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市、平林与东汉王朝的建立
在赤眉、铜马、新市、平林等农民大“叛乱”的火焰中,西汉的贵族、官僚、土豪、流氓,乘时纷起,揭起“反莽兴汉”的旗帜,割据郡县,并置将帅,改元建号,称帝称王。企图在农民大“叛乱”的火焰中,投机冒险,夺取政权。
当此之时,刘玄窜入平林,刘縯、刘秀起于舂陵,王郎称帝邯郸[1],刘永擅命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2],公孙述称王巴蜀[3],李宪自立淮南[4],秦丰割据南郡[5],张步起于琅邪[6],董宪起于东海[7],延岑起于汉中[8],田戎起于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东南)[9],隗嚣起于陇西(今甘肃临洮南)[10],卢芳起于朔方[11],窦融起于河西[12],彭宠起于渔阳[13]。这些野心家,都利用“叛乱”的农民,去剿灭农民的“叛乱”,借此扩大自己的势力,巩固自己的割据。同时,又相与合纵、连横,或相互侵略并兼,企图削弱他人,强化自己。
在农民大“叛乱”与群雄大角逐相互交织而构成之混乱局面中,刘秀投袂奋起于舂陵,剿灭了农民“叛乱”,削平了群雄割据,统一中国,再建商人地主的政权,是为东汉。
刘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是汉高祖九世孙[14],出身于一个没落贵族和商人地主的家庭,而且他本人就是一个商人地主。据《后汉书·光武纪》云:“光武年九岁而孤,养于叔父良。”同《纪》云:“初,光武为舂陵侯家讼逋租。”注:“舂陵侯敞,即光武季父也。《东观记》曰:为季父故舂陵侯诣大司马府,讼地皇元年十二月壬寅前租二万六千斛,刍藁钱若干万。”刘秀的叔父逋租如此之多,当然是一个大地主。同时刘秀之兄刘縯,也是南阳的一个大土豪,家里养活着大群的保镖,一味鱼肉邻里,武断乡曲。即因刘秀家中雄于资财,所以他才有资格到长安去读书。他在长安读书几年,不得而知,但知在王莽天凤年间,曾在长安受《尚书》于中大夫庐江许子威,略通《尚书》大义。以后,刘秀仍回到故乡,经理自己的田产。其兄刘縯“常非笑光武事田业,比之高祖兄仲。”地皇三年,南阳饥荒,其兄之宾客劫人,牵连刘秀,于是他避吏于新野(今属河南)豪族邓晨之家。从此就与邓晨合伙,往来宛县,经营囤聚粮食的买卖,因而结识了宛县的一般大商人,如李通[15]等,利用荒年而大发其横财,成为南阳的巨富。
地皇三年,新市、平林等南方的农民军,浩浩荡荡北向南阳;赤眉等北方的农民军,也以无遮拦之势,南入颍川。南阳一带,已处于南北农民军夹攻的危险环境之中。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刘秀之兄刘縯,遂招集乡里的流氓,武装自卫。同时宛县的大商人李通等,也推举刘秀出来,组织商人地主的保卫队。为了鼓励刘秀作军事冒险,当时李通等假造一种图谶,其文曰:“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刘秀虽然知道图谶是假的,但眼看新市、平林诸军就要进入南阳境,万贯的家财马上要化为乌有。于是将假作真,用图谶号召了大批的流氓,自己就带着这个小小的队伍,由宛县回到舂陵,与其兄刘縯的自卫队合伙。当时刘縯虽然已经起兵,但“诸家子弟恐惧,皆亡逃自匿,曰:‘伯升(刘縯字伯升)杀我。’后来他们看见刘秀也绛衣大冠,打扮得像个将军,于是众皆惊曰:‘谨厚者亦复为之,乃稍自安。’”这就是刘秀起义的经过,看起来,并不是一个什么了不得的场面,实际上,刘秀弟兄的起兵,不过是替南阳商人地主组织一个保卫队而已。
新市、平林诸军果然进入南阳的境界。为了避免冲突,刘秀弟兄乃派人和他们接头,愿意与他们合伙。刘秀的意思,以为既然合伙,就同是“诸贼”,“贼不抢贼”,他们的财产就得到保障了。
