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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史
1.3.6.5 第五节 黄巾大暴动与东汉王朝的灭亡
第五节 黄巾大暴动与东汉王朝的灭亡

公元168年正月己亥日,洛阳夏门外的万寿亭挤满了文武百官,并且停着一辆漂亮的青盖车。百姓们知道,这是欢迎从河间接来的新皇帝。

不久,一连串的白盖小车,在羽林军的护卫之中,驰向洛阳而来,看热闹的小孩们都唱起来了:“白盖小车何延延。河间来合谐,河间来合谐!”[133]

所有的白盖小车都停在万寿亭了。在一辆白盖小车中,走出一位十二岁的孩子,换乘了青盖车,于是这辆青盖车和其余的白盖小车,在文武百官和羽林军的拥护之下,驰入皇宫。第二天,这个十二岁的孩子,即皇帝位,是为灵帝。[134]

百姓们对于这位新皇帝,或者还知道得不清楚,但确切地知道他有一个爱钱的母亲,这就是后来的永乐太后。所以当时京师的儿童又为之谣曰:“车班班,入河间。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石上慊慊舂黄粱,梁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卿怒。”[135]

灵帝即位之元年,宦官曹节等欲再兴党狱,屠杀士大夫,请他批准,因谓党人欲图谋不轨,他竟不知道:“何谓不轨?”后来,他的年龄已经很大,常登永安侯台,宦官恐其望见他们华美的第宅,因使尚但谏曰:“天子不当登高,登高则百姓虚散。”[136]自是他竟不敢复登台阁。像这样一块材料,用以支持行将倾覆的大厦,当然没有不倒塌的道理。

如前所述,在灵帝即位的元年,宦官们就大兴党狱,把当时的士大夫,几乎屠杀殆尽,因而当灵帝初年,宦官的权势达到绝顶的高扬。据史载,当时因屠杀士大夫有功而封侯的宦官,有王甫、曹节等十八人[137],以后因诬杀桓帝弟勃海王悝有功而封者又十二人。[138]此外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这一大群宦官,皆为中常侍,封侯贵宠。这真如当时一位善良的宦官所云:“陛下不悟,妄授茅土,开国承家,小人是用。”[139]宦官既高居朝堂,于是他们遂“割裂城社,自相封赏。父子兄弟,被蒙尊荣;素所亲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据三司。不惟禄重位尊之责,而苟营私门,多蓄财货,缮修第舍,连里竟巷。盗取御水,以作鱼钓;车马服玩,拟于天家。群公卿士,杜口吞声,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顺风旨,辟召选举,释贤取愚。”[140]这真是好威武的奴才呵!

不仅如此,他们看到太学的学生不可靠,一律禁锢不用,而另设鸿都门学[141],专门训练一批走狗。鸿都门学的学生,都是由州郡或三公保举而来,绝对没有危险分子[142]。在鸿都门学受过训练的学生,出则为刺史、太守,入则为尚书、侍中,亦有封侯者。但当时的正人君子,则耻与为列。

不仅如此,他们又窃取兵权,组织武装。据《后汉书·何进传》所载:中平五年,是时置西园八校尉,以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并任之以为元帅,督司隶校尉以下,虽大将军亦领属焉。从训练爪牙,组织武装等创举看来,灵帝时的宦官,较之他们的前辈已经进步得多了。即因如此,所以当时的东汉,就变成了匪类的天下;而当时的洛阳,则是匪类的窟穴。

现在我们看东汉的皇帝在做什么?光和元年,他大开西邸卖官。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县令县长,当面议价:因为缺有好坏,价有高低。富者交现款,贫者到任以后,加倍缴纳。又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除皇帝不卖,自关内侯、虎贲、羽林,都有一定的行市。

此外,“刺史、二千石及茂材孝廉迁除,皆责助军修宫钱,大郡至两三千万,余各有差。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有钱不毕者,或至自杀。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时巨鹿太守河内司马直新除,以有清名,减责三百万。直被诏,怅然曰:‘为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即吞药自杀”。[143]

不仅如此,又据《吕强传》云:“时帝多稸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国贡献,先输中署,名为导行费。”

灵帝把他在各种名义之下敲索而来的钱财,一部分拿到他原来的封邑河间去买田宅,起第观;一部分则窖藏在他的奴才们的家里[144],另一部分则用于浪费。当时吕强看到灵帝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还要蓄私产,曾上疏谏曰:“天下之财,莫不生之阴阳,归之陛下。归之陛下,岂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敛诸郡之宝,中御府积天下之缯,西园引司农之臧,中厩聚太仆之马,而所输之府,辄有导行之财。”[145]吕强不知道,这正是亡国之君的作风,因为亡国之君,总要替自己准备后事,他总以为国亡而家尚可保,所以移国就家,准备在亡国以后去享受。灵帝之公私分明,正是为了这种原因。灵帝又大兴土木,光和三年作罩圭、灵昆苑。[146]光和五年,起四百尺观于阿亭道。中平二年,造黄金堂于西园。中平三年,复修玉堂殿,铸铜人四,黄钟四,及天禄、虾蟆。为了修宫殿,灵帝“令敛天下田,亩税十钱”。“又发太原、河东、狄道(今甘肃临洮)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师,黄门、常侍辄令谴呵不中者,因强折贱买,十分顾一,因复货之于宦官,复不为即受,材木遂至腐积,宫室连年不成。刺史、太守,复增私调,百姓呼嗟。”

宫室既成,“灵帝于宫中西园驾四白驴,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以为大乐。于是公卿、贵戚,转相仿效,至乘辎耕以为骑从,互相侵夺,(驴)贾与马齐。”[147]而当时马价一匹至二百万。[148]

“帝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帝着商估服,饮宴为乐。”[149]

“又于西园弄狗,着进贤冠,带绶”,以为笑乐。据说当时有一冠带之狗,走入司徒府门,或见之者,莫不惊怪。《后汉书·五行志》曰:“司徒,古之丞相,壹统国政。天戒若曰:宰相多非其人,尸禄素餐,莫能据正持重,阿意曲从;今在位者皆如狗也,故狗走入其门。”又曰:“灵帝宠用便嬖子弟,永乐宾客、鸿都群小,转相汲引,公卿牧守,比肩是也。……实狗而冠者也。”

现在我们再看当时外戚、宦官的奢侈。《后汉书·吕强传》云:“今外戚四姓贵幸之家,及中官公族无功德者,造起馆舍,凡有万数。楼阁连接,丹青素垩,雕刻之饰,不可单言。丧葬逾制,奢丽过礼,竞相仿效,莫肯矫拂。”再看当时商人地主的生活。《后汉书·仲长统传》载《昌言·理乱篇》云:“(当时)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妓(伎)乐,列乎深堂(插图五十)。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此皆公侯之广乐,君长之厚实也。苟能运智诈者,则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为罪焉。”

