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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实行法币制度。法币政策的实施，统一了当时全国紊乱的货币，对缓和当时金融危机、稳定经济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国民党政府以行政手段使法币的发行权完全集中于四大家族所控制的“中、中、交、农”四行手中，确立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在全国金融界的垄断地位，并且，法币政策以法币作为流通中的唯一通货，而且不能兑现，这就为国民党政府实施通货膨胀政策奠定了基础。

自法币政策实施后，国民党政府就逐步增大了纸币的发行量，1935年11月法币的发行额为4.57亿元，到七七事变前的1937年6月，法币发行额已经增为14.07亿元。在一年零七个月中，法币增发了近10亿元，其中4亿元用于抵补从流通中收回的银圆，其余近6亿元是实际增发的纸币。从同期物价上涨情况来看，物价指数由1935年10月的94.1涨为1936年12月的118.8，到1937年6月更涨为126.1，自1935年11月到1937年7月，物价上涨34.03%，法币已开始贬值，通货膨胀已露端倪。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的军费开支大为增加，抗战期间平均上升为占支出的60%～70%，1945年甚至占到87.3%，而同期的财政收入却大为减少。抗战前，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收入除田赋外，以关、盐、统三税为主，1936年三税收入占岁入总额的64.6%，实收10.14亿元。抗战爆发后，工商业较发达的东南沿海沿江地区相继沦陷，使其三税收入锐减，1937年三税实际只收了4.10亿元。1939年也只收了4.30亿元左右，与1936年相比，减少了五分之三左右。财政收入减少，军费剧增，使国民党政府财政赤字日益庞大。为了平衡战时收支，弥补财政赤字，国民党政府实施了通货膨胀政策，大肆滥发纸币。法币的发行额由1937年6月至12月的16.4亿元，增至1940年12月的78.7亿元，此后发行额更是直线上升，到抗战结束的1945年12月，竟高达10319亿元。法币发行额如此剧增，加剧了物价的上涨，物价上涨指数亦急剧上升，1937年1月至6月为100，到1940年为513，到1945年竟达到163160。可见，抗战初期通货膨胀还不是十分剧烈，处于通货缓和膨胀阶段，但到抗战后期，通货急剧膨胀，进入了通货恶性膨胀阶段。

中国人民经过8年艰苦抗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当战争结束时，国统区已是百业凋零、市场萧条。广大收复区百废待举，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危机。但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又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使本来已十分困难的财政支出绝大部分花在了军费上。1946年，国民党政府全年军费支出约为6万亿元，占该年实际支出总额7万亿元的86%，如此庞大的军费支出，必然导致国民党政府财政赤字极端严重。据当时国民党政府官方发表的财政收支来看，1946年财政赤字占岁出的70.2%，1947年为70.7%，1948年（上半年）则达76.5%。这一庞大的财政赤字如何弥补，国民党政府除了增加税收向人民尽量搜刮外，就是滥发纸币。法币的发行额从此无限制地增长。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法币的发行量为5569亿元，1946年12月为37261亿元，1947年12月为331885亿元，到1948年8月法币崩溃时已高达6636944亿元。短短3年时间，法币的发行量即增加了1190余倍。大量发行不兑现纸币，必然使币值猛跌，物价随之不断暴涨。1948年8月，上海、南京、汉口的批发物价指数已为抗战前上半年的600余万倍，天津的为750万倍，照上海的物价计算，全部流通中的法币总购买力只等于抗战前上半年法币的1亿元左右。此时，法币已贬值到不及它本身纸张和印刷费的价值了，从而彻底崩溃。

