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西汉与中亚商路的开通
中国的中原种族,在四周诸种族的历史抑压中,过渡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从四周袭来之强大的历史压力,把中原种族紧紧地封锁在黄河流域的狭隘世界之中,过着一种被囚禁的生活。
四周的云雾太浓厚了,这使得中原种族看不见中原以外的中国,更看不见中国以外的世界。因此,尽管四周诸种族称帝称王,他们也知道得不很清楚;尽管西方世界的历史波涛,拍击着帕米尔高原的山麓,他们更是毫无所知;至于在洪涛巨浪的东南大海中之有人类的活动,恐怕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
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很快地过去了,不久便到了汉武帝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原种族,已经在长期的历史抑压中,发展成为一个坚强而有力的历史个体,于是他便在中国境内,起着核心的作用,展开了空前的历史膨胀。这在中国历史上,便是汉武帝之“勤远略”。
如前所述,西汉初,由于匈奴的南侵,在中国的西北,形成了一种紧张的形势;到武帝时,这种紧张的程度,达到了爆炸点,于是从这里展开了中原种族与匈奴之种族斗争的大活剧。
中国的大探险家张骞[103]之出使中亚,可以说是中原种族历史性活动之序幕。据史载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武帝派遣张骞出使中亚,寻找被匈奴人所驱逐而西徙的大月氏,希望他们回来,共同打击他们的世仇匈奴人。从中国本部通达塔里木盆地以至更西的世界,南山北麓是一条天造地设的自然走廊,张骞西使,必须经过这里;但当时的南山北麓,却为匈奴人所占领,所以张骞曾一度为匈奴所掳,囚居十年。后来张骞从匈奴逃去,经大宛、康居,终于到达了大月氏。当时大月氏已建国于今日之布哈刺,不愿回到故乡来复仇。张骞的直接政治使命,算是失败了;但中国却因此而第一次知道中原以外,还有广大的西方世界并从而开辟中国史上政治和经济之新的时代。
张骞的西使,整整十三年,后来取道塔里木盆地回国,复为匈奴所掳,囚一年,逃回长安。出国时,同行者百余人,归来时,只剩下一个同伴了。他回国以后,对于他所经过的塔里木盆地诸国以及中亚诸国,如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乃至安息、条支、身毒等国,都有详细而确实的报告。中国之知道在包围它的蛮夷世界以外,还有开化的种族,就是由于张骞的报告[104](插图十四)。
张骞在公元前127年之发现西域,其对于当时中国人的刺激,就正像后来1492年哥伦布之发现美洲对于欧洲人的刺激。他无异告诉中国的商人,金银地不在海中的三岛,而在塔里木盆地,在更远的中亚。因此,汉武帝在继对匈奴的战争之后,又为了打通到中亚的商路而斗争。
西汉与匈奴的战争,从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就开始了。当时西汉政府尚不知道匈奴领有广大的西北,他们企图一举而歼灭匈奴,但是失败了。[105]到张骞回国,于是战争的进行,更加积极。因而才有卫青等六将军之大规模的出击。[106]战争总算得到了报偿,匈奴经过了这一次打击之后,势已疲敝。到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西汉的将军霍去病又从甘肃东北大举出击,深入沙漠两千里,于是匈奴的势力,才从南山北麓一带撤退出去。[107]以后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匈奴又经过卫青、霍去病的痛击[108],到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自今日甘肃凉州以西,西至玉门[109]一带的地方,遂为西汉所有。因置酒泉(治今甘肃酒泉县)、武威(治今甘肃民勤东北)二郡,以统治其地。