不仅京师如此,当时豪富的商人地主,遍于全国。同上传《损益篇》云:“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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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五十 倡讴伎乐列乎深堂画像

最后,我们看看这个金碧辉煌的社会之另一面农民的生活。同上篇又云:“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败,寄死不敛,冤枉穷困,不敢自理。”《后汉书·吕强传》云:“比谷虽贱,而户有饥色。案法当贵而今更贱者,由赋发繁数,以解县官,寒不敢衣,饥不敢食。民有斯厄,而莫之恤。”所以结果演成人吃人的惨剧。《后汉书·灵帝纪》云:“建宁三年,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就在这样一个时代,而宦官的血手,还在扼住农民的咽喉,要他们再吐出一些油水来。这还是人的世界吗?

太阳熄灭了,黑暗笼罩整个的社会。在黑暗中可以听到魔鬼们胜利的欢呼,也可以听到农民们饥饿的悲号。他们用不协调的声音奏出人类历史的进行曲。就在这沉沉的黑暗当中,张角就出现为苦难人民的救星。

张角,巨鹿人。他的家世不得而考,但知他最初出现在农民大众面前,是一个慈祥的教主。他奉事黄老道,是中国太平道一派的创始人,自称“大贤良师”。张角虽然是一位教主,但他并不告诉农民把希望寄托在天国,在死后会进入天堂;反之,而是告诉农民要争取这现实的世界,及身的时代。这位教主,具有拯救人类的热情和反对罪恶的勇气,具有推翻当时暴虐的政治的决心。他看到当时士大夫改良运动的失败,是因为没有把他们的运动和农民大众的力量结合起来。他知道要推翻这个政权需要力量,而惟一的力量就是农民。他又知道,要唤起这些苦难的农民,使他们由悲哀而愤怒,需要一种刺激,而宗教就是最好的工具。因为宗教可以给苦难的农民以一种新的希望。因此,这位教主,披起宗教的外衣,走进农民大众的队伍。

灵帝时,正是中国史上的一个大疠疫时代。疠疫之神,翱翔中国,人民死亡,绝家灭户。于是张角乃用神道的符咒、宗教的圣水,去替当时的农民医病。本来有些农民,实在就是患的一种饥饿病,一旦得到一种宗教的安慰,也就豁然而起。张角就用这样的神道,在广大的人民当中获得了信仰。因而得以进行革命的组织,不久他就团结了不少的干部在他的周围。这些干部也和他一样,用符水咒术分道进行革命的组织。于是这位教主遂一变而为农民暴动的组织人。

不要误会了,黄巾的暴动是张角用魔术煽动起来的。在任何时代,农民暴动都不能用一杯符水灌出来,也不能用几句咒语咒出来,只有贫穷饥饿和杀人的政治才能把它唤起来。如果没有广大的饥民存在,则张角的符水咒术,决不会在农民大众中起着政治作用。而且事实证明,在张角出现之前,即在没有宗教的鼓舞之前,当时的农民已经到处暴动了。

过去农民“叛乱”的历史教训了这位革命的教主。他知道,没有组织的暴动是要失败的。他看到当时全国各地都有农民在暴动。全国各地的农民暴动都各不相属,以致有许多都被各个击破。这样的情形,显然是重复了过去的失败路线。因此,他派了八个干部,使于四方,进行统一组织的工作。经过了十余年的努力,竟然把散布于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零碎的暴动集团,组织起来,合计人数已有数十万。于是把这些暴动集团,重新编制,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渠帅,而皆隶属于张角的统一指挥之下。

为了动员更广大的农民,这位革命的教主发出了神道的号召。他向农民宣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跟着在京城寺门、州郡官府的墙壁上,到处出现了用白土书写的“甲子”字样。这对于当时的统治者,自然是一种神经的攻势。

为了更妥慎起见,荆、扬方面渠帅马元义,又常常往来洛阳,探听政府的动静,并且收买了宦官封谞、徐奉,要他们在京师发动“叛乱”,响应农民暴动。一切都准备好了,暴动的总部,决定了在中平元年三月五日,内外俱起。

这次的准备,较之过去几次的农民暴动,总算要精密得多。但是不幸在革命的集团中,出现一个名叫唐周的叛徒,他把起义的日期和一切里应外合的秘密,报告了政府,当作他投降的礼物。于是马元义车裂于洛阳。此外,宫廷的卫士和被指为奉事张角道教的人民,也有一千多人被捕杀。

当灵帝发现他最忠实的宦官与黄巾沟通的时候,他才知道宦官比士大夫更不可靠。《后汉书·宦者列传·张让传》记灵帝责张让之语云:“汝曹常言党人欲为不轨,皆令禁锢,或有伏诛。今党人更为国用,汝曹反与张角通,为可斩未?”

不幸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农民暴动的总部。这个消息就无异警告张角,再犹豫,就是等着被屠杀。夜已深了,洛阳政府中的要人,正在调兵遣将,准备明天的大屠杀;州郡的贪官污吏们,正带着昨天的宿酒,做着明天搜刮的好梦。即于此时,那位革命的教主,在灯光之下,一连写了三十六封檄文。然后派遣了可靠的干部,教他们将这些檄文,星夜飞送诸方渠帅,约定于檄文到达之日,立即起义。凡属同盟的诸方,士卒皆用黄巾缠头,以为共同的标志。所以当时的人民,称之曰“黄巾”,东汉政府称之曰“黄巾贼”或“蛾贼”。

传达命令的使者,分道出发以后,这位革命的教主,立即召集左右的干部,命令他们就在夜晚准备明天的大起义。

太阳出来了,在巨鹿,飘起了三树大旗。一树写着“天公将军”(张角),一树写着“地公将军”(张宝),一树写着“人公将军”(张梁)。号角之声,响彻云霄,成千成万的农民,都扎上了黄巾,拿起了武器,集中到这三树大旗的下面。革命的教主走到旗下,他用了一颗贪官的脑袋,祭告天地,这就是历史上所载黄巾“杀人以祠天”的内容。

革命的行动,很快地由巨鹿向四方八面展开了。同时,南阳黄巾在张曼成领导之下,杀了郡守褚贡。汝南黄巾击败太守赵谦于召陵(今河南郾城东)。广阳黄巾攻杀幽州刺史郭勋及太守刘卫。颍川黄巾占据郡城,其他各地的黄巾,无不先后相铤而起。此外安平甘陵(今山东临清东北)人亦各执其王,以响应黄巾的起义。他们到处燔烧官府,杀戮富豪,其势勇猛,所至披靡。于是“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150]把汉家的天下,打得七零八落(插图五一)。