为了挽救濒于崩溃的财政经济，国民党政府又来了一次所谓的“币制改革”，于1948年8月19日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按国民党政府的规定，以金圆为本位币，发行20亿元，限期以金圆券1元分别收兑法币300万元和东北流通券30万元。在金圆券发行时，社会上法币的持有总额为6636946亿元，东北流通券发行总额为31918亿元，按此兑换率，两者合计约金圆券2.3亿元，而国民党政府发行20亿金圆券，一开始就已决定了金圆券至少膨胀近10倍。金圆券的发行仍然解决不了财政赤字问题，到1948年11月11日，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取消了原定发行20亿元的限额。此后，金圆券发行额扶摇直上，至1949年5月下旬发行额已达68万亿元之巨，在短短9个月左右，金圆券的发行额就增加了30多万倍。发行额的激增，使金圆券迅速贬值。1949年6月25日，国民党行政院宣布金圆券5亿元总换银圆1圆。此时，金圆券500万元才值1948年9月的1元。金圆券贬值比法币还快，且物价飞涨更是无法形容，以当时上海市的物价为例，如以1948年8月总指数为标准，到1949年3月涨到4000多倍，到4月更涨至83800多倍。由于金圆券的迅速贬值，一些地区公开拒用金圆券，有的地区干脆直接采用以物易物的原始方法，金圆券事实上已失去流通的效力，至此，国民党政府的“币制改革”彻底破产。1949年7月，国民党政府又在广州发行银圆券，做最后的挣扎。银圆券一发行就遭到广大人民的抵制，连国民党军队也拒绝使用，中国人民解放军亦正式宣布不收兑华南、西南的伪币，仅仅只在西南、华南等地流通了三四个月的银圆券就宣告完全崩溃，国民党政府的财政经济随之全面崩溃。

实际上通货膨胀的整个过程，恰恰就是国民党政府对人民进行疯狂掠夺和积累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从抗战开始到国民党政权灭亡），国民党政府纸币发行量增加了1445亿多倍，法币（后期金圆券折合法币计算）贬值为原值的一百万亿分之七。四大家族掠夺了中国人民200亿美元的财富，其中通过实施通货膨胀、增加纸币发行掠夺的财富就在150亿银圆以上。人民在通货膨胀的残酷剥削下，生活极度贫困，表面上工人按货币计算的工资是增加的，但工资的增加速度远远落后于物价的上涨，因此，造成实际工资的大幅下降。据《荣家企业史科》记载，抗战期间工人实际工资降到抗战以前的20%左右，解放战争期间又再降到15%左右。以天津启新洋灰公司工人的实际工资为例，若1936年7月到1937年6月工人工资为100元，那么1948年4月则降为之前的17.14%，到同年9月就只有之前的14.77%，并且，刚拿到手的工资转眼间还要负担货币贬值的损失，如1947年8月上半月计算工人生活费指数时，米价是4000万元左右，按这个指数工资发下来时米价已涨至6000万元以上，工人实际工资又贬去了三分之一。到1948年8月金圆券发行时，停止了按生活费指数发工资，并且当时市场物价是一天数价。工人实际工资下降更甚，生活日益赤贫化。农民在通货膨胀中也深受其苦，许多农产品的实际收购价格大大低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使农民实际收入大为减少。例如，抗战以前，江浙一带的蚕茧每担50～60元，到1946年7月，涨至9万元，表面看来上涨了1600倍以上，可是，抗战以前米才7～8元一担，当时一担鲜茧值7担多米，而抗战以后米价已涨到5～6万元一石，9万元一担的鲜茧只值一石五斗米。随着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但农产品价格上涨的速度和程度，远远不如工业品价格上涨的速度快、程度高。1945年8月重庆主要商品趸售物价指数与1937年6月相比，食物价格上涨1585倍，纤维价格上涨3151倍，燃料价格上涨4864倍，金属价格上涨2744倍，木材价格上涨2295倍，可见工业品的上涨快于食物等农产品，农民实际收入下降，困苦不堪。据1946年3月《新闻报》的记载：潮汕一个400人的村庄，10天中饿死了120人。同年5月《大公报》的报道：衡阳附近一个140人的村庄，饿死和逃亡的就达60人之多。当时的现象是饥民无数，孤魂遍野。此外，通货膨胀中生活发生变化最大是职员、公务人员和知识分子。他们在抗战前，生活水平与工人、农民相比较高，而在国民党政府实行通货膨胀以后，生活水平迅速下降，降到接近饥饿线上的水平。绝大部分中下级公务人员和知识分子单纯依靠工资收入生活，在如此恶劣的通货膨胀条件下，他们的生活赤贫化。就连闻一多这样知名的学者，也不得不靠刻图章来增加收入。广西大学经济系主任杜肃教授，由于贫病交加，于1948年遗下妻女四人自杀身亡。知识分子生活的赤贫化，在青年学生中表现更为突出，许多学校学生在饭馆吃伙食，几天前1000元一顿，逐日涨为2000元、4000元一顿，不少穷苦学生因此吃不起饭，饿着肚子。由于国民党政府集中财力进行反人民的内战，加上恶性通货膨胀，学校所谓的公费制度、奖学金已根本不能解决学生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需要。公费生尚且如此，自费生的境况就更加糟糕。