匈奴虽然退出了南山北麓,但他们仍然统治着蒙古西北天山以北的世界,并支配着塔里木盆地东北一带的诸部落国家。因而他们的小组骑兵,经常从天山缺口南入楼兰一带,遮击汉朝派往西国的使节和商队。同时塔里木盆地诸小国的酋长和臣民,也仗着匈奴的靠山,往往拒绝供应汉朝使节的给养,并且趁火打劫,掠夺汉朝的商人。于是而有西汉与匈奴争夺天山东麓自然缺口之战争,结果,西汉把匈奴的势力从塔里木盆地之东北一带驱逐出去,巩固了对这个盆地的统治。[110]
西汉帝国的势力,一天天地西展,现在欲更进一步夺取天山以北的准噶尔高原,因而又送了一位美丽的公主远嫁于乌孙王,欲结乌孙(今新疆西北部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一带,都赤谷城)以夹击匈奴。于是而有细君的出塞。[111]
汉朝既拉拢了乌孙,又想再进一步臣属大宛(今俄罗斯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王治贵山城)。大宛远在帕米尔高原以外,原是那“深目高鼻”而“多须”的希腊人在中亚西北之最后的避乱所。他们在那里栽种葡萄、畜养马群为生。[112]虽然也经常看见汉朝来往中亚的使节,知道东方有个大汉国,但他们长期地处于匈奴人的支配之下,所以对待大汉的使者并不如对匈奴使者之尊敬。西汉政府为了此事,久已不快,适逢武帝派到大宛购买名马的使者为大宛所杀,于是而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李广利讨伐大宛之师。[113]
李广利的远征军需要横穿盐泽。盐泽者,即今日已经干涸了的罗布泊。罗布泊的地理情形据马可·波罗说:“这一片沙漠,据说由这一头骑行到那一头,要一年以上,此处较狭,横越过去也要一个月,全是沙丘沙谷,找不到一点可吃的东西,但是骑行一日一夜以后,便可以得到淡水,足够五十到一百人连牲口之用,多了就不行。”(插图十五)在这样地理环境中进军,当然艰苦万状,所以李广利进到大宛以前,军队的给养早已用完了。到大宛后,围攻一城,即大败而回,回到敦煌只剩下十分之一二的人马了。[114]为了保持中国在中亚的声威,于是而有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李广利再征大宛之师。这一次的远征军,却从前一次的失败中得到了教训,他们以灵敏的组织力,克服通过盐泽的困难,因而得以直捣大宛国都,杀其王,降其国,掳其名马,痛饮其葡萄酒,全胜而回。[115]
为了保卫这一条新开辟的南山北麓的大自然的走廊及巩固对塔里木盆地的统治,西汉政府,很快地就采取了妥善的措置。它一方面派遣大队的骑兵,搜索蒙古沙漠中之残余的匈奴势力,于是而有赵破奴远出令居(今甘肃永登西北)之师[116]。另一方面,又开始了巨大无比的国防工程之建筑,这就是把秦代的长城由令居向西延展,直达今日敦煌之西[117],于敦煌西北筑关曰玉门关,以为汉朝西部之大门。[118]而且沿新筑的长城,列置堡垒,驻屯戍兵,亭障相望,一直到今日新疆东部的白龙堆。[119]
汉代的长城与秦代的长城不同。秦代的长城,是一种防御的工具;而汉代的长城,则是一种前进政策的工具。汉代长城的西展,是与汉代武装征伐的西进相配合的。汉代的统治者,几乎想把长城向西延伸,接上天山,但是结果没有完成他们的理想,所以在长城极西的终点与天山东麓之间,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缺口,这个缺口,就成为以后匈奴种族进出塔里木盆地的孔道。
汉代新筑的长城早已颓废了,但敦煌西北玉门附近的一段古长城废址(插图十六),已由斯坦因发现了。据斯氏报告,他所看见的古长城不是用砖石建筑的,而是:“用苇草捆在一定的间隔,同泥层交互砌成的一道正规的城墙,全部经过盐卤渗透之后,坚固异常。墙外面同内部成捆的苇秆成直角形,还放有别的苇秆,捆扎得很仔细,形如束柴,砌成堤形。苇秆束一致长八英尺,厚约八英寸。”斯氏又说从保存得很好的一段墙,可看出其厚达八英尺,高达七英尺,因有盐卤之浸透,墙壁已成半化石的状态。
