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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持续走低，GDP增长率从1990年的8.1%下降到1997年的1.0%，1998年首次出现负增长，为-1.3%，1999年回升到0.2%，2000年、2001年分别为-0.3%、-2.5%，2002年第一季度为-2.4%，经济衰退的趋势并没有出现转机。在经济增长持续下滑的同时，日本的物价水平也出现全面、持续下跌。国民对于经济形势普遍悲观，不足的内需无法挽救经济衰退。在1990年至2001年的12年间，日本的国内批发物价指数有9年为负增长，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也有4年为负增长，而GDP减缩指数出现了7年的负增长，价格总水平自1998年已连续4年下跌。许多学者认为日本出现了战后以来最严重的通货紧缩。日本国内对如何界定通货紧缩始终存在争议，政府对通货紧缩的认识也长期含混不清。1995年，消费物价低迷，经济徘徊不前，但日本政府否认产生了通货紧缩，认为那是由于流通领域改革引起的物价正常调整。

1998年，经济负增长和物价下跌同时存在，然而日本政府仍然否认出现通货紧缩。1999年，日本政府经济企划厅对通货紧缩的含义进行界定认为通货紧缩是“伴随物价下跌而出现的经济衰退”。然而在解释1998年经济运行状况时，当局没有参照“伴随论”的定义，而是说当时已“处于通货紧缩的边缘，但还不是通货紧缩”。直到2001年3月16日，森喜朗政府才公开认定“日本经济正处在缓慢的通货紧缩之中”，并将通货紧缩定义为“物价全面持续下跌”。实际上，日本此次通货紧缩突出特点是经历时间长，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始，到2010年中期，已经历近20年的时间。日本出现通货紧缩后，1991年7月1日，日本银行贴现率由6%下调到5.5%，不久之后，进一步下调到5%和4.5%。1992年年底，又进一步降到3.25%，1993年2月公定贴现率重新回到泡沫经济时期2.5%的水平。随着公定贴现率的不断下降，短期利息率从1991年下半年开始也不断下降，但和预期相反的是，这一系列政策没有得到公众的积极回应，日本金融机构的贷款量继续下降，货币供应量增长在1992年创造了0.2%的历史最低纪录。

除了流动性陷阱的原因，日本国内银行等金融中介“惜贷”现象严重也是重要的原因。作为银行主导型国家的日本，对于中小企业的融资缺乏有力的支持，在出现经济衰退后，出于对给自身带来巨大麻烦的不良资产债务的恐惧，日本金融中介机构宁愿将有限的剩余资金放在日本银行的存款准备金里也不愿给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日本国内普遍存在的金融中介惜贷的现象导致利率传导受阻，致使积极的货币政策也未能起到其应有的作用。

此外，在财政政策方面，重振日本经济，结束通货紧缩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面对泡沫破灭后的经济衰退，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日本政府在1992年3月开始了围绕增加公共投资，扩张财政支出和减税政策的“经济景气对策”，实施新一轮的扩张性财政政策。

日本的财政政策也没能挽救经济衰退。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环境略有好转，一方面日本政府对于经济形势出现了过于乐观的误判，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为了解决长期困扰自己的严重的财政赤字，放弃了扩张性财政政策，但政府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尚未带动市场的自发性增长，因此在政府放弃扩张性财政政策后，日本经济立刻回落，陷入更严重的衰退。与此同时，物价下落缓慢，90年代后总体趋向是下降的，与过去年均上升5%的数值明显背离。从1999年到2009年，物价指数下降10%，年均下降1%。

另据日本银行发布的展望报告，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下落还要持续较长时间。在此次通货紧缩期间，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降幅较小，与之相比，生产者物价指数的下降幅度较大。在这样的条件下，企业势必要裁减工人，加上放松企业雇佣调整规制等因素，日本失业问题容易变得更为严重。

造成日本此次通货紧缩的原因有很多，主要从需求方面和供给方面来分析。

1.需求方面的原因

（1）泡沫经济的后遗症，泡沫经济崩溃所造成的需求不足导致物价下降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的经济一直低迷、个人与企业收入减少、收入下降都导致消费和投资总需求下降，反过来，消费和投资需求的下降又促使经济进一步恶化。同时，金融机构不良债权增加，资产负债严重，家庭和企业借入发生困难，信用成本上升，导致需求进一步被抑制。由于泡沫经济的崩溃，国民资产减少，不确定性增加，产生通货紧缩。

（2）消费者存在强烈的通货紧缩预期

通货紧缩预期主要来自3个方面。第一，在企业看来，海外投资收入的扩大，意味着国内投资需求的缩小，由于经济缩小均衡的存在，企业理所当然认为通货紧缩会持续。这时，企业抑制设备投资，将其转为储蓄，因此投资不足，经济增长受到负面影响。第二，由于通货紧缩的长期化，日本家庭的低价格偏好形成，人们已习惯商品不断降价的生活。加上战后生育高峰时出生的人口即将到退休年龄，他们对退休后生活的不安，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低价格偏好。目前日本企业增加雇佣高龄者的数量，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对年轻人的雇佣，这样年轻人的消费也开始变得具有防御性，其消费倾向降低。第三，在家庭消费低价格偏好的条件下，企业也采取低价格战略，开始削减包括工资在内的成本，而工资的下降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家庭经济的低价格偏好。

