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风满楼”，正是始皇临死前夕中国社会的情景。所以当始皇一旦魂断，宫车晚出，接着便到来了一个暴风雨的时代。这就是爆发了中国史上有名的陈胜、吴广所领导的农民“大叛乱”。

陈胜、吴广所领导的农民“大叛乱”之爆发，决不是一个偶然的历史爆炸，而是自始皇兼并天下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之必然的归结。我们知道，始皇所接受的天下，是一个久经战争、凋零残破的天下，像这样的天下，如果不在很好的复员政策之下，使之经过长期的休养生息，决不能恢复元气，从而使社会生产力走向更高发展的道路。但是秦代的政府，为了过于积极地实现商人地主的利益，并没有经过必要的复员阶段，马上又在这凋零残破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再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战争动员与劳役动员。军事的征发，经济的榨取，政治的收夺，以风行雷厉之势，齐头并进，把那患贫血病的社会之最后一滴血液，也抽出来了。匈奴打退了，南越征服了，长城建筑了，驰道开辟了，阿房宫也落成了，可是旧贵族的铁锤也伸出来了，农民的反叛标语，也发现了。

然而在始皇时代，始终尚能维持一种表面的平静，这就因为当时统治者内部，还能在始皇的领导之下维持一种和衷共济的局面，因而中央政府尚保有一种强大的力量，从而得以以此为出发点而行使其对全国人民之武装的镇压，政治的迫害，刑罚的威骇以及文化思想的剿灭。但是独裁政治、政治领袖个人对于政治全局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所以当始皇的呼吸一断，统治者内部便发生了残酷的内乱。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的灵前会议，就正是统治者内部决裂的起点。统治者内部的决裂，当然要削弱统治的力量。为了要用这种已经削弱了的力量来继续支持其统治，当然要对人民行使其更残酷的压榨。这样一来，秦代的政权，就正像一个患了狂热病的人，在大烧大热之中，归于死亡。

早在始皇时代，秦代统治者内部即已开始分裂的过程。在当时，显然有三个派别的存在。其一是以扶苏为首的新贵族派。秦代所有的公子及公主，都是属于这一派。这一派拥有庞大的国防军队[44]，掌握着边防要塞[45]，在中央，也有相当的势力[46]。其二，是以李斯为首的官僚派。所有出身于商人地主的官僚，都是属于这一派。[47]这一派拥有雄厚的财政后援，把持中央政府，左右国家大政方针。[48]其三，是以赵高为首的宦官派。所有当时宫廷的“中人”或“内官”，都是属于这一派。[49]这一派包围在始皇的左右，掌握着宫廷的秘密，狐假虎威，狗仗人势，他们是独裁政治的副产物，也是无恶不作的杀人犯。

这三派因为身份不同，主张亦不同。贵族派为了稳定社会的秩序，从而巩固其万世一系的帝统，所以主张对外采取守势，保存实力；对内与民休息，恢复元气。[50]官僚派则相反，他们为了积极实现商人地主的利益，所以主张对外推行开疆拓土的冒险政策，对内推行残民以逞的暴君政治。[51]宦官派可以说没有主张，但是为了窃权弄势，他们却希望有一个可以随便欺蒙的皇帝。[52]

此三派者，以要求各异，政见不同，始皇时，即常发生明争暗斗。始皇知之，但以三派皆忠于自己，故兼容并蓄。但始皇之属意，则为贵族派的领袖公子扶苏；所以在他未死之前，即授以兵权。到弥留之际，又赐书扶苏，嘱其“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并赐以皇帝之符玺。

始皇死在沙丘途中，当时贵族派没有一人在侧，于是宦官派与官僚派在沙丘开了一个秘密的联席会议[53]，决定秘丧不发，遗嘱缓发，把始皇的尸体与鲍鱼放在一块，运到咸阳再说。[54]在灵车的行进中，宦官派领袖赵高提出了重大的政治阴谋，这就是矫诏杀扶苏与蒙恬而拥立胡亥承继帝位。并且压迫官僚派领袖李斯在他们政治阴谋的决议案上签了字。[55]乃“诈为受始皇诏丞相，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扶苏与蒙恬，命其自杀，扶苏信为父命，遂自杀。蒙恬知其伪，不肯死，即以属吏，系于阳周（今陕西子长西北）。于是政治阴谋，很迅速而顺利地完成了。