汉代的工程师,用苇秆和泥土建筑长城,没有其他的原因,只是就地取材而已。因为在甘肃西北沙漠地带,除芦苇外,没有其他的建筑材料。这种苇秆,当时西域的人民,早已用以为建屋及架桥材料。斯坦因氏曾在于阗附近的尼雅废墟发现若干汉代房屋,都是用苇秆夹泥以为墙。《后汉书·班超传》中亦谓:“焉耆国有苇桥之险”,此又以苇秆夹泥架桥之证也。
在汉代沿长城全线西至罗布泊沙漠,直达库鲁克塔格山(在新疆东部)麓,皆列置堡垒烽燧,即《汉书》上所谓亭障,以为瞭望敌人及传达烽火信号之用。据汉简载,汉代沿长城的烽垒,布列甚密,大概五里一燧[120]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塞。由于亭障烽燧万里相望,于是在中国的西北,筑成了一条坚强的防线。
汉代的烽垒遗迹,近来斯坦因氏已大有发现。据斯氏报告,他曾于敦煌西北“沿伸张出去的长城西段的光石子高原边上,发见很多距离不等而完整的古垒,翼然耸立。”(插图十八)这些古垒无论是用土砖或用泥造,都很坚固。大概基部方达二十英尺至二十四英尺左右,往上逐渐缩小,这在以前是一种小瞭望台,有雉堞作保护。大多数的台顶,只能用绳索攀缘上去,至今在砖墙上还可以看见托足用的孔穴遗痕。[121]
斯氏又在罗布泊沙漠发现了若干古代废垒(插图十七),其建筑式样及所用的材料,与在敦煌所见者相同。斯氏曾于沙漠中发现一座有城墙的小堡,据他考察,“这是中国的使节军队从敦煌到有人烟的楼兰地方的第一个休息的驿站。墙垣用苇秆和泥相间仔细筑成,与古长城的建筑同。其年代在中国第一次向塔里木盆地军事进展之后极为相合”。[122]正汉武帝时所筑也。
斯氏又“在库鲁克塔格山麓发现古代障塞遗址,绵延百余英里(插图十九),这些古堡其中有很大的,构造的形式与甘肃沿长城所发见者完全相同。此种堡垒,显然是公元前一百年左右,其时汉武帝通西域因筑长城建障塞,以保护从敦煌到楼兰的通路”。[123]
敦煌西北古长城的废垒,因为有敦煌汉简的记录之互证,经王国维氏的考证,已可骤得而呼其古代之名了。[124]敦煌以东,则至今尚无所发现,但我相信,将来一定是可以发现的。假使有人在居延一带,作有系统的考古,则居延汉简中之诸烽燧,也可以按图索骥,找出它们的地望了。
汉代对于烽燧,有着极系统而严密的组织。据汉简所示当时的烽垒之管理,依其地望之所在,分隶于河西四郡的太守。太守之下置都尉、都尉之下置鄣尉、候官、候长、燧长,这样就构成了边郡烽燧之层叠的管理组织。燧长之下则为戍卒,每一燧有戍卒三人至三十人不等,亦有多至百人者。此等戍卒担任守望举烽,以及采伐举烽用之薪柴及修理烽燧堆的任务。[125]
举烽的种类有三:一曰燔积薪,二曰举苣火,三曰放烽烟。大概白天放烟,夜晚举火,而且依敌人之远近多少而放烟举火,亦有各种不同之信号。如《居延汉简》有曰:“虏守亭障,不得燔积薪,昼举亭上烽一烟,夜举离合苣火,次亭燔积薪如品约。”“五百人以上能举二烽。”又云:“
传言,举二苣火燔一积薪。”此其例也。
汉代的烽燧堆,近亦由斯坦因氏发现。斯氏在敦煌西古长城线下看到一座一座的烽燧,还是凛然存在于沙漠之中。据斯氏的报告:“在许多烽燧处,看到一些断续的奇异的小堆,一般皆排成十字交叉之五点形或直线形,彼此相距不远。仔细考察,其底部宽约七英尺至八英尺,高一英尺至七英尺不等,皆系芦苇束作十字形交叉而建成。芦柴束初放时插野白杨树枝以为支持之用,时间稍久,即不需要了。经盐质浸润后,芦柴束已成半化石状态,但理其纤维,仍柔软如故。芦柴束的大小与用以建筑长城者相同,初以为系备不时之需,嗣于离长城较远之烽燧中,亦见此物,且屡见有经火烧而化为炭化合物者,于是恍然大悟,此种堆积的芦柴,显然是备作举烽燧之用的。”[126]斯氏的判断,甚为正确,盖汉简中常有卒几人积薪若干日,或若干束的记载,足以证实其说也。