（3）工人工资持续下降

根据统计资料显示，2009年第三季度个人消费额与前一年同期相比减少2.9%，这是未曾有过的减少幅度。日本存在占GDP 7%的需求缺口，其原因在于工资紧缩这一结构性问题。自2002年经济开始复苏以来，日本的工资一直呈下降状态。工资的下降与以下因素有关：第一，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企业为在与新兴国家企业的竞争中取胜，加快了以IT为主要内容的投资速度，在资本更新的过程中，劳动分配率下降；第二，近年来，有关日本企业治理结构相关问题的讨论，使“企业是股东的企业”的观念流行，与以前经理人时代不同，现在是股东一方的收益增加，而经营者和工人一方的收入相对减少；第三，随着经济环境的恶化，政府放松了雇佣规定，企业增加了临时工的雇佣比例，临时工的工资远低于正式工人，这样全社会的工资总额减少；第四，日本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其人口数量进入减少阶段，这种状况与工资下降相互作用，进一步加剧了商品与服务供给过剩的程度；第五，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银行采取了零利率政策，尽管有助于经济的恢复，但超低利率政策也保护了低效率或低收益企业，这种经济环境成为降价竞争的温床；第六，超缓和政策的逆效果，超低利率政策使日元贬值，日元成为美国泡沫经济的来源资本，与此同时又使出口扩大，在日元贬值和美国住宅泡沫的推动下形成“假需”，与此相对应，设备投资过量投放，雇佣也被扩张，进入2008年，美国住宅泡沫崩溃，日元贬值被校正，设备投资和雇佣过剩显现化，在这种状态下，企业开始削减工资，通货紧缩再一次被加速。

2.供给方面的原因

（1）市场化改革的提升以及科学技术进步使得成本进一步降低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进行了放松规制的改革，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企业间的竞争强化。对于诸多日本国际化企业来说，与韩国、东盟和中国等亚洲其他国家围绕某些产品的竞争日益激化。日本企业加大了研发和新设备投资的力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使得部分产品的附加价值提高，生产成本降低。日本市场价格的降低也与上述因素有关。

（2）国际分工带来的低工资压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演进，各国被纳入世界市场分工之中。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高、工资低，这种劳动力所生产的制品和提供的服务具有竞争力。据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推算，1989年，全世界出口产业的工人为5亿人，2005年增加至8亿人。从长期来看，这种竞争有利于日本国内产业的进一步高度化。那些生产率低、成本高的企业被淘汰，其资本和劳动力向生产率更高的企业流动，因此，日本工资有提高的趋势。但从短期来看，不少企业开始削减成本，工资的上涨被抑制。总之，由于日本属于高成本体质的国家，主要体现在工资高，高于新兴国家数十倍。在全球关联产业的国际分工中，这些国家的低工资和物价，对日本构成了压力。日本正在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即它的物价和工资体系，将不可避免地被收敛于全球体系中。

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商品的价格不仅是由需求方面决定的。在需求增加时，价格以何种程度上升，是由供给方面决定的，而供给方面的生产费用就成为决定因素。工资是生产费用中的基本组成部分，工资上升物价就会上涨。日本目前的工资呈下降状态，因此很难摆脱通货紧缩。

（3）日本经济结构本身存在的通货紧缩型体质

日本经济结构本身具有通货紧缩型体质特征，主要体现在国际收支方面，它有大规模的经常项目顺差。在此过程中，尽管受到新兴市场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廉价商品进口的挑战，但日本仍是经常项目的顺差大国，原因在于虽然外国商品的进口会减少经常收支的黑字，但日本在资本品和耐久消费品生产方面具有优势，起到了增加或维持贸易顺差的作用。经常项目顺差导致日元升值，而日元的升值，又使进口商品价格下降，与此同时，日本国内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竞争日趋激烈，这也起到了使价格下降的作用。

有关日本此次通货紧缩成因的讨论，尽管有多种观点，但较有力的观点，是将通货紧缩视为一种货币现象，也就是说货币供应量的增减在物价变动方面起主导作用。根据有关学者的实证分析，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物价变动与货币供给量之间存在较强相关性，而且在通货紧缩期间，货币流通速度也会下降，这也是引起物价变动的重要因素。同时，在此次通货紧缩期间，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降幅较小，与之相比，生产者物价指数的下降幅度较大。在此条件下，企业势必要裁减工人，加上放松企业雇佣调整规制等因素，日本失业问题对通货紧缩的影响也非常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