现在胡亥做了秦代的二世皇帝，赵高为郎中令，宦官派执政了。他们第一个政治任务，当然是以毫不容情的手段，消灭所有的新贵族派。并且同时打击官僚派。因此赵高向二世提供了“灭大臣而远骨肉”的办法。于是首先“杀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矺（磔）死于杜。财物入于县官，相连坐者不可胜数。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书曰……臣请从死，愿葬郦山之足……胡亥可其书”。[56]这样一来，秦代的新贵族，都屠杀殆尽了。现在开始把刀锋转向官僚。在“贫者富之，贱者贵之”的原则下，已经开始“除去先帝之旧臣”的工作，仅存的旧官僚，则在“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的情形之下，“人人自危”。这样一来，官僚派也被打倒了。现在，秦代的皇帝，已经不是商人地主的皇帝，而是宦官的皇帝了。[57]

现在灾难要降到农民身上了。阿房宫的建筑，再开了工；匈奴似乎有南向的企图，征兵的命令急于星火，迟过限期者处死刑。为了满足皇帝“狗马禽兽”之欲，“郡县转输菽粟刍藁，皆令自赍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又以“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现在普天之下，到处都可以看到开赴边塞的壮丁大队，到处都可以看见开赴咸阳的劳役大队。“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这真是到了农民忍无可忍的时代了，果然陈胜、吴广[58]树起了“叛乱”之旗。

公元前209年七月的某一天，有九百人左右的一队壮丁，在两个县尉的押送下，在大风雨中向着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西南）行进，这就是开赴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的戍卒之一队。有两个轮廓分明的屯长，这就是中国史上有名的人物陈胜、吴广。这一队戍卒，因为“大雨，道不通”，已经是“失期”了。但他们知道秦代的法律，“失期，法皆斩”。

天晚了，而雨更大，队伍在大泽乡驻扎了。死的威胁压迫着这两位屯长产生了叛变的思想，他们说：“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于是陈胜、吴广遂决定假借扶苏或项燕的名义，举行叛变。因为扶苏无罪被杀，当时“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而“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借此二人的名义为天下唱，则响应者必多。

但是陈胜、吴广都是雇农，所谓“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目前与诸戍卒又同为“迁徙之徒也”。一旦举义，在群众中必不能发生信仰。于是不能不玩弄魔术。

第二天早晨，戍卒买鱼烹食，于鱼腹中得帛书，书曰：“陈胜王。”当天夜晚，戍卒们又看见附近丛祠中，夜篝火，作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这些戍卒都是富于迷信的农民，他们深信鱼和狐是不会骗人的。现在陈胜在戍卒心目中，已经不是雇农，而是他们的真命天子了。

队伍驻在大泽乡，好几天都没有开动。而且吴广屡次宣言要逃亡，其目的就是要激怒县尉，好假借题目发动叛乱。县尉果然被激怒了，挺剑而立，笞杖吴广。于是吴广夺剑杀尉，陈胜佐之，连杀两尉。这真是反了呵！

九百个戍卒已经集合，陈胜慷慨激昂地向他们演讲。他说：

“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借第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陈胜的演讲在九百个戍卒热烈的狂呼中结束了。“叛乱”的消息，即刻传遍了大泽乡。那里的三老、啬夫、游徼和亭长，一个个都吓得面无人色，农民们在恐怖的空气中，呈现出笑容。

在大泽乡的旷野里，筑起了一个很高的土台，陈胜、吴广站在土台的上面，九百个叛变了的戍卒都袒了右臂，站在土台的前面，许多大泽乡的农民都拿着锄头木棒，围绕在土台的周围。愤怒的情绪，使每一个戍卒和农民的头发，都竖立起来。现在，他们开始了誓师的典礼。没有别的祭礼，就用了县尉的脑袋，当作祭告天地的猪羊。“叛乱”的戍卒和农民，当场推举陈胜为将军，吴广为都尉。接着便是一阵惊天动地的怒吼，就在“叛乱”人民的怒吼中，升起了“大楚”的旗帜。