从汉简的记录中,我们知道当时边防军的给养,如谷物布帛之类,都是从内地运去的。为了安放这些给养,当时沿长城线都有仓库的设置,这从汉简中有“仓长”“仓佐”的官名之出现,可以证明。此种仓库的遗址,斯坦因氏已在玉门关东五英里之地发现了。据斯氏报告:“在商道旁边长城后面有一很庄严的遗址,有三间相连的大厅,全长在五百六十英尺左右……坚厚的砖墙,至今有些处所,还有二十五英尺高,只开几个孔穴,显然是作为流通空气之用。外墙之内有内墙,四角有碉楼。建筑的奇特,使我们猜想,这或者是用作沿长城线军队驻屯移动及官吏和政治使节取道碛路时供给一切的仓库。后来在内墙一角,发现了许多中文木简,简上说到从敦煌沙漠田运送粮食以及积储衣物等等,于是把这个猜想充分证实了。”[127]
为了传达军事情报、命令及政府公文,沿长城线又有军邮的组织。汉简中关于往来文书,皆有登记。如《居延汉简》中有:“酒泉大尹书一封”,“书一封,张掖太守章”等记载。当时邮送文书,有缓急之别,其急者则“吏马驰行”;通常的文书,则“以邮行”“以亭行”“以次传行”。此种驿站的遗址,斯坦因氏在古长城线边也发现了。[128]
在汉简中有关于医药的记载,我们又知当时边防军中有医药的设备。当时装药的木箱,斯坦因氏也在古长城线边发现了,其一箱盖书云:“显明燧药函。”[129]
从汉简的记录中可以看出当时各烽燧皆备有武器,而主要的武器是弓矢。弓有六石弩、三石弩,矢有槀矢、䖟矢、郼矢、铜镞各种。此外有剑盾、革甲、马跤、曲㫋之类的军用品。除武器外,又有斧、锯、椎、凿、锄、臿、绳索、户扃、桮、著、尊、槃、案、衣箧之类的劳动工具及日用工具。
当时边防军军官的生活也很舒服。据汉简所示,他们头戴兰冠,身穿官裘,足登革履。《居延汉简》的日用账中有:“买牛百斤治脯”,“入小畜鸡子五枚”,“雄鸡一,雌鸡二”,“酒二石”,“曲十石”,以及购买猪肉、猪舌、猪肺、猪肝、猪胃,及胡豆、生姜等的记载,又知当时的军官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从“肉百斤值七百”的记载,又知当时的肉类每斤只卖七个大钱,无怪他们可以饱餐猪牛之肉也。
总上所述,我们因知在汉武帝开河西四郡、筑长城、列亭障的这一历史标题之下,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这种内容由于汉代遗址、遗物与汉简之发现,已经呈现了光明。
自从打通了南山北麓的天然走廊以后,中国派赴塔里木盆地及中亚诸国的政治使节踏着张骞的足迹而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同时,被西方称为“丝绸人”的中国商人,也络绎于途,万里不绝。西汉帝国的声威,不久便广蔽于中亚乃至罗马文明的中心了。汉朝向西发展的急先锋,无论政治使节或商人,都是打的大汉帝国的旗帜,都是自称为大汉帝国的臣民,因而西方诸国,亦以“汉人”称之。“汉人”者,大汉帝国之人民,乃言其国籍,并非指其种属。后来,习而久之,中国的中原种族,亦以“大汉族”自命,实则所谓“大汉族”者,乃系中国境内诸种之混合的构成,在中国原始的种族形成中,并没有什么“汉族”。[130]
西汉的声威虽已远及中亚,但匈奴仍然封锁中原通达中亚之天山北麓的大道,并常与龟兹、楼兰等国遮杀汉使,于是而又有昭帝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傅介子刺杀楼兰王之事。[131]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所以到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乃大发兵与乌孙夹击匈奴于天山之北,于是匈奴始衰。[132]而同时汉朝也占领了天山东麓之南的吐鲁番盆地,在塔里木盆地中树立了自己的经济基础。[133]
