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周边和国际贸易的发展
汉武帝时，以长安为中心，西至塔里木盆地和中亚，西南至川、黔、滇和印度，东南至闽、粤和安南、南洋，东北至辽东和朝鲜、日本，都有中原商人的活动。同时，东南西北各国的商人，也纷纷来到中国。
张骞奉使西域，回来以后的报告，使中国人正确地知道当时西方世界的具体情况以及通达西方世界的道路。据张骞的报告，中亚诸国，如大宛、大厦、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大月氏、康居之属，兵虽强，可以赂遗设利，使之入朝进贡。诚得以义属之，则地广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惟通达中亚，只有一条捷径，即必须经南山北麓，而这里有匈奴人遮断通路，甚为危险。此外尚有一条通路，即从四川、贵州、云南经缅甸、印度以达中亚。因为在大夏，曾见邛竹杖和蜀布，据大夏国人云，此等竹杖和蜀布是从身毒买来的，身毒在大夏东南几千里，其国临大海。身毒既有蜀物，其地必去蜀不远，而且必有商路可通。因此照张骞的意见，如欲通中亚，只有两个办法，第一，是征伐匈奴，打通南山北麓之南道和北山南麓之大道，这是两条天然走廊；第二，是通西南夷，打通西南的国际通路。
这位探险家的海外奇谈，把好大喜功的汉武帝说得心花怒放。为了打通到中亚的商路，他决定从西北和西南两方面同时并进。讨伐匈奴的远征军，不久就不断地出动了；同时，派赴西南的政治使节，也“四道并出，出駹，出莋，出徙，出邛，出僰，皆各行一、二千里”（《汉书·张骞传》）结果，西南方面的国际商路，被阻于西南夷，始终没有打通，只能通过西南夷的中介，与印度商人进行间接的贸易。而在西北方面，则不久便打通了南山北麓和北山南麓的走廊，与西域诸国畅通无阻了。
南山北麓之东段，在过去本来是一片荒凉的溪谷（插图二七），在这里，只是稀稀落落有些匈奴人的帐幕和畜群，但是自从被西汉占领以后，这里便筑起了四个大城市，即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所谓河西四郡者是也。当时为什么要选定这几个地方设立郡治呢？其原因即因这几个地方，都有沙漠田，足以为屯戍军队的给养之补充。[159]自武帝时起，迄于西汉之末，河西四郡日趋繁荣，这些城市，不仅是汉朝往来西域的吏卒的补给站，也是国际贸易的商人寄顿之所。
当时国际贸易的商人，由长安出发前往西域，他们都必须经过河西四郡，由武威、张掖、酒泉而至敦煌。敦煌是河西走廊极西的一个都市，过此而西，则为西域的境界。这里在当时是汉军的根据地，驻屯着雄厚的边防军，囤积着如山的粮草，有巍然雄峙的堡垒（插图二八），有大将军的行营，有太守和田官的官署，有各种商店。李广利两次远征大宛，都是以敦煌为根据地出发的。
因为敦煌是汉朝西部的一个城市，西域商人到了这里，就算是蹈入了汉朝的边境；他们如果要再向东进，必须于此办理一切入境手续。而且在经过了盐泽沙漠之艰苦的旅行以后，亦必须于此略事休息。同时汉朝商人由内地到达敦煌以后，亦必须于此办理出境手续。而且为了开始横断盐泽沙漠的旅程，亦必须于此作缜密而充分之准备，如雇赁骆驼，购备粮食，装载饮水等，亦需要相当的时间。由此我们可以想到当时的敦煌市上，一定到处可以看到军队、田卒、商人和一群一群的骆驼队。
自敦煌而西，汉朝的商人便西向玉门。玉门关是当时汉朝极西的大门，过此而西，则为荒旷的盐泽。足足有一百二十英里的沙漠旅程（插图二九），才能到达塔里木盆地极东的一个城市，即所谓楼兰者是也。
盐泽在今日已干涸为一望无涯的罗布泊沙漠，除了北风以外，没有其他的东西。但据斯坦因的报告，这里在汉代，库鲁克河尚挟其水量流贯楼兰，曲折以入于盐泽。直至今日，在干涸了的库鲁克河之狭窄低槽的两岸，尚倒卧着成列的白杨和红柳的死干，指出汉代盐泽中的风光（插图三十）。