这个消息,传到了洛阳,灵帝乃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应变万策。当时全场一致都主张武装剿灭。惟有中常侍吕强主张,应释放党人,先收民心。他说:“党锢久积,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151]这个建议,灵帝算是接受了,但是不久吕强即为宦官所诬陷,自杀而死。又有郎中张钧主张诛杀宦官,以谢人民,则不动干戈,而大乱自平。他说:“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悬头南郊,以谢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152]但是灵帝的回答是:“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当有一人善者不?”[153]结果,忠心耿耿的张钧被宦官替他加上了一个通黄巾的罪名,亦被诬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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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五一

最后的决定,还是要剿。于是“诏敕州郡,修理攻守,简练武器,自函谷、太谷、广城、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诸关,并置都尉”。[154]现在,灵帝也大破悭囊,把中藏的私钱,西园的私马,也拿出来作为军事之用。又调集五校、三河的骑士并招募新兵合四万余,令皇甫嵩、朱轘各统一军,开始屠灭饥饿农民的战争。

战争展开了。朱辍的官军进至颍川境内,便遇着了波才所指挥的一个黄巾支队的迎头痛击,杀得大败而回,只好进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波才又引黄巾围长社。当时皇甫嵩的官兵,已经骇得发抖,眼看黄巾围长社而不敢救。在这一个战役中,波才将军本有把官军完全消灭的可能,但因黄巾究竟是一群没有经过战斗训练的农民,他们冲锋有余,而机动不足。当他们围攻长社之时,依草结营,而又没有警戒,不幸有一天大风,皇甫嵩乃因风纵火,鼓而奔其阵。当时,骑都尉曹操也带来一支生力军,加入了皇甫嵩的战斗,同时,朱轘也打开了城门,冲杀出来。在这样一个里应外合的攻击之中,黄巾遂转胜为败。这一役,皇甫嵩等屠杀了几万农民,嵩因功封都乡侯,朱轘进封西乡侯。

现在,东汉的官军又在皇甫嵩等的指挥之下,乘胜进击汝南。陈国黄巾,追讨波才于阳翟,击彭脱于西华,皆破之。自是颍川、汝南、陈国的黄巾溃散。官军又再进击东郡黄巾卜己于仓亭(今山东阳谷东北),卜己被俘。这一役又屠杀农民七千余人。

同时,朱轘又指挥官军,进击南阳的黄巾。其时南阳黄巾的渠帅张曼成已经战死,继起的领导者为赵弘,拥众十余万人,占据宛县。朱轘以八千人围宛县,两月不能拔。不久赵弘以出城应战死,韩忠继之,据宛县如故。以后黄巾被诱出城,终为官军所败。这一役,韩忠被俘,农民被屠杀者万余人。但是黄巾复以孙夏为首领,再据宛县,旋以迫于官军的攻势,退向西鄂(今河南南阳县东北)精山(今南阳县北)。在退却中,为官军所乘,农民被屠杀者又万余人。以后这一支黄巾,遂散为小股,出没于豫鄂边区。

与皇甫嵩、朱轘之进讨河南黄巾的同时,北中郎将卢植与东中郎将董卓也在以大军进讨张角。但史称他们“并无功而还”。当河南黄巾剿平以后,灵帝乃复派皇甫嵩前往进讨张角。据《后汉书·皇甫嵩传》云:“嵩与角弟梁战于广宗。梁众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闭营休士,以观其变,知贼意稍懈,乃潜夜勒兵,鸡鸣,驰赴其阵,战至晡时,大破之。”这一役,张梁战死,农民被屠杀者三万余人,被驱赴河死者五万余人,焚烧农民车辆三万余辆,俘虏农民妻子儿女无数。其时张角已病死,也从坟墓里斩棺暴尸,传首京师。

最后,皇甫嵩又与巨鹿太守郭典连兵,共攻角弟张宝于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北),大破之。这一役,张宝战死,农民被屠杀者十余万人。据史载,皇甫嵩将军用农民的尸骨“筑‘京观’于城南”,以纪念他对农民的胜利。

以上都是中平元年的事,这一篇血账结下来,总计皇甫嵩和朱轘所屠杀的农民共达三十万人以上,至于那些被官军所俘虏的无数的农民的妻子儿女,后来如何发落,《后汉书》上没有下文。因为屠杀农民的丰功,战事结束以后,朱轘、皇甫嵩都得了重赏。皇甫嵩官至左车骑将军,领冀州(今河北临漳西南)牧,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阳两县,合八千户。朱辍官至右车骑将军,封西乡侯,迁镇贼中郎将,光禄大夫,增邑五千,更封钱塘侯。皇甫嵩到了冀州以后,大得豪族欢心,当时豪家为之歌曰:“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皇甫兮复吾居。”[155]

黄巾暴动的高潮虽然已成过去,但并非完全消灭。因当时的饥民遍于全国,没有那样多的刀斧手可以把他们斩尽杀绝。贫困产生暴动,消灭暴动,要扫除贫困,不是压迫人民忍受贫困,东汉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所以屠杀了一批饥民,又出现了第二批饥民。中平二年,黄巾的余众和各地饥民,又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帜,出现于河北原野。《后汉书·朱辍传》云:“自黄巾贼后,复有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氐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掾哉、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畦固、苦哂之徒,并起山谷间,不可胜数。其大声者称雷公,骑白马者为张白骑,轻便者言飞燕,多髭者号于氐根,大眼者为大目。如此称号,各有所因。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贼帅常山人张燕,轻勇趫捷,故军中号曰飞燕,善得士卒心,乃与中山、常山、赵郡、上党、河内诸山谷寇贼,更相交通,众至百万,号曰黑山贼。河北诸郡县,并被其害,朝廷不能讨。燕乃遣使至京师,奏书乞降。遂拜燕平难中郎将,使领河北诸山谷事,岁得举孝廉、计吏。燕后渐寇河内,逼近京师。于是出俊为河内太守,将家兵击却之。其后诸贼多为袁绍所定。”