匈奴既不能南入黄河流域,又从塔里木河流域被驱逐出来,生活环境日益艰难。到宣帝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五单于争立,国内大乱。[134]后来五单于为呼韩邪单于所并,但其兄呼屠吾斯亦自立为郅支骨都侯单于,兄弟内战,而匈奴遂分南北。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南匈奴呼韩邪款五原塞,降于汉。而北匈奴则远徙吉尔吉斯西北一带。[135]到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大汉的西域校尉陈汤与都护甘延寿远征康居(约在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王都在卑阗城),斩郅支单于,传首京师。于是北匈奴益西,大概在公元四世纪初,他们便出现于欧罗巴的原野了。
南匈奴既降附,北匈奴又西走,自是汉朝西北无敌人,而中原通中亚的商路遂得畅通无阻。惟自元帝时(公元前48年)起,西汉的政权逐渐腐化,政治力量已日益衰落,从此以后,对西域的统治力量也渐弱。虽然如此,至西汉末年,西域佩汉印绶者尚有三百七十六人。直至王莽始建国五年(公元13年),焉耆杀汉都护但钦,汉朝在塔里木盆地的统治,才开始动摇。以后中原大乱,天山南北一带的地方,又再转入匈奴的手中。
西汉帝国在西北方面与匈奴的战争,继续了一百年之久。与对匈奴的战争平行地发展,西汉政府同时又曾发动了对百越、群蛮、东胡、西羌的战争。在这些征服战争中,很容易地获得了胜利,然后它又全力昂扬西进。
早在开始西进政策之前,西汉的水军,就在浙南登陆,占领了今日钱塘江以南的地方,开始了对东南沿海一带百越之族的武装征服。他们把今日浙江南部的东越之族,强制移居于江、淮之间,而占有其地,以为进攻福建的“闽越”之军事的据点,自是东越遂虚。[136]
在征服东越后之第三年,西汉政府,又发动了远征闽越的战争。大军两路并进,一路出浙江,一路出江西,以向福建。当时闽越之王郢发兵距险,以与汉军战。不幸种族内部发生了叛变,杀其王以降于汉。汉天子认为“首恶”已除,遂立丑为越繇王,余善为东越王,使共拒南越。自是汉朝的势力又深入福建。[137]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汉朝开始对南越的征服。军事的压迫与政治的诱降,双管齐下。一方面,各路大军在路博德统率之下迫近南粤的边境;另一方面,成群的政治使节,同时出现在南越的宫廷。在这样威胁利诱的形势之下,南粤的国王,开始动摇。但是即于此时,南越的首相,杀了国王,再组织抵抗汉朝的政府。汉朝的诱降政策失败后,便是武装的进攻。[138]
第二年(公元前112年)大规模的南征开始了。当时汉朝的大军五路出发:两路出湖南,下湘水;一路出江西,下赣水;一路出贵州,因夜郎兵下西江;一路出福建,因闽兵,沿海而西。除福建一路中途持两端以外,其余四路,都胜利地攻到了广东。他们会师番禺(今广州市),“纵火烧城”,并以水军擒新立南越国王建德及相吕嘉于海中。自是广东、广西,西南至今日安南之东北,皆为汉朝之郡县。[139]
福建一带的闽越,虽曾经征伐,但并未完全降服,因而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又有东征之师。当时大军分道入闽越,杀其国王,降其种族,徙其族类于江淮之间,于是史家书曰:“东粤遂虚。”[140]
早在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朝的势力,即已深入西南。当时武帝以唐蒙为中郎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属笮关(今汉源县),南入贵州之西南,招降夜郎及其旁诸蛮部落,而以为犍为郡(治今四川宜宾市西南)。嗣后,张骞使大夏见邛杖,又知自中国西南有通身毒(今印度)之路,自是汉代寻求身毒的使节,不绝于西南道上,但皆被阻于且兰(贵州贵定至福泉一带)而不得通。及汉攻南越,令发南蛮兵,而且兰拒命,并杀汉使者及犍为太守。于是西汉政府乃以征伐南越之师,西征云贵四川诸蛮。到元封二年,遂平西南夷,自是南蛮在中国之最后根据地,都变成了汉朝的郡县。[141]