在汉代，横断盐泽，都有延续相望的堡垒，驻屯着守卫商道的戍兵。这些汉代戍兵留下来的铜箭镞、铁匕首、铁勒及建筑物上的木雕和器具，现在都已发现了。由此又知西汉时的商人通过盐泽时，沿途都有休息的驿站。
又据斯坦因报告，在罗布泊沙漠中一个较小的堡垒之北，发现了许多用树枝构成的房屋。在这里，发现了用古佉卢文、婆罗门文、窣利文及汉文等文字所写的木简。此外还有许多遗物，如美丽的漆盒、有画的丝织物、毛织物残片及木制农具等。在盐泽沙漠中的另一地方，又发现汉代古钱、金属零件及陶器碎片。又在距古楼兰遗址四英里左右之一突出的土台上，发现一葬地，其中除人骨棺木残片之外，尚发现各种殉葬物，如镂刻花纹的铜镜、木制兵器模型、家具、汉简、美丽的彩绢、地毡、绣品残片、堆绒毛织物及粗毛织物等。据斯氏说：“此等遗物，可以指定的时期，是在汉代，其时中国的贸易和国力第一次向中亚扩展，约在西元前第二世纪的终了。”又据斯氏报告，在盐泽的古道中，“沿途都可以找到中国的古钱，小件金属器物珠子之类的东西”。在某一个地方，“明明白白散布二百枚左右的中国古钱，距离相隔约三十码……这些方孔钱，都是汉代形式，似乎是新铸的一般，显然是护路人员（或商人）带的钱，绳子松了以后，从钱袋或箱子孔中逐渐漏了出来。”
以上考古学上的诸发现，不仅指明西汉商人穿过盐泽的一条古道的痕迹，而且具体地指明了他们携带的什么商品，以及往来盐泽中的商人不仅是中国人，也有中亚各国的商人。
过了盐泽，便到达楼兰。楼兰在公元前二世纪的终末，正是汉朝商人西入塔里木盆地之第一站，亦即盐泽沙漠之西边的桥头。汉朝的商人，经过了长途沙漠旅行之后，到了楼兰，必须休息几天；同时，由此东行的商人，亦须于此作过盐泽之一切必须的准备。因此，汉代的楼兰，也是欧亚国际商路上的一个重要站口。
楼兰古城，早已埋没于沙漠中了。晚近西欧考古学者于罗布泊北发现一座古城，最初发现者为俄人希亭，彼于此处颇获古书。后德人喀尔亨利及孔拉第二氏，据其所得古书，定此城为古楼兰之墟。沙畹氏考证斯坦因所得遗物，亦从其说。但王国维氏根据汉简及史籍遗文考证此罗布泊北之古城，绝非楼兰废墟，而谓系古之龙城[160]。不论此古城为古龙城抑为古楼兰，在西汉时，罗布泊之北有一城市，为当时商人寄顿之所，则已为考古学的发现证实了。
据斯坦因氏的报告，在这座被认为是古楼兰的废址中，发现用红柳条和泥土相间筑成的城墙，以及排成行列的枯死的树干，足见这里在西汉时代是一座白杨、红柳掩映的城市。汉朝的商人，到此以后，可以一洗盐泽中的风尘之苦（插图三一）。
“在遗址的西南部，发现一所大建筑物，一部分是用土砖造的，虽已十分残破，尚能看出是一座衙门的遗址。其中有一小室，原来或系用作监牢的。”其旁有粗陋的小屋，“大约是供非中国人之本地官吏所住的”。[161]在这里，除发现金属、玻璃、石质小件、金属扣、石印、镂刻花纹的汉镜及汉代的方孔钱以外，还发现中国文、佉卢文和窣利文的简牍。在中国文书中，“有从西域长史发出或呈长史的文书，及显然不属于当地军事行动的记录之残简。但其中有一大部分文书，却是关于当时中国一个小屯田区的一切统治事项的记录，如种植、存贮及运输粮食之类的记录。对于官吏及士兵，常有减少口粮的命令，当地不能自给的困难，由此可以显示出来了”。[162]
“又在遗址东南一英里左右，发现了一个大住宅区，这里有一所环以篱笆的果园，其中还残存着死去的古代果树，这是这个遗址中所见的古代种植遗迹之唯一的证明。在这大住宅区遗址中，还发现了许多有趣的遗物，其中有雕刻华美而又加了漆的家具的残片，装饰用的织物，以及饰以西方式地毡图案之拖鞋。”[163]
从以上考古学的报告，我们可以想见，这座古城在西汉时代，有着壮丽的衙门，鳞比的市肆，阔人的住宅，青葱的果园，还有东来西往的国际商队，这是何等繁荣啊！