从以上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出继黄巾而起的暴动集团之多,而且每个“叛乱”集团都团结了六七千以至两三万的农民。特别是“黑山贼”张燕,聚众至百万,朝廷不能讨。由此可知当时暴动的农民,其数量,已超过黄巾暴动的高潮时期。但是他们为什么不能像黄巾暴动时期一样,形成一个整然的阵势,卷起一个暴动的高潮呢?这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统一的组织和统一的领导,因而又回复到黄巾暴动以前那种各不相属的分散状态,从而不能集中力量,整齐步伍,向着他们的敌人进军。虽然张燕曾有与诸山谷“寇贼”更相交通之事,然而他并不能把他们领导起来。而且张燕并不像张角一样,是一个具有拯救人民的热情的人物,而是一个意识不坚定的人。当他起事之初,非常勇敢,所以“善得士卒心”。到他做了平难中郎将以后,也就不能控制他的部下不“渐寇河内,逼近京师”了。即因没有张角那样的领导人物,所以继黄巾而起的农民暴动,便又回复了原始的性质,这从他们的命名,就可以看得出来。所谓原始的性质,即饥则求食,饱则退入山谷,所以当时称之曰山谷“寇贼”。换言之,他们完全以直接掠夺生活资料为目的,并没有推翻生活资料之垄断者的政治企图了。所以这就决定了他们在后来被袁绍、曹操、公孙瓒等各个击破。虽然,他们的出现,也就说明了一个事实,即社会的贫困,不是武力所能剿灭的。

到中平五年,黄巾复起。据《后汉书·灵帝纪》所载:是年二月,“黄巾余贼”郭太等起于西河白波谷(今山西襄汾永固镇),寇太原、河东。四月,汝南葛陂(今河南新蔡北)黄巾攻没郡县。六月,益州黄巾马相攻杀刺史郗俭,自称天子。又寇巴郡,杀郡守赵部。九月,青、徐黄巾复起,寇郡县。黄巾的暴动,继续了十年,一直到献帝初平四年(公元193年),才没入豪族的部伍中。而“黑山贼”则直至献帝建安十年(公元205年),才由张燕率领投降了曹操,转化为官军。此外,与黄巾暴动同时,在蜀郡,张修、张鲁也造作五斗米道,煽起“叛乱”。这一个“叛乱”集团一直到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才为曹操所平定。

农民暴动镇压下去了,但东汉的天下,也被这些平乱的英雄瓜分了。自灵帝死后,东汉政府内部发生了政变。大将军何进诛宦官,反为宦官所杀。袁绍又勒兵闭北宫门,逮捕所有的宦官,无少长皆诛戮之,凡二千余人。宦官绝了种,权臣又登台。董卓废少帝,另立陈留王为帝,是为献帝。董卓放弃了洛阳,把献帝送到长安,而以大军屯驻潼关之外,欲挟天子以令诸侯。于是,中原豪族以讨董卓为名,乘时蜂起。天下大局,遂由农民暴动转入豪族混战的局面。所以献帝在位虽然有三十一年,实际上,东汉王朝已经等于灭亡了。

[1]《文献通考·兵考》曰:“光武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始于黎阳立营,领兵骑常千人,以谒者监之。”

[2]《文献通考·兵考》云:“(东汉时)京师南、北军如故,于北军则并胡骑、虎贲二校为五营,以北军中候易中垒以监之。于南军,则光禄勋省车户骑三将及羽林令。都尉省旅贲及卫士一丞。”

[3]《后汉书·光武帝纪》云:“建武六年,是岁初罢郡国都尉官。”又云:“七年三月,诏罢轻车、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注引《汉官仪》云:“军假吏,谓军中权置吏也。令悉罢之。”

[4]《文献通考·兵考》云:“光武罢都试而外兵不练,虽疆场之间,广屯增戍,列营置坞,而国有征伐,终借京师之兵以出。盖自建武迄于汉衰,匈奴之寇,鲜卑之患,岁岁有之。或遣将出击,或移兵留屯,连年暴露,奔命四方,而禁旅无复镇卫之职矣。”

[5]《文献通考·兵考》云:“至安帝永初间,募入钱谷,得为虎贲羽林缇骑营士,而营卫之选亦衰矣。桓帝延熹间,诏减羽林虎贲不任事者半俸,则京师之兵,亦更弱矣。外之士兵不练,而内之卫兵不精,设若盗起一方,则羽檄被于三边,兴发甲卒,取办临时,战非素具,每出辄北。”

[6]《文献通考·兵考》云:“至东汉以来,又举五官郎将、羽林虎贲,以职属大夫。议郎、谒者、仆射以文属。分属之后,政令不行于其间。而又光禄大夫不在宿直,议郎不与执戟,惟不在宿直执戟之列,则凡为禁卫者,皆非士人之流,而郎宫三省尽为诸黄门之庐耳。故宦内典门户,外与政事。”

[7]《后汉书·何进传》云:“(灵帝中平)五年……诏使(何)进悉领兵屯于(平乐)观下。是时,置西园八校尉,以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特亲任之,以为元帅。督司隶校尉以下,虽大将军,亦领属焉。”按西园八校尉者,即上军校尉、中军校尉、下军校尉、典军校尉、助军校尉、右校尉、左校尉、佐军校尉是也。

[8]《后汉书·陈宠传》云:和帝永元六年,廷尉陈宠“又钩校律令条法曰:‘……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汉兴以来,三百二年,宪令稍增,科条无限。’又律有三家,其说各异。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应经合义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赎罪二千八百,并为三千,悉删除其余令。……未及施行。……及宠免后遂寝。而苛法稍繁,人不堪之。(宠子)忠略依宠意,奏上二十三条,为《决事比》,以省请谳之敝”。

[9]《后汉书·应劭传》云:应劭“删定律令为《汉仪》。建安元年乃奏之。曰:‘……逆臣董卓,荡覆王室,典宪焚燎,靡有孑遗……窃不自揆,贪少云补,辄撰具《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及《春秋断狱》,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复重,为之节文。又集驳议三十篇,以类相从,凡八十二事。其见《汉书》二十五,《汉记》四,皆删叙润色,以全本体。其二十六,博采古今瑰玮之士,文章焕炳,德义可观。其二十七,臣所创造。……’献帝善之”。

[10]《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七年“非犯殊死,皆一切勿案其罪”。注云:“殊死,谓斩刑殊绝也。”

[11]《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七年,诏“耐罪、亡命,吏以文除之。”注云:“犯耐罪而背名逃者。”

[12]《后汉书·明帝纪》:“右趾至髡钳、城旦舂……完城旦舂至司寇作。”注云:“右趾,谓刖其右足,次刖左足,次劓,次黥,次髡钳为城旦舂。”

[13]《后汉书·明帝纪》云:“前书谓之罚作,一岁刑也。”

[14]《后汉书·韦彪传》注云:“左校,署名,属将作。”

[15]《后汉书·庞参传》:参“拜左校令,坐法,输作若卢”。注云:“若卢,狱名。”