现在“叛乱”的农民，在陈胜、吴广指挥之下，开始了“叛乱”的行动。他们很迅速地占领了大泽乡，又攻占了蕲县，巩固了叛变的根据地。然后由蕲县而东，展开了他们的攻势。在一个符离的叛卒葛婴的指挥之下，攻陷了铚（治今宿县西南）、酂（治今河南永城西酂县乡）、苦（治今鹿邑东）、柘（治今柘城北）、谯（治今安徽亳县）等诸县。在叛军行进的当中，邻近的贫苦农民都纷纷起来斩木截竿，自动地加入叛军的队伍。不及一月，陈胜的旗下，便有“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了。

现在，大队的叛军，转旗而北，进攻河南的陈县（今河南淮阳）。陈县的秦吏，闻风而遁，叛军在人民的热烈欢迎中，进入了陈县。“叛乱”的声势，一天天扩大，久经逃亡的旧贵族，所谓“豪杰”与“贤人”者，如张耳[59]、陈馀[60]、魏咎[61]、周文[62]等，都纷纷投到陈胜的旗下。甚至孔子的八世孙孔鲋，也抱着孔子的礼器，往归陈王。[63]这样一来，陈县遂变成了苦难的农民、落魄的旧贵族以及一切反对秦代暴政者之“叛乱”的中心。而陈涉则变为反秦斗争的首领（插图五）。

现在，农民“叛乱”的野火，到处燃烧起来了。据《陈涉世家》云：“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如：“陵人秦嘉、铚人董绁、符离人朱鸡石、取虑人郑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将兵围东海守庆于郯。”又：“阳城人邓说将兵居郯”，“铚人伍徐，将兵居许”。此外，“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总之，当时的农民，到处发动“叛乱”以响应陈胜的起义。

为了统一军事的指挥，和展开对秦代政府的攻势，陈胜感到了有组织政府的必要。“叛乱”的农民都主张陈胜称王，但是旧贵族却反对陈胜自己称王，主张他“遣人立六国后”[64]，“示天下无私”。结果，陈胜还是在农民拥戴之中，立为张楚王。“以上蔡人房君蔡赐为上柱国。”“朱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以孔鲋及鲁国的诸儒生为博士。农民军的政府，总算草草地成立了。

陈胜本来是雇农出身，并没有受过相当的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他的伙伴，也都和他的知识水准差不多。因此，一切政治和军事的大计，都取决于旧贵族，尤其是张耳与陈馀。现在旧贵族开始他们的政治阴谋，这就是企图把农民的武装转移到自己的手中，同时从陈王的政府中，排除农民派的势力，以转移这个政权的方向。

插图五

陈王政府，在以前，曾有一个军事布置。他一方面遣葛婴去联络淮河流域的农民军，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另一方面，也派兵遣将，展开了四方八面的攻势。如“以吴叔为假王，监诸将以西击荥阳。”“令汝阴人邓宗徇九江郡。”“令铚人宋留将兵定南阳，入武关。”以配合吴广西攻荥阳的攻势。又“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进取齐鲁。但是现在却因葛婴曾“立襄强为楚王”而杀了葛婴，派武平君畔为将军，监郯下军；又以吴广攻荥阳不利，另派陈之“贤人”周文为将军西击秦，吴广部将军田臧又矫陈王令，诛吴广；以后邓宗亦被杀。这样一来，农民的武装，大部分已移转到旧贵族之手。

同时，陈胜在大批旧贵族包围之中，也渐渐腐化了。据《陈涉世家》云：陈胜“已为王，王陈。其故人尝与庸耕者闻之，之陈，扣宫门曰：‘吾欲见涉。’宫门令欲缚之，自辩数，乃置。不肯为通。陈王出，遮道而呼涉。陈王闻之，乃召见，载与俱归。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伙颐！涉之为王沈沈者！’楚人谓多为伙。故天下传之。伙涉为王，由陈涉始。客出入愈益发舒，言陈王故情。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陈王斩之。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这段故事就说明了陈胜称王不久，便失掉了农民的信仰。