到了楼兰，汉朝的商人如果要深入塔里木盆地的西部，有两条道路可通。其一，经塔斯马干（塔克拉玛干）沙漠之南，沿昆仑山北坂而西；其二，经沙漠之北，沿天山南坂而西。前者谓之南道，后者谓之北道，由南、北两道而西的商人，最后皆会于疏勒（治今新疆喀什市）。因为疏勒是塔里木盆地极西的一个大都市，从此再往西，便是高入云霄的帕米尔高原的大雪山了。
从南道而西的商人，离开楼兰以后，第一站是且末（今且末县南）。且末也只有沙漠田三十八平方公里，在沙漠田之四周，皆系流沙。这里在西汉时只有230户居民，1610人，他们就依靠这小小的沙漠田，种植谷物、果树和葡萄。斯坦因氏已经在这里发现了古代葡萄园和果树园的遗址，但这恐怕是东汉之物。
第二站是小宛（今且末县南）。这里在西汉时代，只有150户居民，计1050人。因为这里可耕的沙漠田更为狭小，而南边的昆仑山北坂，又都是草木不生的石山，不能养活更多的人口。
第三站是精绝（今民丰县北）。精绝在小宛西北，只有480户居民，计3360人。
第四站是戎卢（今民丰县南）。戎卢在精绝西南，是一个不大的城市，有居民240户，1610人。
第五站是扜弥（今新疆于田县城东北），扜弥是戎卢与于阗之间的一个城市，有居民3340户，20040人。到扜弥后，当时的商人可南到渠勒（今于田县南一带）。渠勒在扜弥西南，是一个小城，只有居民310户，2170人。
第六站是于阗（今和田西南）。于阗是南道最大的一个都市，位于于阗河的西岸。当时的于阗河，还是挟着昆仑山的水源，由南而北，纵贯沙漠，因之当时的商人，可以由于阗河的水路，通达北道诸国。于阗之所以成为一个大城市，主要是因为这里有很宽广的沙漠田（插图三二），其面积约达1600平方公里。在西汉时，这里即有居民3300户，19300人。当地的居民大抵以农业为生，而城市手工业，则以雕琢玉器闻名于当世。往来南道的商人，大都以购买于阗的玉器为主要的经商目标。
第七站是莎车（今莎车县）。莎车已经进到塔里木盆地西端大沃野之东头，这里有沙漠田2600平方公里，是盆地中的第二大沃野。在西汉时，这里有居民2339户，16373人。
第八站是疏勒。疏勒在塔里木盆地之极西，是南北两道商人总汇之所。这里，沙漠田东西长约100公里，南北宽约50公里，其面积达2650平方公里，为盆地中第一大沃野。有居民1510户，18647人。但在这里，往来的商队，其人数，或许超过土著人口。因为这里是南北两道商人会合之地，亦为东西商人必须寄顿之所。一方面，由中亚东来的商人，越过了帕米尔高原之后，必须于此休息；另一方面，由此往西的商人，亦须于此作逾越帕米尔高原之必要的准备。所以疏勒在当时，是一个五方杂处的国际城市。
现在，我们再折回楼兰，去追踪北道商人的旅程。从楼兰采取北道西进的商人，他们经过艰苦的沙漠旅程之后，才能到达尉犁（今库尔勒东北）。尉犁在焉耆河谷附近，有一小小的沙漠田，在西汉时，有土著居民1200户，9600人。当时汉朝政府在这里驻有戍兵，并派有田官田卒，在这里进行垦殖，以巩固这个军事据点。从这里北向焉耆（今焉耆县西南）的途中，沿途都有堡垒，以保障这条商路的安全。
第二站是焉耆，焉耆是北道的一个大城，在博斯腾湖的北边，当时有居民4000户，32100人。在博斯腾湖的西南岸，有一百余方里的沙漠田，出产谷物。这里在西汉时，无论在政治或经济上，都占重要的地位。
第三站是乌垒（今轮台东北）。乌垒是焉耆与龟兹之间的一个小城，只有居民110户，1200人。据斯坦因氏推测，这里附近的布古尔沙漠田，就是西汉时西域都护所在的轮台，可是并没有找到什么古代的遗迹，只是在从此西向龟兹去的土质沙漠中，沿路发现一群庞大的碉堡遗迹而已。
第四站是龟兹（今库车）。这里分布的沙漠田，其面积达1170平方公里，想见当时有着繁盛的农业。当时这里向北逾过天山，可以通达山北诸国，向南沿于阗河，可以横断塔斯马干（塔克拉玛干）沙漠，直抵于阗。地理的地位，既适宜于贸易，又想见当时有着繁盛的商业。据《西域传》云，这里在西汉时有居民6970户，81317人。人民从事田畜，亦能冶铸。