合伙的谈判成功了,南阳一带商人地主的财产,也因此而没有受到伤害。不仅自己的财产没有受到伤害,而且在西击长聚,攻新野,进屠唐子乡(今湖北枣阳县北),转掠湖阳(今河南唐河西南)诸战役中,还抢劫了不少的财物。
刘秀弟兄之组织武装乃至与农民军合伙,都是为了捍卫自己和邻近商人地主的财产。但是当时的政府,看到刘秀弟兄既加入“贼伙”,又与“诸贼”劫掠县邑乡聚,当然也就是“贼”。既是“贼”,当然也就要剿。不久王莽政府派来的剿匪军的前队,在甄阜、梁丘赐的指挥之下,开到了小长安(今河南南阳县南),就在这里与“诸贼”发生了接触,刘秀大败,退保棘阳(今南阳县南)。
第二年正月,刘秀卷土重来,沘水西岸一战,大败官兵,并且斩了甄阜和梁丘赐两员大将。同时刘縯又大破严尤、陈茂于淯阳(今南阳县西南),进围宛城。这两个胜利,就使刘氏兄弟的声名,为之大震,颇有压倒新市、平林之势。同时刘氏兄弟的心理也起变化,他们现在已经不仅以保卫本乡本土的商人地主为志愿,而是进一步企图把新市、平林“诸贼”的力量,引导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以图推翻王莽的政府,再建商人地主的政权。
但是刘氏兄弟的这种企图,遭受了挫折。不久,新市、平林诸帅拥立了另一个野心家刘玄为皇帝,并且杀了刘縯。当刘縯被杀的时候,刘秀迫于高压,不敢抗议,而且还不得不含悲忍泪,向新市、平林诸帅谢罪。虽然如此,从刘縯被杀之日起,刘秀便无日无时不在计划脱离农民军的队伍,独树一帜,以求实现他的政治抱负。所以当刘玄在新市、平林诸帅的欢迎之中,西入长安的时候,刘秀则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带了一支人马从洛阳渡河而北,向河北平原进军去了。
当刘秀北徇河北时,整个河北,都是农民军的世界。而郡县城邑,则为王莽所置的官吏所据守。刘秀知道,要平定河北,必须要剿灭农民军;要剿灭农民军,必须要获得城市以为军事的据点。因此他一渡过黄河,便打起大司马的旗号,巡行郡县,一路而北。当时河北郡守县令,知长安已陷,王莽诛死。刘秀就在一路迎降之中,北徇至蓟县(今北京城西南角)。
刘秀到一个郡县,便释放王莽时代的政治犯,并废止王莽的新政。因此,所过之处,官僚和商人地主,都争持牛酒迎劳。刘秀正兴高采烈,准备集合诸郡县的兵力,开始剿灭农民军的军事行动。他想不到又有一个冒称刘姓的王郎,自立于邯郸,截断了他的归路。并且还有一个故广阳王之子刘接,起兵蓟中,响应王郎。当时王郎移檄,通缉刘秀,史称“购光武十万户”。于是堂哉皇哉进入蓟县的刘大司马,现在不能不青衣小帽,从蓟县仓皇逃遁了。
“趣驾南旋”的刘大司马,就没有“奉命北徇”的威风了。在以前,是“所过郡县迎降”;在现在,是“晨夜不敢入城邑”。在以前,是沿途“吏民争持牛酒迎劳”;在现在,是“舍食道旁”,以豆粥或麦饭充饥。据史载,他有一次在饶阳的传舍中,混吃官饭,几乎被捕。又有一次,在滹沱河,王郎追兵迫近,如果不是河水结冰,他的历史就到此结束了。再有一次,在下博(今河北深县东南)城西,迷失了道路,幸而遇到一个老农告诉他往信都(今冀县)去的道路,因为信都为长安守,可以保护他。于是刘秀遂驰赴信都,信都守任光开城出迎,直到此时,刘大司马才缓过气来。
刘秀既入信都,即以信都为根据,重新打出大司马的旗帜,号召附近的郡县,募兵四千人。即以此四千人出击,占领堂阳(今新河西北)、贳县(今束鹿西南)。同时又派遣使节,联络王莽的和戎卒正(即太守)邳彤、昌城人刘植、宋子人耿纯,合兵攻陷下曲阳(今曲阳县),于是有兵数万人。即以此数万人北击中山,拔卢奴(今定县)。所过发奔命兵以为前锋;同时又号召郡县,共击王郎。郡县亦多起响应。遂连陷新市、真定、元氏、防子诸地,进而与王郎的大将李育在柏人(今隆尧西)发生了遭遇战。正当此时,上谷太守耿况,渔阳太守彭宠,各遗其将吴汉、寇恂,带领大队骑兵来会,更始也派遣尚书仆射谢躬带兵来讨伐王郎。于是刘秀乃大飨士卒,连兵围巨鹿,大败王郎之兵于南䜌(今巨鹿北),遂进围邯郸,拔其城,捕斩王郎。