又据同书所云：陈胜“以胡武为司过，主司群臣。诸将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系而罪之。以苛察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辄自治之。陈王信用之。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

现在的陈胜，已经不是农民的领袖，而是旧贵族的傀儡了。于是陈馀乃说陈胜曰：“大王举梁、楚而西，务在入关，未及收河北也。臣尝游赵，知其豪杰及地形，愿请奇兵北略赵地。”陈王乃以故所善陈人武臣为将军，召骚为护军，张耳、陈馀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赵地。同时令周文率大军西攻函谷关。令周市之兵，续向山东推进。

武臣之军，一渡过黄河，于是太行山以东的逃亡的旧贵族，都乘时而起，企图恢复旧政权。所以武臣一入邯郸，便被拥立为赵王。以后韩广北徇地，燕贵人豪杰又拥立为燕王。同时齐之贵族田儋亦自立为齐王，并反击周市之兵。周市返至魏，亦请立魏之贵族公子咎为魏王，陈王许之。这样一来，黄河南北，完全是旧贵族的天下了。这就是司马迁所云：“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的历史内容。

进攻函谷关之军，已经打破了函谷关，西至于咸阳附近之戏（临潼东）的地方。他们等待河北之军，由山西西进以为声援。可是武臣等忙于自立，不肯西进，而且听张耳、陈馀之计，北徇燕、代，以牵制陈胜。于是进入函谷关之兵，遂陷于孤军深入的危险之中。

农民“叛乱”的消息早已传到咸阳。赵高为了安定人心，往往故示镇静。惟现在叛军已迫首都，再不能掩饰。为了应付严峻的局面，于是一方面借着讨论陈胜之事，召见残余的贵族而尽予屠杀，以消反侧，一面借着三川（治今河南洛阳市）失守的事件，诬陷李斯之子李由（当时为三川郡守）通“贼”，而将李斯夷三族，以集中政治的权力。然后“令少府章邯免郦山徒、人奴产子，悉发以击楚大军”。

陈胜所领导的农民军，本系一群愤怒的乌合之众，当然经不起有组织的政府军的打击。所以两军一旦接触，而周文即败走出关，退至曹阳（今河南灵宝东北）二三月。后再败退渑池。在渑池，周文的几十万大军，便全部为章邯击溃，他本人也自刎而死。

政府军乘胜东进，以极大的威力，扫荡了南阳、许州、豫南一带的农民军。现在已经进迫陈县之西，消灭了城西张贺之军。政府军的进攻，其势甚猛，河北的旧贵族所带的农民军，没有一个来应援，于是陈胜被迫放弃了陈县，逃往汝阴（今安徽阜阳），再逃至下城父（今安徽涡阳东南）。在下城父，为其御者庄贾所杀。农民“叛乱”的领袖，死于自己队伍中的叛徒之手，陈王的政府消灭了。

在陈胜死后不久，有一队扎着黑头巾的农民，又再度攻克陈县，杀了叛徒庄贾，重新揭起大楚的旗帜，这就是陈胜的老友吕臣所领导的“仓头军”。但不久又为政府军所败，退出陈县，后来与黥布之兵合并了。

现在，在黄河以南只有秦嘉一军了。而黄河以北，则完全变成了旧贵族的割据局面。秦嘉见陈王已死，乃立楚国的贵族的后裔景驹为楚王，企图与山东一带齐国旧贵族的势力联合，夹攻秦军于定陶。但齐国的旧贵族不愿和他合作。正当此时，楚国贵族项燕之子项梁，已由江东挥兵而北，进抵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沛县的亭长刘邦也揭起了反秦的叛旗。项梁在吞并了淮河流域农民军之后，乃以全力进攻秦嘉，秦嘉战死，景驹亦死。于是项梁与刘邦乃以牧羊儿传为楚怀王之孙者，而立以为楚怀王。

现在农民的“叛乱”结束了，但农民“叛乱”的野火却点燃了旧贵族的死灰。不久，秦代的政权也就被颠覆了。司马迁曰：“然秦以区区之地，千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