羌族在西汉时代,处于匈奴、汉族及南蛮三大势力之间。向北发展,则阻于匈奴;向东发展,则阻于汉族;向南发展,则阻于南蛮。在这种历史压力之下,其一部分族类,则西徙中亚;其另一部分,则南徙青海、西藏;又一部分,则先后同化于南蛮。其原来散布于甘肃西南一带的诸羌之族,至此其势力已甚微弱。虽然如此,当汉与匈奴进行战争之时,羌族也扮演着一个穿插剧情的角色。武帝时,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团结起来,与匈奴联合,夹攻汉军。[142]宣帝时,又进攻金城(治今甘肃永靖西北),企图截断中原通达西域之路,于是而有赵充国讨伐诸羌之役。当时赵充国胜利地击溃诸羌,屯田临羌,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143]至于元帝,陇西诸羌又曾一度叛变,经冯奉世将军的讨伐,也就平息了。
最后,说到汉朝之东北征伐。西汉初年的势力,仅及于辽东。辽东以外,都是东夷的世界。到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武帝派遣使臣涉何去招降朝鲜,但朝鲜王右渠不奉诏。汉以涉何为辽东东部都尉,准备对朝鲜的军事进攻。但是朝鲜却先发制人,他们发兵攻辽东,杀了涉何,于是而有元封三年征伐朝鲜之师。当时汉兵海陆并进,终于征服了朝鲜,以其地为真番(治今朝鲜礼成江、汉江之间)、临屯(治今咸镜南道北部)、乐浪(治今平壤市南)、玄菟(治今咸镜南道咸兴)四郡。[144]但是西汉政府始终没有伸张其势力于辽水之北,因而这里就成为东胡族最后的自由天地。
总上所述,我们因知西汉至武帝时,简直在战争中疯狂了。当时,西汉征服的地区,固不仅“西荡河源,东澹海滣,北动幽崖,南耀朱垠”,而且远度龙堆(今白龙堆沙漠),横绝沙漠,西越葱岭,威震中亚。历身热、头痛、悬度(山名)之险,服大宛、康居、奄蔡(今咸海至里海一带)之王,受月氏、安息(今伊朗高原)、罽宾之贡,接身毒、条支(今伊拉克境内)、大秦(罗马帝国)之光。当此之时,“天兵四临,幽都先加;回戈邪指,南越相夷;靡节西征,羌僰东驰。是以遐方疏俗,殊邻绝党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绥,莫不跷足抗首,请献厥珍”。这真是“圣风云靡,英华浮沉,洋溢八区;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呜乎!“盛哉乎斯世!”
自武帝以至昭、宣之世一百年间,汉族在中国,正像一个太阳,其他诸种族,则像环绕着这个太阳的一些行星。因此其他诸种族,虽然各有其自己运行的规律,但从中国史之全面运动看来,这些诸种族还是以汉族的历史为中心而规定其运动的方向。中国史再不是一些碎片的自由活动,而是在一个历史动力的运转之下,展开了全面的发展与统一的运动了。
大月氏,是中国历史运动压抑中第一次抛出去的一块历史碎片,也可以说是中国这个太阳系统中的一颗流星,这颗流星,降落在中亚,像陨石一样,落在妫水流域。然而它在妫水流域,却大放光明。匈奴人把大月氏抛掷到中亚,大月氏人又把希腊人抛掷到印度,到费尔干,希腊人又再降落在印度文化中,降落在中国文化的边缘。同时大月氏又把阿萨克斯人逼向西走,于是而罗马人又不幸地领略阿萨克斯人的响箭。
北匈奴是中国历史运动压抑中第二次抛掷出去的一块历史碎片,也就是中国这个太阳系统中第二颗流星。这颗流星后来降落在欧罗巴的原野,成为四世纪西欧历史的动力。
至于武、昭、宣时代,中国军队在中亚之出现,那已经不是流星,而是太阳光芒的照射。当此之时,汉朝的文明光辉,已经把西藏、青海除外之今日的整个中国,照得通明,并且通过南山北麓之颈形的狭管,在天山南北,射出它的光辉。这种光辉,渐渐向中央扩大它的照射,大约在里海、黑海之南,便与罗马共和国的光辉交光连彩,呈现出一种奇异的美景,这就是东西两个世界的历史运动之交流,亦即世界史的运动走向统一的表征。
匈奴的狂飙吹过了,西汉帝国的光辉也暗淡了。汉代的历史,已经到了黄昏时代。四周的诸种族,又像云雾一样,渐渐升起。中国史的运动,又从向外扩张,转向对内火并。这就是西汉末年的历史图画。
一切都过去了,但是汉族与蛮族的势力之消长,却在西汉史上,画出了一条永远不能磨灭的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