[16]《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十二年十二月,“遣骠骑大将军杜茂将众部施刑,屯北边。”注云:“施读曰弛,谓有赦令……去其钳釱赭衣。”

[17]《后汉书·光武帝纪》云:建武三年诏曰:“女徒雇山归家。”注云:“女子犯徒,遣归家,每月出钱雇人,于山伐木,名曰雇山。”

[18]《后汉书·光武帝纪》云:建武二十八年,“诏死罪系因,皆一切募下蚕室,其女子宫”。注云:“谓幽闭也。”

[19]《后汉书·明帝纪》记明帝中元二年诏曰:“边人遭乱,为内郡人妻,在己卯赦前,一切遣还边,恣其所乐。”又《后汉书·安帝纪》记安帝永初四年,“诏自建初以来,诸妖言他过坐徙边者,各归本郡,其没入官为奴婢者,免为庶人”。

[20]《后汉书·窦融传》云:“窦融自祖及孙,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后汉书·马援传》云:“防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已上。”《后汉书·光武十王传》云:“济南安王康奴婢至千四百人。”《后汉书·方术列传》云:“(折国)有赀财二亿,家僮八百人。”《后汉书·梁冀传》云:“冀或取良人悉为奴婢,至数千人,名曰自卖人。”

[21]《后汉书·宦者列传·张让传》云:“让有监奴,典任家事,交通货赂,盛形煊赫。”

[22]《后汉书·安帝纪》云:“至有走卒奴婢被绮縠,着珠玑。京师尚若斯,何以示四远?”《后汉书·宦官列传》云: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竞起第宅,“其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

[23]《后汉书·儒林传》。

[24]《后汉书·儒林传·序》云:“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又云:“顺帝……乃更修黉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

[25]《后汉书·明帝纪》:永平九年,“为四姓小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注云:“四姓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弟。”

[26]《后汉书·桓帝邓皇后传》:安帝元初六年,“邓太后诏征和帝弟济北、河间王子男女年五岁以上,四十余人,又邓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为开邸第,教学经书,躬自监试”。

[27]《后汉书·百官志》云:“举孝廉,郡□二十万举一人。”《后汉书·丁鸿传》云:和帝“时大郡□五六十万举孝廉二人,小郡□二十万并有蛮夷者亦举二人。帝以为不均,下公卿会议。鸿与司空刘方上言,‘凡□率之科,宜有阶品……自今郡国率二十万□岁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帝从之”。又《后汉书·和帝纪》:永元十三年十一月,“诏郡□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

[28]《后汉书·和帝纪》:永元六年,诏“昭岩穴,披幽隐,遣诣公车”。《后汉书·逸民列传·序》云:“光武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车之所征贲,相望于岩中矣。”

[29]《通典·选举》云:“凡郡国之官……调属僚及部人之贤者,举为秀才廉吏而贡于王庭,多拜为郎。”又云“郎吏,岁举秀才廉吏,出为他官,以补缺员”。

[30]《后汉书·仲长统传》云:“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

[31]《后汉书·百官志》云:“每郡置太守一人,二千石……王国之相亦如之。”

[32]《后汉书·百官志》云:“中兴都洛阳,以河南郡为尹。”

[33]《后汉书·百官志》云:“边郡往往置都尉及属国都尉,稍有分县,治民比郡。”

[34]《后汉书·百官志》云:“每县、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长,四百石;小者置长,三百石;侯国之相,秩次亦如之。……丞各一人。尉,大县二人,小县一人。……边县有障塞尉。本注曰:掌禁备羌夷犯塞。”

[35]《后汉书·百官志》云:“乡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乡人;其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游徼掌徼循,禁司奸盗。又有乡佐,属乡,主民收赋税。”

[36]《后汉书·百官志》云:“亭有亭长……本注曰:亭长,主求捕盗贼,承望都尉。”

[37]《后汉书·百官志》云:“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

[38]《后汉书·百官志》云:“刺史……成帝更为牧,秩二千石。建武十八年,复为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属司隶校尉。”

[39]《后汉书·光武帝纪》。

[40]《后汉书·朱浮传》。

[41]《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42]《后汉书·窦融传》谓“窦固(融之弟)字孟孙,少以尚公主为黄门侍郎。好览书传,喜兵法,贵显用事。……显宗(明帝)即位,迁中郎将,监羽林士(即禁卫军司令),后坐从兄穆有罪,废于家十余年。时天下又安,帝欲遵武帝故事,击匈奴,通西域,以固明习边事,十五年冬,拜为奉车都尉。以骑都尉耿忠为副,谒者仆射耿秉为驸马都尉,秦彭为副,皆置从事、司马,并出屯凉州”。

[43]《后汉书·明帝纪》载:永平十五年、十六年,皆有大赦天下囚徒诣军营徙戍边塞的诏令。

[44]《后汉书·窦宪传》云:“宪字伯度,父勋被诛,宪少孤。建初二年,女弟立为皇后,拜宪为郎。”

[45]斯坦因《西域考古记》记载在古长城的废址中,曾发现有些文书,提到土官名称的,如有一木简上写明“玉门显明燧蛮兵铜镞百完”字样。又于半段木简上发现书有古撒马尔干和布哈拉通行的古窣利语,并发现用最古的纸书写的窣利语文的私人函札。因此证明当时的兵籍中有中亚的夷兵。

[46]张衡《东京赋》中有云:“建象魏之两观,旌六典之旧章。”李善注云:“象魏,阙也,一名观也。”

[47]张衡《东京赋》云:“其西则有平乐都场,示远之观。”李善注云:“平乐,观名也……在城西也。”

[48]张衡《东京赋》云:“龙雀蟠蜿,天马半汉。”李善注云:“龙雀,飞廉也;天马,铜马也;……华峤《后汉书》曰:‘明帝至长安,迎取飞廉并铜马,置上西门平乐观也。’”

[49]张衡《东京赋》云:“启南端之特闱,立应门之将将。”李善注云:“端门,南方正门;应门,中门也。”《洛阳宫舍记》云:“洛阳有端门。”

[50]见班固《东都赋》。

[51]见张衡《东京赋》。

[52]张衡《东京赋》云:“濯龙芳林,九谷八溪。”李善注引《洛阳图经》曰:“濯龙,池名。故歌曰:濯龙望如海,河桥渡似雷。芳林,苑名。九谷八溪,养鱼池。”

[53]张衡《东京赋》云:“于南则前殿灵台,和欢安福,謻门(冰室门也)曲榭,邪阻城洫,奇树珍果,钩盾所职。”李善注云:“灵台,台名也。和欢、安福,二殿名,并在德阳殿之南。”