刘秀既斩王郎,声势大震于河北。刘玄恐其尾大不掉,乃封之为萧王,令其罢兵回到长安。刘秀自其兄被杀以后,即日夜企图独树一帜。今既入河北,岂肯再回长安,自投罗网;加以其部下怂恿,劝其自取天下[16],于是辞以河北未平,不奉诏命。从此遂脱离刘玄的政府,而与之对立。
刘秀既立志创造帝业,所以毫不犹豫地开始了屠杀饥饿农民(赤眉、铜马)的军事行动。在更始二年的秋天,他亲统大军击铜马于鄡(今河北束鹿东)。又命吴汉将突骑,来会清阳(今河北清河东南),企图一举而歼灭河北的农民军。不料河北的农民军甚多,大有与这位候补皇帝决一死战之势。因而使得剿贼军“坚营自守”,不敢应战;只是采取封锁政策,绝其粮道,企图使饥民饿死。饥民因不得食,不得不逃遁。就在逃遁的当中,刘秀的大军出动了,追至馆陶,大加屠杀。正当此时,高湖、重连从东南来,和铜马的余众会合,与刘秀大战于蒲阳。结果,因为高湖、重连等农民军的领袖背叛了群众,大部分的饥民,都被骗而改编为刘秀的创业之军。由是刘秀遂有众数十万,故史称当时关西号光武为“铜马帝”。所谓“铜马帝”,即“贼帅”的别名。
刘秀之为“贼帅”,固不自此时始,他最初,就是凭借新市、平林诸“贼军”,才获得“将军”的称号;以后,还是从新市、平林诸“贼”所组织的更始政府,才获得大司马的头衔。现在,又依靠铜马诸“贼”的降附,才使他渐渐接近于皇帝的宝座。
刘秀既收编了铜马“贼众”,于是板起面孔,大发兵讨“贼”。据史载,他大破赤眉别帅与大肜、青犊于射犬(今河南焦作东南)。又于次年追击尤来、大抢、五幡于元氏,追至右北平(今河北东北部),但最后为农民军大败于顺水(一名徐水,今名漕河)北。以后刘秀复重整旗鼓,进至安次(今属河北),大破农民军,屠杀了三千以上的农民。农民军退入渔阳,刘秀又遣将追至渔阳,连战于潞东(今北京市通县东)与平谷(今属北京市),大破灭之。这样一来,河北的农民军,一部分被屠杀了,一部分转化为刘秀的军队,于是刘秀遂据有河北。
但是河北为四战之地,易于进取而难于保守。当时新市、平林,虽拥立刘玄,建号更始,但他们的底子,总还是农民军。此辈农民军,现在打起官军的旗帜占领了鄂北、豫西、陕西广大的地方,而且以大军据守洛阳,大有北伐河北之意。同时,赤眉、青犊之属,众数十万,还是蔓延于山东、皖北、河南一带,也大有随时窜入河北的可能。这些农民军对于刘秀,都是致命的威胁。
正当此时,赤眉、青犊之属,与新市、平林的政府,发生了冲突。当时赤眉、青犊之属几十万人,分道入关,西向长安,在长安附近与新市、平林发生激烈的火并战争。赤眉之属,攻破了长安,推翻了新市、平林的政府,再组织了赤眉的政府,而且以后赤眉、青犊与新市、平林的火并战争,还是继续进行。
鹬蚌相争,渔人得利。据史载,当时光武乃遣邓禹率六裨将,引兵而西,以乘更始、赤眉之乱。同时为了防止新市、平林溃入河北,又遣冯异扼守孟津(今河南孟津县东北)以拒洛阳。为了巩固河北北部的占领,刘秀又自徇燕、赵。此外,为了保护根据地及粮饷的来源,又命寇恂留守险要富实的河内(治今河南武陟西南)。这样一个布置,当然是攻守咸宜,可进可退。
当此之时,新市、平林因受赤眉压迫,其在河南者,果然北窜,但却被冯异、寇恂大败于温县。赤眉、青犊既西入关中,新市、平林又溃败于河南,自是大河以南的严重威胁解除了。
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即于此时,刘秀的诸将议,为刘秀上尊号。他们说:天下无主,刘秀应为皇帝。刘秀听到这种消息,即由蓟县兼程而南,但他向诸将说:“何将军出是言?可斩也。”至中山,诸将又上尊号,大概说“天命不可以谦拒,惟大王以社稷为计,万姓为心”。但是因为还没有满“三推”之数,所以刘秀“又不听”。行到南平棘,诸将又劝进。史载耿纯劝进之言曰:“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其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业既定,天人亦应,而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号位,纯恐士大夫望绝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为久自苦也。大众一散,难可复合,时不可留,众不可逆。”现在是第三次了,所以刘秀说:“吾将思之。”