第五站是姑墨（今阿克苏）。姑墨在今拜城县西南一个小小的盆地之中，这里有沙漠田220平方公里。当时有居民3500户，24500人。
第六站是温宿（今乌什）。温宿位于今日阿克苏沃野之中，阿克苏沃野中的沙漠田，面积达1650平方公里，为盆地中第三大沃野。这里在西汉时，有居民2200户，8400人。
第七站是尉头（今阿合奇一带）。尉头是温宿以西的一个小城，在当时只有居民300户，2300人。过此而西南，则为疏勒。
从疏勒而西，中国的商人，便开始越过帕米尔高原之艰苦的行程。关于西汉时代中国通达中亚的古道必须经过的山地，斯坦因氏曾作几度冒险的探索。斯氏以为当时西行的商人，离开疏勒以后，即向着今日乌鲁克恰提关口和那一方面的帕米尔高原前进。第二天便要越过高达一万六千英尺的险峻隘口，陡然下降。在这险峻的高山上，如果纵目一望，“只见横越摩吉大山谷以达今日苏联所属之帕米尔东端的坚垒，白云弥漫，有若大海，真是汪洋大观”。当此之时，中国的商人，假若再读“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之句，恐怕要发笑了（插图三三）。
据斯氏报告，从这个隘口往下看，可以看到从南方冰峰上流下来的一条冰河的中段和下段，长约十里，这种壮大的伟观，真是人间稀有的奇景。过了这个隘口，山势陡然下降。当“下降时，要经过一连串险峻的山峰，附近是一些小冰河穿插其间：全程甚是困难，有些地方驮东西的牲口，真是无法通过”。过了这些险峻的山路以后，便到达了摩吉下面的大山谷，这里在当时，大概有些塞种人放牧，来往的商人，大概可以在这些塞种人的帐篷里，得到休息的机会。
从此往西，沿着帕米尔的极北边，上到今日喀什噶尔河西源的峡谷，经过五六天的路程，于是又要横越高达一万三千八百英尺的克什贝尔山。在这个山口，可以看见横亘东西高峰在二万英尺以上的外阿拉山，再向前进，便升到流向疏勒的玛尔堪苏河的河床，这里的温度，常在零度上下。
从这里往下去，商人们便走到了称为红水河的肥沃的克则勒河谷，这就是大阿拉山谷。古代从中原及塔里木盆地来的丝商，即沿这条山谷而下，以达中亚。从阿拉山谷一直下到大宛，塞种人的村落，足足有七〇英里之多，这一路上是塞种人夏季的大牧场。沿路上，南面大雪岭的山脉以及高近二万三千英尺的高夫曼峰，远远看去，如在画中。
在这一带，斯坦因发现了一些古代垦殖和形制草率的石屋遗迹；同样，在疏勒方面伊尔克什坦木和上面高度相同的处所，也找到垦殖的遗迹。因而可以想见古代商人在这条横越世界屋脊的大路上，除去阿拉山最高部分七十英里长的那一段以外，沿途一定可以找到给养和安身之所。由于篇幅所限，我不能再描写古代中国商人爬过帕米尔的情形。总之，他们必须经过最大的艰苦，才能越过这作为东西两个世界之障壁的帕米尔，而到达有阡陌井然的麦田和果树林的今日的费尔干，古代的大宛。
从敦煌到大宛，还有一条道路可通，这就是取道天山以北的准噶尔高原。采取这条道路的商人，离开敦煌以后，必须经过楼兰东北之荒凉的盐泽以到达今日吐鲁番盆地。据斯坦因考察，这一带的盐泽，自古以来就是地球上一个最低陷之处，最低陷的地方低于海面五十四米以下。因之，在夏天来往的商人，往往在这里碰到奇热的天气。而且在这一段沙漠的旅程中，商人们不能看到一点有生命的东西。一直到库鲁克塔格山麓，才能偶尔看到一些胆小的野骆驼。再向前进，走到库鲁克塔格山中，便可以看到疏疏落落有四百五十户人家散居山谷之中，这就是《西域传》上所谓山国（今新疆东部博斯腾湖东）。这里有五千左右的土人，大都以狩猎与畜牧为生，无城郭，随畜转徙。来往的商人，可以在这些土人的帐篷中，获得一次喘息。
这一段沙漠的旅程，不但荒凉不毛，而且经常有匈奴小组骑兵队袭来的危险。因为这里正当天山东麓的缺口，而这个缺口是匈奴人进出塔里木盆地的孔道。历史上记载匈奴人从这里袭入塔里木盆地的史实，不止一次。但是西汉政府沿着库鲁克塔格山麓，却建筑了成列的堡垒，用以保障这条商路的安全。