[54]张衡《东京赋》云:“九龙之内,实曰嘉德,西南其户,匪雕匪刻。”

[55]张衡《东京赋》云:“于东则洪池清籞(籞者,捕鸟之具),渌水澹澹,内阜(阜者多也)川禽,外丰葭菼。献鳖蜃与龟鱼,供蜗img与菱芡。”李善注云:“洪,池名也,在洛阳东三十里。”

[56]张衡《东京赋》云:“西登少华,亭候修敕。”李善注云:“西园中有少华之山。”

[57]张衡《东京赋》云:“永安离宫,修竹冬青,阴池幽流,玄泉冽清,鹎鶋秋栖,鹘鸼春鸣,鴡鸠丽黄,关关嘤嘤。”

[58]《后汉书·百官志》谓将作大匠并掌“树桐梓之类,列于道侧”。

[59]《后汉书·光武十王传》谓琅邪孝王京“好修宫室,穷极伎巧,殿馆壁带皆饰以金银”。

[60]《后汉书·孝明八王纪》记梁节王畅因犯罪自陈之词曰:“臣畅小妻三十七人,其无子者,愿还本家,自选择。谨敕奴婢二百人,其余所受虎贲、官骑及诸工技、鼓吹、苍头奴婢,兵弩厩马,皆上还本署。”

[61]王符《潜夫论·浮侈篇》云:“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文饰、庐舍,皆过王制,僭上甚矣。从奴仆妾,皆服葛子升越,筒中女布……犀象珠玉,琥珀瑇瑁,石山隐饰,金银错镂,獐麂履舄,文组彩牒,骄奢僭主,转相夸咤。”

[62]《后汉书·舆服志》云:“大贵人、贵人、公主、王妃、封君油画軿车。大贵人加节画辀。皆右騑而已。皇太子,皇子皆安车,朱班轮,青盖,金华蚤,黑img文,画轓文辀,金涂五末。皇子为王,锡以乘之,故曰王青盖车。”

[63]王符《潜夫论·浮侈篇》曰:“富贵嫁娶,车骈各十,骑奴侍童,夹轂节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是故一飨之所费,破终身之本业。”

[64]见王符《潜夫论·浮侈篇》。

[65]《后汉书·舆服志》谓东汉官吏舆服有等差之别。车制,中二千石、二千石皂缯盖朱两轮。千石、六百石皂缯盖朱左轮。三百石以上布皂盖。二百石以下,白布盖。此外冠带佩刀亦有等差,所以别尊卑,章等级也。

[66]王符《潜夫论·浮侈篇》。

[67]王符《潜夫论·浮侈篇》。

[68]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云:“有一似乎供仆人用的小室,小室之外,联一大室。大室二十六英尺见方,三面有一隆起的灰质平台,很像近代土耳其斯坦家屋中的客厅。现存八根柱子,排成方形,显出中间地方,在以前曾有一隆起的屋顶,为通光透气之用。”

[69]斯坦因《西域考古记》谓这里所发现的古佉卢文字体,是公元初三世纪间即贵霜朝诸王时代流行于印度西北一带的文字,而与此际适相值者,正是东汉时代。

[70]斯坦因《西域考古记》。

[71]《后汉书·明帝纪》。

[72]《后汉书·明帝纪》。

[73]《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74]《后汉书·章帝纪》。

[75]《后汉书·章帝纪》。

[76]《后汉书·和帝纪》。

[77]《后汉书·和帝纪》。

[78]《后汉书·殇帝纪》。

[79]《后汉书·殇帝纪》。

[80]《后汉书·窦融传附窦宪传》。

[81]《后汉书·西羌传》云:“冬,遣车骑将军邓骘,征西校尉任尚副,将五营及三河、三辅、汝南、南阳、颍川、太原、上党兵合五万人,屯汉阳。明年春,诸郡兵未及至,钟羌数千人先击败骘军于冀西,杀千余人。……其冬,骘使任尚及从事中郎司马钧,率诸郡兵与滇零等数万人战于平襄,尚军大败,死者八千余人。于是滇零等自称‘天子’于北地,招集武都、参狼、上郡、西河诸杂种,众遂大盛。东犯赵、魏,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遂寇钞三辅,断陇道。湟中诸县粟石万钱,百姓死亡不可胜数。朝廷不能制,而转运难剧。遂诏骘还师,留任尚屯汉阳,为诸军节度。”

[82]《后汉书·西羌传》云:“五年春,任尚坐无功征免。羌遂入寇河东,至河内,百姓相惊,多奔南度河。使北军中候朱宠将五营士,屯孟津,诏魏郡、赵国、常山、中山缮作坞候六百一十六所。羌既转盛,而二千石、令、长,多内郡人,并无守战意,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朝廷从之。遂移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百姓恋土,不乐去旧,遂乃刈其禾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时连旱蝗饥荒,而驱蹙劫略,流离分散,随道死亡……丧其太半。”
又同上传云:“元初二年,遣任尚为中郎将,将羽林、缇骑五营子弟三千五百人……屯三辅。……明年夏,度辽将军邓遵率南单于及左鹿蠡王须沈方骑,击零昌于灵州……任尚遣兵击破先零羌于丁奚城……四年……冬,任尚将诸郡兵……进北地,击狼莫……大破之……自零昌、狼莫死后,诸羌瓦解,三辅、益州,无复寇儆。”

[83]《后汉书·西羌传》。

[84]《后汉书·安帝纪》。

[85]《后汉书·安帝纪》。

[86]《后汉书·唐檀传》。

[87]《后汉书·陈忠传》。

[88]《后汉书·陈忠传》。

[89]《后汉书·杨震传》。

[90]《后汉书·西域传·序》云:“顺帝永建二年,班勇(班超之子)击降焉耆(先已击平车师);于是龟兹、疏勒、于阗、沙车等十七国皆来服从,而乌孙、葱岭以西遂绝。六年,帝以伊吾庐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资之,以为钞暴,复令开设屯田,如永元时事,置伊吾司马一人。”

[91]《后汉书·西羌传》云:顺帝永和“五年夏且冻、傅难种羌等遂反叛,攻金城,与西塞及湟中杂种羌胡,大寇三辅,杀害长吏。……于是发京师近郡及诸州兵讨之,拜马贤为征西将军,以骑都尉耿叔副,将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诸州郡兵十万人屯汉阳。又于扶风、汉阳、陇道作坞壁三百所,置屯兵,以保聚百姓。且冻分遣种人寇武都,烧陇关,掠苑马。六年春,马贤将五六千骑击之,到射姑山,贤军败,贤及二子皆战殁。……于是东西羌遂大合。巩唐种三千余骑寇陇西,又烧园陵,掠关中,杀伤长吏……武威太守赵冲追击巩唐羌,斩首四百余级……羌二千余人降。诏冲督河西四郡兵,为节度。罕种羌千余,寇北地,北地太守贾福与赵冲击之,不利。秋,诸种八九千骑寇武威,凉部震恐”。