正当刘秀“考虑”之时,上帝的使者强华捧着《赤伏符》从关中而来。符文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这《赤伏符》一到,当然是“皇天大命”降临于刘秀之身,而刘秀也就不得不“恭承天命”,即皇帝位于鄗,改鄗为高邑,是为光武帝。
现在,南阳的一个粮食商人,做了中国人民的皇帝,许多南阳的商人地主如李通等,都变成了新政府的要人。这个商人地主的新政府之成立,其意义就是农民“叛乱”之彻底的消灭。果然新政府的打击,首先就加于“叛乱”的农民。他一面派遣大军围攻新市、平林于洛阳,用收买政策诱降了朱鲔,于是“车驾入洛阳,幸南宫却非殿,遂定都焉”。一面遣岑彭击荆州的农民军,遣叔寿击五校于曲梁(今河北曲周西南),遣吴汉率九将军击檀乡于邺东。除五校外,都被击溃。于是这些屠杀农民的英雄,皆“为列侯,大国四县,余各有差”。
关东的农民军,已经被刘秀屠杀殆尽;但是关中的赤眉,还是高踞在皇帝的宝座。而且据《后汉书·刘盆子传》称,刘盆子即位以后,赤眉诸帅,“各闭营自守,三辅翕然称天子聪明。百姓争还长安,市里且满”。农民军的政府获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又据《后汉书·刘盆子传》云:“(盆子)时,掖庭中宫女,犹有数百千人,自更始败后,幽闭殿门,掘庭中芦菔根,捕池鱼而食之,死者因相埋于宫中……(盆子)使中黄门禀之米,人数斗。后盆子去,皆饿死不出。”在刘秀的大军包围长安时,赤眉不能从城外得到食粮,也许在城中有所征发,于是历史家书曰:“赤眉贪财物,复出大掠。”[17]
赤眉因“城中粮食尽”,遂决计退出长安。为了掩护退却,因纵火烧宫殿,引兵而西,沿南山西入安定(今宁夏固原)、北地(今甘肃庆阳西北)。在阳城番须的道中,遇大雪,坑谷皆满,士兵多冻死,于是再折回长安。当时刘秀的大将邓禹打起大汉的旗帜,袭击赤眉于郁夷(今陕西宝鸡县西),因此激怒了赤眉,遂发掘汉代皇家的诸陵,扬其尸骨以泄其愤。于是历史家又大书曰:“(赤眉)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凡贼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多行淫秽。”[18]
赤眉虽处于饥饿与包围之中,战斗力还是很强,更始残部和刘秀之军,仍然不是他的敌手。当时,更始将李宝招来了汉中贼延岑,企图反攻赤眉。赤眉大将逄安将十万人出城迎击,大败延岑、李宝的联兵于杜陵(今西安市东南),延岑败走,李宝投降。当赤眉大军与延岑等激战杜陵之时,刘秀之军在邓禹指挥之下,乘虚袭入长安。但是也在稿街的夜战中,被赤眉杀得大败而逃。
延岑虽败,不久又收集散卒,卷土重来,同时更始降将李宝,从赤眉内部倒戈,里应外合,夹攻赤眉。于是赤眉大败,自投川谷死者十余万人,逄安仅与数千人脱归长安。当此之时,“三辅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邓禹)遣人往往聚为营保,各坚守不下,赤眉掠无所得。十二月,乃引而东归”。[19]
刘秀知赤眉放弃长安,转旗东归,乃遣侯进屯新安(今河南渑池东),耿弇屯宜阳(今宜阳西),分为二道,以截其归路。下令曰:“贼若东走,可引宜阳兵会新安;贼若南走,可引新安兵会宜阳。”[20]明年正月,邓禹击赤眉于湖,大败。赤眉虽出关南向,冯异袭之于崤底(今河南洛宁县西北),刘秀又盛兵于宜阳,于是赤眉余众乃降刘秀。同时,冯异又击败延岑于上林(今西安市西),刘秀之军遂占领长安。