向天山北路行进的商人，到了山国以后，大概还要经过焉耆，然后北向车师。车师在今日吐鲁番盆地迪化（今乌鲁木齐市）附近，土地肥美，农产丰富，在西汉时代，为汉与匈奴必争之地。因为匈奴人既不能南入黄河流域，就必须占领这个盆地，然后才能养活他们的畜群，并进而向沙漠田中定住的人民征收贡赋。而汉朝方面，如欲巩固塔里木盆地的统治，以及保障欧、亚商路的安全，也必须占领这个盆地。西汉政府把这个盆地占领以后，汉朝的商人，才能经由天山北路进入中亚。
由车师而西，汉朝的商人，沿着天山北坂，便走进了准噶尔高原，通过卑陆（今乌鲁木齐市东北）、且弥（今乌鲁木齐市）的境界，以入乌孙。在准噶尔斜坂的高处，自古以来，就有很大的松林。稍为下去，则为广阔的牧场。这里的人民，大概居住在帐幕之中，以游牧为生。由此而西南，则进入大宛，与天山南路的商人相会。所以大宛是中国商人进入中亚以后第一个站头。西汉的政府不惜劳师动众，两度远征大宛，就是为了要在中亚建立一个军事的据点，以保障在中亚的贸易。
大宛在今日俄罗斯所属的费尔干，这里是希腊人极东的一个控制区。有人口六万户，三十万人。在这里，布满了葡萄园和各种果树，有广大的牧场，出产名马，汉朝称之曰天马。汉朝的商人，有不少从大宛买了葡萄和天马就回国了，但有少数，则由此再向前进，或北入康居，或南入大月氏，而尤以南入大月氏者为最多。因为到了大月氏，就可以碰到安息、条支、印度乃至罗马的商人。
当时中国商人，在中亚究竟到了一些什么地方呢？据《汉书·张骞传》云：“（张骞第二次使西域）既至乌孙……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同《传》又云：“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犛靬、条支、身毒国。”由此而知当时中国的政治使节，已远至于里海之北，波斯、阿拉伯与印度了。
在任何时代，特别在封建主义时代，国际贸易的进行，必须以政治力量作先锋。强国对弱国，则表现于军事的掠夺和政治的榨取。弱国对强国，则表现为朝贡的形式。因之西汉时代的所谓政治使节，实际上就是商队的领导人。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史籍上可以看出在这些外交使节的后面，跟随着大群的商人。《张骞传》谓自骞以后，前赴西域的“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以后虽渐减少，但在一年之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这些打着国旗做买卖的商队，他们赍操的货物与资本，“大放博望侯时”。而博望侯时的赍操，则为“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这些商队依照各人买卖的目的，走向不同的地方，“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
又据《张骞传》云：“自骞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无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来还，不能无侵盗币物及使失指。天子为其习之，辄复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赎。复求使，使端无穷而轻犯法，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相效。其使皆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由此而知当时派赴西域的成群结队的外交使节，并非朝廷的正式官吏，皆系一些妄言无行的冒险商人，他们利用政府的资本、货物，而贱卖以饱私囊。这些重装的外交使节，所以往往在路上遭到劫掠。