由于国统区人民生活处于极度赤贫，生计难以维系，“要吃饭”“要和平”成为各地各阶层民众的一致呼声。1948年，上海、南京、北平、天津、青岛、杭州、南昌、宁波、武昌等9个大中城市的工人展开反饥饿斗争。农民开展的抗粮抗税、暴动起义、抢米风潮到处发生。学生运动的规模和情绪也日益扩大和高涨，1946年12月爆发的反美示威运动，参加的学生达50万人，遍及全国各大中城市，1947年5月与反美运动结合起来，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爱国运动。国统区人民的反抗斗争，开辟了在国统区的第二条战线，已日益成为瓦解国民党统治的重要力量，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的作战，加速了国民党政权走向崩溃。

宏观经济学认为，通货膨胀率在100%以上时，被称为超级通货膨胀。恶性通货膨胀是一种超级通货膨胀，按照西方学者的定义，一国当年通货膨胀率达到100%以上时，就称该国处于恶性通货膨胀之中。恶性通胀具有4项特征：公众不愿持有现金，宁可把金钱投放于外国货币或非货币资产；公众利用外国货币，结算自己本国货币的资产；信贷是按借款期内的消费力损耗来计算的，即使该时期不长久；利率、工资、物价与物价指数挂钩，而3年累积通胀在100%以上。

国民党政府后期的恶性通货膨胀的特征就是发行屡创天量、物价疯狂上涨、通货不断贬值，货币逐渐丧失了价值储藏和交换媒介的职能，已经完全具有恶性通货膨胀的特征。

造成如此严重的通货膨胀，我们分析原因如下。

1.政府财政赤字巨大，完全靠发行弥补

国民党政府时期的通货膨胀以及后期发展成恶性通货膨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货币发行超量。印刷大量纸币，应付政府用款，这是恶性通货膨胀的源头。政府饮鸩止渴，一意孤行。关键是财政收支无法平衡，赤字巨大。南京政府的财政赤字自其存在之日起就一直存在，只是在抗战前，物价稳定，税收在总支出中占有相当的比重，不足部分向上海金融界发行公债募集，虽然不宽裕，但是还能应付。1936年，南京政府开始统一发行公债，自此开始，已经不能通过发行公债来筹措军政费，弥补财政赤字。于是政府倾向于向国家银行垫款，国家银行为应付国家垫款，不得不大量发行纸币。

2.货币流通速度加快

从1945年年底开始，上海的物价上涨指数远远高于通货发行量及其指数，若1937年6月的发行指数和物价指数都为100，那么1945年12月的发行指数为73200，物价指数为88500，物价指数是发行指数的1.21倍，到1946年12月物价指数是发行指数的2.16倍，1947年12月为3.56倍，1948年8月则增至10.47倍，1949年5月更是达到了25.16倍。同时，物价上涨的速度越来越高于货币发行的速度，货币流通速度不断上升大大增加了社会有效货币供应的数量，加速了物价的上涨。