现在农民“叛乱”,总算次第剿平。正确地说,现在农民一部分在饥馑中饿死,一部分在战争中被屠杀,其余的则转化为野心家部下的官兵。虽然如此,群雄割据,天下还是没有统一。为了统一天下,刘秀又展开了削平群雄的战争。
在群雄之中,最构成刘秀之威胁的是刘永。当时刘永雄踞今日豫东、皖北,与山东的张步、苏北的董宪、庐江的李宪,连成一个很大的军事同盟。因而当时的刘永实际上拥有鲁西、苏北、皖北、豫东广大的土地,专制东方,成为刘秀的劲敌。若说“天命”,当然不得而知;若说“正统”,他是梁孝王八世之孙,比起刘秀的谱系,还要“正统”得多,“正确”得多。因此刘秀首先就要对付刘永。
建武二年夏,讨伐刘永之军,在将军盖延的指挥之下出动了。盖延攻陷了刘永的首都睢阳,刘永败走山东兖州境内之湖陵(今山东鱼台东南)。但睢阳的百姓迎刘永,刘永再回睢阳。后来盖延再围睢阳,城中食尽,刘永出走,为其部下所杀。刘永既死,其子纡继立,但不久又被诛灭。[21]接着张步[22]、李宪[23]、董宪[24]等亦先后为刘秀所击灭,刘永的势力,遂完全肃清。于是《后汉书·光武帝纪》曰:“山东悉平。”
与讨伐刘永集团同时,刘秀又遣别军南征秦丰[25],西击延岑[26],田戎[27],秦丰灭亡,延岑、田戎皆亡入蜀[28],同时,并以卑劣手段,刺杀盘踞河北之彭宠[29],于是北自幽燕,南至荆襄,皆已平定。而汉中诸农民军,亦告肃清。
东方虽平,但西南与西北,还是为野心家所割据。基中势力最大者为公孙述,其次为隗嚣,又次为卢芳。
当时公孙述据有益州之地,即今日四川、贵州和云南之大部分地方。资源丰富,地势险阻,北连隗嚣,东结延岑、田戎,称帝建号,以拒刘秀。并且他和刘秀一样,欢喜玩弄图谶,诈欺愚民。他从谶记中找出了汉运已尽,公孙当兴的预言,证明刘秀虽有《赤伏符》,也是枉然;反之,他却是上帝早就派好了来接受汉朝天下的真命天子。[30]他常常把这样的宣传品送到中原,与刘秀作精神战。刘秀别的都不怕,就怕别人也找到做皇帝的根据来对消他的皇帝,所以写信给公孙述,说他歪曲谶语,并且劝他投降[31],但是公孙述并不答复,仍然做他的白帝。
其次是隗嚣。当时隗嚣据有安定、陇西、武都、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诸郡。以今日地理言之,即据有甘肃全境。他南连公孙述,北结卢芳,西通诸羌匈奴,粮草充足,士马强壮,进可以闯入关陕,退可以自保边陲。而且隗嚣“素谦恭爱士,倾身引接,为布衣交”,以是“名震西州,闻于山东。”[32]
再次,是卢芳。当时卢芳,据有五原、朔方、云中、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雁门(今山西右玉南)五郡。以今日地理言之,即山、陕北部和内蒙古一带。他所处的地带,虽较为贫苦,但有匈奴做他的后台。实际上,卢芳的汉帝,就是匈奴派的。而且卢芳也和刘秀一样,造成了一套假的谱系,宣言他是武帝的曾孙刘文伯,常以此蛊惑群众,皇帝应该是他的。
现在,摆在刘秀面前的任务,就是剿灭这三个野心家。他最初很想用政治方法诱降公孙述和隗嚣,结果都不成功。以后又用种种方法,企图拆散公孙述与隗嚣的联盟,然后各个击破。结果也不成功。刘秀乃知非武力解决不可,于是首先进攻隗嚣。据史载,建武九年正月,隗嚣死,其将立嚣子纯为王。刘秀乃乘机发动军事进攻,并收买窦融,命其以河西五郡之兵,与汉兵夹击隗纯。十年十月,中郎将来歙等大破隗纯于落门(今甘肃甘谷县西),纯降,陇右平。
得陇望蜀,人之恒情。刘秀既灭隗纯,乃大发兵入蜀,征公孙述。建武十二年十一月,吴汉、臧宫与公孙述战于成都,大破之,述被创而死,益州平。
最后剩下一个卢芳,因为有匈奴的外援,刘秀屡遣吴权、杜茂往击,均不克。建武十二年,卢芳知刘秀已统一中国,独立不能相敌,乃逃亡匈奴。十六年,又来投降,刘秀封为代王,十七年又叛,后死于匈奴。
现在,江山重归汉,天下再姓刘,中国的历史,又由纷乱转入统一的局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