关于西南的国际贸易，史书所载极为简略，而又无考古学的发现足以印证，故无从详考。惟西汉时大夏市上有邛竹杖与蜀布，而此等货物又系自印度商人转贩而来，则当时四川与印度间之有直接或间接的贸易，又为确切之事。
汉武帝为了打通这条商路，曾派出许多使节，但据《张骞传》云：“其北方闭氐、莋，南方闭嶲、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
虽然如此，汉卒因此而通滇国。《张骞传》云：“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滇越。而蜀贾间出物者或至焉。”滇国在今日之昆明，与分布于今日滇、缅边境的哀牢夷，有着贸易的关系，当系可能之事。故以今日之地理度之，当时西南的国际商路，必系以蜀为中心，经犍为、越嶲、滇以至于昆明，通过西南夷的中介，由缅甸、印度以达于中亚之大夏。
现在，我们说到西汉时代的海洋贸易。《汉书·地理志》云：“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以上所记的地名，我们虽不能确证其为今日何地，但以航行的时间计之，已在一年以上，以每日航行六十里计之，自合浦（今属广西）出发至其终点已程不国，当有二三万里的海程。
据晚近学者推测，谓黄支国即《大唐西域记》中西印度境之建志补罗国。如此，则黄支之南的已程不国，当即当时之狮子国，今日之锡兰岛（今名斯里兰卡）。而介于合浦与黄支之间的诸国，则当在今日婆罗洲、新加坡及苏门答腊一带。究竟如何，这还要有待于将来考古学的发现之证明。惟东汉时夫甘都卢国（在今缅甸伊洛瓦底江中游）人与中国有着往来，则为文献所证明。张衡《西京赋》有云：“乌获扛鼎，都卢寻橦。”又云：“非都卢之轻趫，孰能超而究升也。”这里所谓“都卢”，就是“夫甘都卢”的简称。
再说东北方面的国际贸易。所谓东北方面，即指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及日本而言。中原与辽东半岛及朝鲜半岛的诸种族，自古以来，即有着交易的关系，这已经从考古学的发现上获得证明。至于日本，在秦代亦以蓬莱三岛之名而出现于中国的史籍。徐市等或者已经到达了这里。惟史籍记载不明，无从确证而已。
东北方面的国际贸易之畅通，当始于汉武帝征服朝鲜以后。史载武帝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以海军与陆军两道并发，陆军出辽东，海军浮渤海，两军会于朝鲜之首都王险城（今平壤市），并在朝鲜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于是朝鲜遂成为大汉帝国的疆土。我们从武帝征朝鲜之水陆并进，又知当时通达朝鲜，有水陆两道。而其贸易之中心地，则为当时之乐浪郡。这从乐浪已经发现许多汉代的漆器可以证明。
当时从陆路出发的商人，大都以今日的北平（今北京市），当时的燕（蓟）为根据，《史记·货殖列传》谓当时的燕，“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由此可以想见，这些商人从燕出发，或北入今日热河（原热河省，辖今河北省东北部承德地区、辽宁省西南部及内蒙古东南部），与乌桓交易；或东入辽西、辽东，与夫余（在今吉林农安一带）交易；或由辽东更进而南行，进入朝鲜半岛，与朝鲜、秽貉（今朝鲜东部）、三韩（今朝鲜南部）贸易。其由海道赴朝鲜者，则大半由山东芝罘出发，因为芝罘在秦代即为海洋探险的商人麇集之地。到西汉初，当然更加发展了。