[92]《后汉书·西羌传》云:“汉安元年,以赵冲为护羌校尉。冲招怀叛羌,罕种乃率邑落五千余户诣冲降。……唯烧何种三千余落,据参䜌北界。三年夏,赵冲与汉阳太守张贡,掩击之,斩首千五百级。……冬,冲击诸种,斩首四千余级。……冲复追击于阿阳,斩首八百级。于是诸种前后三万余户,诣凉州刺史降。建康元年春,护羌从事马玄遂为诸羌所诱,将羌众亡出塞……赵冲复追叛羌……遇羌伏兵,与战殁。冲虽身死,而前后多所斩获,羌由是衰耗。”

[93]《后汉书·西羌传》云:冲帝“永嘉元年……以汉阳太守张贡代为校尉,左冯翊梁并,稍以恩信招诱之,于是离浦、狐奴等五万余户诣并降,陇右复平……自永和羌叛,至乎是岁,十余年间,费用八十余亿。”

[94]《后汉书·顺帝纪》:永建元年八月,鲜卑寇代郡。二年二月,鲜卑寇辽东、玄菟。三年九月,鲜卑寇渔阳。四年十一月,鲜卑寇朔方。阳嘉元年九月,鲜卑寇辽东,二年八月,鲜卑寇代郡。

[95]《后汉书·顺帝纪》云:阳嘉四年,乌桓寇云中,围度辽将军耿晔于兰池。永和三年九月,匈奴、乌桓、西羌连兵寇上郡。汉安元年八月,匈奴左部反。

[96]《后汉书·顺帝纪》云:永和元年十二月,象林蛮夷叛。二年正月,武陵蛮以太守加租叛,围充县,又寇夷道。五月,日南蛮叛,攻郡府。七月,九真、交趾二郡兵叛。建康元年,日南蛮夷叛。

[97]《后汉书·周举传》。

[98]《后汉书·宦者列传·孙程传》云:“其封(孙)程为浮阳侯,食邑万户;(王)康为华容侯,(王)国为郦侯,各九千户;黄龙为湘南侯,五千户;彭恺为西平昌侯,孟叔为中庐侯,李建为复阳侯,各四千二百户;王成为广宗侯,张贤为祝阿侯,史汎为临沮侯,马国为广平侯,王道为范县侯,李元为褒信侯,杨佗为山都侯,陈予为下隽侯,赵封为析县侯,李刚为枝江侯,各四千户;魏猛为夷陵侯,二千户;苗光为东阿侯,千户。”“是为十九侯。加赐车马金银钱帛各有差。”

[99]《后汉书·张纲传》。

[100]《后汉书·梁统传附梁冀传》。

[101]《后汉书·梁统传附梁冀传》。

[102]《后汉书·樊英传》。

[103]《后汉书·鲜卑传》云:“桓帝时,鲜卑檀石槐者……勇健有智略……尽据匈奴故地……寇北边。……朝廷积患之而不能制。……乃自分其地为三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接夫余、濊貊二十余邑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上谷十余邑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各置大人主领之,皆属檀石槐。”

[104]《后汉书·桓帝纪》:建和元年二月,“荆、扬二州人多饿死”。元嘉元年四月,“任城、梁国饥,民相食”。永兴元年七月,“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冗道路,至有数十万户,冀州尤甚”。永寿元年二月,“司隶、冀州饥,人相食”。延熹九年,“司隶、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

[105]《后汉书·桓帝纪》:元嘉元年正月,京师疾疫;二月,九江、庐江大疫。延熹四年正月,大疫。

[106]《后汉书·梁统传附梁冀传》云:“建和元年,益封冀万三千户,增大将军府举高第茂才,官属倍于三公。又封(冀弟)不疑为颍阳侯,不疑弟蒙西平侯,冀子胤襄邑侯,各万户。”

[107]《后汉书·梁统传附梁冀传》云:“和平元年,重增封冀万户,并前所袭,合三万户。”

[108]《后汉书·梁统传附梁冀传》。

[109]《后汉书·梁统传附梁冀传》云:“元嘉元年,帝以冀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乃大会公卿,共议其礼。于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谒赞不名,礼仪比萧何。悉以定陶、阳成余户,增封为四县,比邓禹。赏赐金钱、奴婢、彩帛、车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勋。每朝会,与三公绝席,十日一入,平尚书事。宣布天下,为万世法。冀犹以所奏礼薄,意不悦。专擅威柄,凶恣日积,机事大小,莫不咨决之。宫卫近侍,并所亲树,禁省起居,纤微必知。百官迁召,皆先到冀门,笺檄谢恩,然后敢诣尚书。”

[110]《后汉书·梁统传附梁冀传》。

[111]《后汉书·梁统传附梁冀传》。

[112]《后汉书·宦者列传·单超传》云:“单超,河南人;徐璜,下邳良城人;具瑗,魏郡元城人;左悺,河南平阴人;唐衡,颍川郾人也。桓帝初,超、璜、瑗为中常侍,悺、衡为小黄门史……延熹二年,皇后崩……(以诛冀功)封超新丰侯,二万户,璜武原侯,瑗东武阳侯,各万五千户,赐钱各千五百万;悺上蔡侯,衡汝阳侯,各万三千户,赐钱各千三百万。五人同日封(侯),故世谓之‘五侯’。又封小黄门刘普、赵忠等八人为乡侯。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矣。”

[113]《后汉书·宦者列传·侯览传》云:“侯览者,山阳防东人……托以与议诛梁冀功,进封高乡侯。”

[114]《后汉书·宦者列传·单超传》云:“超病,帝遣使者就拜车骑将军。明年薨,赐东园秘器,棺中玉具,赠侯将军印绶,使者理丧。及葬,发五营骑士,(将军)侍御史护丧,将作大匠起冢茔。”

[115]《后汉书·宦者列传·单超传》。

[116]《后汉书·梁统传附梁冀传》云:“扶风人士孙奋,居富而性吝,冀因以马乘遗之,从贷钱五千万,奋以三千万与之,冀大怒,乃告郡县,认奋母为其守臧婢,云盗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拷奋兄弟,死于狱中,悉没资财亿七千余万。”

