减少贸易顺差，国内必须实行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而这种经济政策的后果将进一步加大目前的通货膨胀压力。

在此次米德冲突中，外部失衡的程度比较严重，它不仅加剧了贸易摩擦，还加大了国内流动性过剩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从理论上讲，如果我国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浮动汇率制度，则可以通过汇率调节完成外部均衡目标，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完成内部均衡目标，从而解决“米德冲突”。然而从国际经验来看，汇率对国际收支的平衡有作用，但绝非决定性的作用，同时这种作用的大小还要取决于进出口商品的供求弹性、进出口结构、边际吸收倾向等诸多因素。

从我国解决第二次“米德冲突”的实际情况来看，2005年7月到2007年11月，人民币累计升值了约11%（包括2005年7月2%的一次性升值），但我国的经常项目差额，尤其是贸易差额增长幅度不但没有下降，反而进一步大幅上升。这说明，我国贸易顺差的积累与汇率水平的高低没有直接的关系，我国的外部失衡对汇率并不敏感。所以，企图通过人民币加速升值来缩减贸易顺差、缓解外部不平衡似乎不会有很大效果。当然这绝不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制度不需要深入改革。深化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只是解决“米德冲突”的一方面。

2007年以来，我国外部经济的不平衡（国际收支大量顺差）是多种因素导致的。第一，国际收支顺差，特别是经常项目顺差反映了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国民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国内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第二，我国多年来实施的“奖出限入”的外贸政策和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扩大了贸易顺差；第三，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第四，国际产业结构的转移，发达国家原有的一般加工制造业生产能力大量转移到中国，形成生产、出口和顺差的国际间转移；第五，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国内企业借助境外资本市场融资，从而增加了资本流入；等等。

因此，要想实现外部均衡目标（国际收支基本平衡），需从多方面入手采取相应的调整措施和政策。具体来看最主要的调整措施应包括以下几方面。

（1）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多年来我国的消费率只有50%多，低于70%的国际平均水平。而我国的投资率一直偏高，这导致企业产能相对于国内消费显得过剩，于是出口就成为消化过剩产能的最重要渠道。因此要缓解目前过大的贸易顺差，政府必须采取积极的政策来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如建立包括医疗、养老等方面全方位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人们的后顾之忧，以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带动和引导民间投资，开拓农村市场，搞活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等。

（2）调整外贸政策。1985年开始，我国为了鼓励出口采取了出口退税政策，当时实施该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多赚取外汇。现如今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过万亿，所以这项外贸政策需要调整。2007年财政部出台了调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政策。政策规定自2007年7月1日起，调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这次政策调整的目的主要是缓解贸易顺差过大引起的各种矛盾，促进外贸平衡，同时优化出口产品结构，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这次出口退税政策调整是近几年调整范围比较大的一次，一共涉及2831项商品，大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37%。其主要调整的内容有：第一，在2006年降低和取消部分“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出口退税率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取消了553项“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退税；第二，降低了2268项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第三，将10项商品的出口退税改为出口免税政策。

（3）调整引进外资的政策。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吸引外资，我国政府在税收、企业经营管理和原材料供应、销售渠道等方面给予外资种种优惠，使外资企业享受的待遇优于内资企业，形成“超国民待遇”。在这些优惠政策的刺激下，我国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引进外资促进了我国的改革，为我们带来了充裕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也为我们培养了人才。但在过去吸引外资的过程中，我们对外资的利用有不少不足之处，如对一些经营不太规范的外资、假外资企业筛选不够，对外资的投资产业、投资区域引导得不够，有些外资甚至对我国的土地资源、环境资源造成了浪费和污染等。另外，我国国际收支顺差主要来自贸易，其中一大部分来自技术含量较低的加工贸易，且以外商投资企业为主。商务部副部长易小准在2006年的中美经贸论坛上指出：2005年，中国出口总额的58%来自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贸易顺差净值为844亿美元，占中国贸易顺差总额的83%。如果扣除这一部分，中国的贸易顺差仅为175亿美元。2006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指出，外商投资企业的顺差占贸易总顺差的51.4%。投资银行瑞银集团驻香港的乔纳森·安德森表示，中国目前最不需要的，就是地方政府向外国投资者盲目提供更多的优惠，建立更多的低档产品生产设施，导致更多的外汇流入和更多的出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引资政策需要重新调整。首先，按照WTO框架下国民待遇的原则，取消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实施两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一，形成内外资企业政策一致、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2007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这部法律对中国内资企业及外资企业的所得税予以统一，所得税税率为25%。2008年1月1日该法案开始实施，这不仅使国内企业得到实惠，还将推动中国利用外资的水平走向更高层次。其次，我国一般性的资金缺口问题和外汇短缺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因此当前利用外资的目的已不是弥补资金缺口问题，而是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所以要大力引进真正有质量、有竞争力、有很好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有很好的国际声誉的外资。再次，限制那些在我国的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上兴风作浪的外资。最后，中央政府应该出台有关措施，严厉禁止各地方政府不讲究代价，特别是在生产安全标准、项目环保标准、国家产业政策标准方面不讲任何条件，想尽办法招商引资的做法。

（4）其他政策。积极发展国内金融市场，调整海外上市政策，让更多优秀的国有企业在国内上市，既避免了到海外上市导致大量外汇的流入，也能让国内投资者真正享受到改革的成果；加强国际经济合作，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扩大高科技产品的进口，扩大重要稀缺资源的进口；等等。

至于内部经济出现的通货膨胀压力，可以采用紧缩性货币政策来防范。事实上在第二次“米德冲突”中，中国人民银行已实施了一系列的紧缩性货币政策。2007年1月至11月30日，央行已9次提高法定准备金比率，5次加息，以此来收缩流动性，防止物价进一步上涨。但是，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值得关注。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在汇率稳定和资本不完全流动的情况下，如果央行不采取冲销政策，则货币政策在长期是无效的。具体到我国的情况来看，在紧缩性货币政策下，利率的提高会刺激资本流入，导致国际收支顺差加大，外汇储备增加，从而使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加快；为防止人民币升值的速度过快，中国人民银行就需干预外汇市场，而干预的结果往往引起国内货币供给扩张，流动性泛滥和物价上涨，这导致最初的紧缩性政策失去效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通过扩大票据发行来实施大规模的冲销操作。然而，这种冲销方式的持续性已越来越令人担忧。若这种冲销难以为继，势必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总之，解决我国当前的“米德冲突”是一个系统工程，仅仅从汇率改革的角度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政府必须内外兼顾、多管齐下、综合治理。此外，我国的外部失衡与世界经济增长态势良好、国际市场需求比较旺盛有密切关系，因此也需要相关国家政策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