除朝鲜以外，当时中国与日本，也发生了繁盛的贸易关系。《后汉书·东夷传》云：西汉武帝时倭“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又《汉书·地理志》云：“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从这种简略的记载，我们已经可以想见当时中、日之间的贸易关系。可惜东入倭国的商人之中，没有一个像张骞那样的人物，把这百余国的风土人情出产，详细记载出来，因而我们至今无从确考。但这些诸国，必系今日日本西北的诸部落，则可想见。因为只有这一带最接近于西方的大陆。当时日本的商人之入中国，大都先浮海至朝鲜之乐浪，《汉书·地理志》谓“乐浪海中有倭人”，即其明证。到乐浪后，舍舟陆行，经辽东半岛而入中国，故《文献通考》卷三百二十四《四裔考一》云：“倭人初通中国也，实自辽东而来。”
西汉时代，中、日之间确有贸易关系之存在，近来已有考古学发现的证明。日人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谓在日本博多罗湾沿岸，发现中国古代的铜剑、铜鉾：在筑前国筑紫郡春日村大字须玖、并系岛郡怡土村大字三云发现瓮棺，内多中国古镜、璧玉之属；又由系岛郡小富士村之海岸遗址，发现王莽时的货泉。这些器物和货币在日本沿岸之发现，即足以确证当时日本沿海岸，已有中国商人的活动。
总上所述，我们可以了然于西汉时代国际贸易的概况。当时中国已有三条商路通达中亚，其一由今日之甘肃、新疆越帕米尔高原而入中亚；其二，由今日之四川、云南经缅甸、印度以入中亚；其三，由今日之广东之合浦（今属广西）沿安南海岸，经南洋以达印度，再由印度登陆以入中亚。此外，则由水、陆两道通于朝鲜，并远至于日本。当此之时，中国的商人翻山越岭，乘风破浪，海浮陆行，遍于世界，真可谓盛极一时。
同时，外国的商人，也由四方八面来到中国。如《张骞传》谓：“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地理志》亦谓倭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又谓南洋诸国，“武帝以来，皆献见”。所以当武帝出外游历的时候，到处都可以碰到外国商人。《汉书·张骞传》云：“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赏赐，厚具饶给之，以览视汉富厚焉。大角氐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臧之积，欲以见汉广大，倾骇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氐奇戏岁增变，其益兴自此始。而外国使更来更去……”这段史实，一方面指明了当时来到中国的外国商人之多，同时也指明了中国的统治者，往往在人民贫困之时，而惯于向外国人表现一种虚伪的阔绰。从古以来，就是如此。
畜；或地饶广，荐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由此足见若无政府明令，当时农民虽饿死硗狭之地，亦不得自由徙于丰饶之乡也。
选家中书到遣都吏与县令逐捕搜索部界中，听亡人所隐匿，以必得为最，诏所名捕。”此追捕之例也。
十二。”“
昌里虞武强年十三。”“显美骑士并廷里辅宪十四。”“葆鸾鸟大昌里不更李恽年十六。“居延西道里张图年十七。”“
公乘孙辅年十八，长七尺一寸，黑色。”关于超过五十六岁者有云：“□□年五十七。”“
五十九。”“□□□□上造王福年六十，长七尺二寸、黑色。”“觻得武安里黄寿年六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