[117]《后汉书·梁统传附梁冀传》云:“其四方调发,岁时贡献,皆先输上第于冀,乘舆乃其次焉。吏人赍货求官请罪者,道路相望。”

[118]《后汉书·梁统传附梁冀传》云:“冀用(其妻孙)寿言,多斥夺诸梁在位者,外以谦让,而实崇孙氏宗亲。冒名而为侍中、卿、校尉、郡守、长吏者十余人,皆贪叨凶淫,各遣私客籍属县富人,被以它罪,闭狱掠拷,使出钱自赎,资物少者至于死徙。”

[119]《后汉书·梁统传附梁冀传》云:“(宛令吴)树到县,遂诛杀冀客为人害者数十人。”

[120]《后汉书·刘宠传》云:“(宠为会稽太守,)有五六老叟……自若邪谷间出,人赍百钱以送宠。……曰:‘山谷鄙生,未尝识郡朝,它守时吏发求民间,至夜不绝,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车以来,狗不夜吠,民不见吏。年老遭值圣明,今闻当见弃去,故自扶奉送。’”

[121]《后汉书·宦者列传·单超传》。

[122]《后汉书·宦者列传·单超传》。

[123]《后汉书·陈蕃传》。

[124]《后汉书·冲帝纪》载:建康元年九月,徐、扬“贼”范容攻杀扬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邓显。十一月,九江“盗贼”徐凤、马勉等称“无上将军”,攻烧城邑。十二月,九江“贼”黄虎等攻合肥。是岁“群盗”发宪陵。

[125]《后汉书·质帝纪》载:永嘉元年正月,广陵“贼”张婴等复反,攻杀堂邑、江都长。九江“贼”徐凤等攻杀曲阳、东城长。三月,九江“贼”马勉称皇帝。四月,丹阳“贼”陆宫等围城,烧亭寺。七月,庐江“盗贼”攻寻阳,又攻盱台。十一月,历阳“贼”华孟,自称黑帝,攻杀九江太守杨岑。

[126]《后汉书·桓帝纪》载:建和元年十一月,清河刘文反,杀国相谢暠。同月,陈留“盗贼”李坚自称皇帝。二年十月,长平陈景,自号黄帝子,署置官属。又南顿管伯亦称真人,并图举兵。和平元年二月,扶风“妖贼”裴优自称皇帝。永兴二年九月,蜀郡李伯诈称宗室,当立为太初皇帝。十一月,太山琅邪“贼”公孙举等反叛,杀长吏。永寿二年七月,太山“贼”公孙举等寇青、兖、徐州。延熹三年九月,太山、琅邪“贼”劳丙等复叛,寇掠百姓。十一月,太山“贼”叔孙无忌攻杀都尉侯章。五年四月,长沙“贼”起,寇桂阳、苍梧。五月,长沙、零陵“贼”起,攻桂阳、苍梧、南海、交趾。八月,艾县“贼”焚烧长沙郡县,寇益阳,杀县令。六年七月,桂阳“盗贼”李研等寇郡界。十一月,南海“贼”寇郡界。八年六月,桂阳胡兰、朱盖等复反,攻没郡县,转寇零陵。同月,苍梧太守为“盗”所执。十月,渤海“妖贼”盖登等称太上皇帝。九年正月,沛国戴异得黄金印,无文字,遂与广陵人龙尚等共祭井,作符书,称太上皇。永康元年五月,庐江“贼”起,寇郡界。
《后汉书·灵帝纪》载:建宁二年九月,丹阳“山越贼”围太守陈夤。三年九月,济南“贼”起,攻东平陵。熹平元年十一月,会稽人许生自称越王,寇郡县。以上都是黄巾大暴动以前的农民暴动。

[127]《资治通鉴·汉纪》桓帝永兴元年。

[128]《后汉书·史弼传》。

[129]《后汉书·李膺传》。

[130]《后汉书·窦武传》。

[131]《后汉书·郭太传》。

[132]《资治通鉴·汉纪》灵帝熹平五年。

[133]《后汉书·五行志》。

[134]《后汉书·灵帝纪》云:“孝灵皇帝讳宏,肃宗玄孙也。曾祖河间孝王开,祖淑,父苌。世封解渎亭侯,帝袭侯爵。……桓帝崩,无子,皇太后与父城门校尉窦武,定策禁中,使守光禄大夫刘倏持节,将左右羽林至河间奉迎。建宁元年春正月壬午,城门校尉窦武为大将军。己亥,帝到夏门亭,使窦武持节,以王青盖东迎入殿中。庚子,即皇帝位,年十二。改元建宁。”

[135]《后汉书·五行志》。

[136]《后汉书·宦者列传·张让传》。

[137]《后汉书·宦者列传·曹节传》云:“长乐食监王甫为黄门令,将兵诛武、蕃等……节迁长乐卫尉,封育阳侯,增邑三千户;甫迁中常侍;黄门令如故;(朱)瑀封都乡侯,千五百户;(共)普、(张)亮等五人各三百户;余十一人皆为关内侯,岁食租二千斛。”

[138]《后汉书·宦者列传·曹节传》云:“(曹)节遂与王甫等诬奏桓帝弟勃海王悝谋反,诛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军侯。节亦增邑四千六百户,并前七千六百户。”

[139]《后汉书·宦者列传·吕强传》。

[140]《后汉书·宦者列传·曹节传》。

[141]《后汉书·灵帝纪》:光和元年,“始置鸿都门学生”。注云:“鸿都,门名也,于内置学。时其中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召,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相课试,至千人焉。”

[142]《后汉书·灵帝纪》。

[143]《后汉书·宦者列传·张让传》。

[144]《后汉书·宦者列传·张让传》云:“又还河间买田宅,起第观。帝本侯家,宿贫,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为私臧,复(臧)寄小黄门常侍钱各数千万。”

[145]《后汉书·宦者列传·吕强传》。

[146]《后汉书·灵帝纪》:光和三年,是岁作罩圭、灵昆苑。注云:“罩圭苑有二,东罩圭苑周一千五百步,中有鱼梁台,西罼圭苑周三千三百步,并在洛阳宣平门外也。”

[147]《后汉书·五行志》。

[148]《后汉书·灵帝纪》:“光和四年春正月,初置騄骥厩丞,领受郡国调马。豪右辜榷,马一匹至二百万。”

[149]《后汉书·灵帝纪》。

[150]《后汉书·皇甫嵩传》。

[151]《后汉书·党锢列传》。

[152]《后汉书·宦者列传·张让传》。

[153]《后汉书·宦者列传·张让传》。

[154]《后汉书·皇甫嵩传》。

[155]《后汉书·皇甫嵩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