通货流通速度加快，使物价上涨率是通货量增加率的几倍。物价上涨越快，“存款不如存货”的心理发展越快，存款的流通速度就更快，社会有效货币的供应量就更多，如此一来，物价上涨更快，形成螺旋式推进，加速了货币制度和国民经济的崩溃。另外，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敏感度和心理预期也对货币流通速度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经抗战后期的恶性通货膨胀后，当时的老百姓对通货膨胀已经相当敏感，物价一旦由跌转升，他们会马上做出反应，重物轻币，尽最大可能变钱为物。

抗战胜利初期，南京政府拥有黄金600万盎司，美元9亿元，接受的敌伪产业折合法币达10万亿元，相当于当时法币发行额5569亿元的20倍。此外，还有美国给予的救济物资和美军剩余物资约为20亿美元，这些都为政府整顿税收、平衡财政支出、抑制通货膨胀，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但是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失策丧失了这种机会。

首先，对中储卷处置失当。1945年9月28日，南京政府宣布法币和中储卷的兑换比例为1：200，这一兑换比率的确定是不合理的。当时的实际物价水平，上海仅比重庆高约50倍，与整个法币流行区域的物价相比，上海物价只高约35倍，可见中储卷的购买力被严重低估了。法币的购买力无形中被增加了好几倍。不合理的兑换比率、过长的兑换期限（4个月）以及无根据的兑换限额（每人限兑换5万）等措施的出台，助长了抢购风，对战后的上海乃至全国的物价很快又“跌转升”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其次，轻视了战时压抑的购买力在战后的喷发。在漫长的战争年月，物资的极度匮乏，人们的消费需求受到很大的压抑，随着胜利的到来，国际贸易次第恢复，战时长期积累下的消费需求在战后得到了爆发。旺盛的消费需求拉动了物价上涨，拉动了通货膨胀的进一步发展。对此南京政府因过高地估计了抗战胜利后的经济形势和社会的总供给能力从而在决策上做出了完全相反的决定，对战时采取的各项管制措施一律予以废除，从而使得通货膨胀更加漫无限制。

再次，不合理的汇率、进出口政策。1946年3月4日，南京政府正式开放外汇市场，把法币的兑换比率定为1∶2020美元，中央银行奉命无限制买卖外汇。依照当时国内的物价上涨程度，法币的对外价值被严重高估了，加上巨额的延期购买构成的有效需求水平的提高，外国商品以汹涌之势进入中国市场，出口因汇率高估而不敷成本，处于停滞状态，外汇有出无进，国际收支急剧恶化，外汇储备逐渐枯竭。外贸不能成为战胜通货膨胀的有力武器。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反而滋生了对人们对外汇的偏好，资金外逃、外汇投机等行为加剧了国家外汇储备的耗费。南京政府不得不放弃原来汇率不变的政策而改为机动汇率。1946年8月19日，南京政府将官方汇率提高3350元，上涨大约60%，市场汇率也随之从2500元上涨到了3700元，引起了整个物价的而波动。为了防止官方汇率低于市场汇率，利于吸收侨汇和出口结售汇，1947年8月，南京政府又设置了平准基金。由于物价不断高涨，基金汇率频繁提高，一方面刺激进口物价直接提高，在比价效应的驱使下，一般物价水平又随之上涨；另一方面由于进口物资越来越少，国内物资更是匮乏，较多的纸币追逐较少的商品，物价上涨进一步提高。汇率每一次调整，进出口政策的变动，都成为促进物价疯狂上涨的诱导因素。

总之，国民党政府后期推行滥发纸币政策，造成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日益贫困，国民经济逐渐崩溃。

1.讨论国民党政府后期的恶性通货膨胀给我们什么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