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经济制度之划一与商业

商业交换的发展，与手工业的发展是相适应的。只有当手工业发展达到超过自足自给的生产阶段，而以商品出现的时候，才能出现商业交换；也只有商业交换的发展，才能保证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之继续的扩大。所以手工业的发展，是商业交换发展的前提；反之，商业交换的发展，则是手工业发展的结果。当商业交换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它又反过来刺激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在中国历史上，自春秋以至战国，正是初期封建社会内部的商业交换追踪着当时手工业生产发展的步骤，走向繁荣的时代。但是直至这一时代之末，这种从各封区中生长出来的商业交换，仍然受着初期封建主义之地方局限性的束缚。如战争的遮断，政治的封锁，以及各国的关税制度不同，货币制度不同，度量衡制度不同，乃至书写契约的文字体裁和转运商品之货车的大小，亦皆不同。这些，当然要使得当时商业交换，出现极大的困难。

政治仍然企图把商业资本的活动拘束于各自的封区之内；而商业资本的发展，则已达到突破封区范围走向全面活动的程度。政治与经济的背驰，就正是战国末中国社会内部激荡着的一种不可和解的轧轹。但是历史发展的原理不是经济迁就政治，而是政治服从经济。所以当初期封建主义的政治体制一旦成为商业资本之发展的障碍时，它就必须被废除。六国的灭亡与秦代的统一，正是这一历史原理的实现。

所以当秦代统一以后，首先便废封建为郡县，消灭以前六国的封区界线，从而扫除以前阻碍商业交换之发展的领主政治和领主之间的混战。这样，秦代的政府，就创造了商业资本走向全面发展的客观条件。所以当秦始皇统一天下，巡行全国各地的时候，到处都得到商人地主的欢迎。他的随从臣僚们也为他立碑刻石，以歌颂他的伟绩。[15]

为了适应商业交换全面发展的要求，秦代政府又把前代各自为政的经济制度废除，重新确立一种全国一律的新制度。《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正是这一史实的说明。

秦代的关税制度，其详无可考。但随着六国的灭亡，以前到处可以遇到的国境税，必已撤销；高低不同的税率，必已划一，这是可以想见的。

秦代的币制，据《汉书·食货志》云：“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二十两为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由此，则知秦代实已通行金属铸币。金属铸币在战国时本已通行。惟当时各国的铸币，轻重、大小、形式花纹各不相同，商人换算，极感困难。到秦代便出现了通行全国的法定铸币。

秦代曾经统一度量衡[16]，因而商品的长短多少轻重，天下同则（插图三）。秦代的车制，宽皆六尺，因而天下之车，皆可同轨，秦代对于文字的书法，亦已统一[17]，因而天下之人，书同文字。这些制度的革新，对于商品交换、商品运输以及合同契约之缔结，都有很大的便利。所以在琅邪所立的碑刻为之颂曰：“皇帝作始，端平法度……器械一量，同书文字。”

一切旧的政治束缚和经济障碍，都被废除了。这时，中国的商人地主正像羽翼丰满的鸟雀，飞出了窄狭的牢笼，他们欣欣然展开了双翼，开始在广大的天地之间作自由的翱翔。

在税同率、币同值、车同轨、书同文、度同长短、量同大小、衡同轻重、政令统一、战争熄灭的条件之下，中国的商业交换，便开始走向以全国为规模而活动的历史阶段。

许多旧的都市，又在新的政治局面之下恢复了过去的繁荣。同时，又生长出许多新的都市。如丽邑（今陕西临潼县东）、云阳（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琅邪（今山东胶南县琅邪台）、临邛（今四川临邛）等，都是新兴的都市。《史记·秦始皇本纪》谓：“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又谓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由此足见这些都市的人口，到秦代已经大大的增加了。至于临邛，则为当时冶铁事业的中心，更为新兴都市中之最繁荣者。

当时秦代的首都咸阳（今咸阳市东北），已经不仅是全国政治的中心，而且也是商业的中心。《史记·秦始皇本纪》谓“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由此而知咸阳已为富商大贾麇集之所。我们若以每户五人计之，则十二万户，应为六十万人。此六十万人也许有迁至咸阳以外之地区者。仅就迁入咸阳者估计，若再加咸阳原有的人口，则秦代咸阳的人口，不会低于五十万人。我们由此可以想见当时都市规模之宏大。

秦代的政府，一方面有计划地繁荣都市经济，另一方面又执行一种对商业的鼓励政策。例如秦始皇对于以贩卖织物而致富的乌氏倮，则“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对于擅丹穴之利而致富的巴寡妇清，则“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司马迁曰：“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耶？”

秦代的商业在政府的帮助与鼓励之下，很快地就获得了超越前代的发展。秦代的新兴商人，不久便想望着中原以外的市场。

秦在未统一中原以前，早已与四川西北的诸羌之族发生了交易关系。《华阳国志·蜀志》云：“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因猎谷中，与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遗蜀王，王报珍玩之物，物化为土。”由此而知当秦惠王之世，秦国的商人已经西贾巴蜀。

以后，秦国吞巴灭蜀，尽有今日四川之地；并在四川置郡设治，确立其政治统治。又开河筑坝，展开其经济开发。秦国的商人与四川诸种族的交换关系，自然更加繁密了。

秦代统一中原以后，巴、蜀实为秦代政府的大后方，所以当时的重工业，都迁移入蜀，当时的临邛是重工业的中心，也是商业的中心。据《史记·货殖列传》云，临邛一带的人民“工于市，易贾”。又云：“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铁，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按所谓“椎髻之民”，即南太平洋系人种，即所谓蛮濮之种。由此而知秦代与西南诸蛮，实有繁盛之贸易。

秦代的政府为了巩固它的统治，还动员了三十万军队，驱逐侵入今日河套一带的匈奴和西戎之族。沿黄河河岸，筑起四十四个县城。[18]又北筑长城，以防御匈奴和西戎的侵袭。秦代的商人在政府武装保护之下，展开了与匈奴和西戎之间的繁盛的贸易。他们用中国出产的丝织物和其他的手工业品交换匈奴所出产的马牛羊之类的牲畜及皮毛。[19]于是“骏良驮騠”得以实于始皇之外厩。同时他们并直接或间接与塔里木盆地诸种族发生贸易的关系，因而始皇得以“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20]

秦又发五十万军队进攻岭南。经过了三年之久的剧烈战争，终于占领了这一地区，把原住在这一带的百越之族，从沿海一带，驱逐到山岳地带。[21]

据《史记》所载，这一次南征，有大批的冒险家和商队追随在军队的后面，他们后来就留居在广西、广东，乃至今日安南境内，经营商业，与百越之族混种。[22]即因这一条道路的打通，所以秦始皇得以“明月之珠”垂于朝廷；“犀象之器”以为玩好。

秦代的商人，不仅打通了西北西南及东南的大陆交通，并且也曾致力于海洋商路的开辟。《史记·秦始皇本纪》谓当始皇东游至琅邪，“既已，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我以为这个故事中的徐市等，都是山东滨海一带的商人，所谓三神山者，也许就是今日的日本三岛[23]，徐市等之入海寻求三神山，正是当时滨海一带的商人，企图打通与日本诸岛之商业的通路。因为山东沿海一带的商人，在战国时，就开始了海洋商业的活动，在徐市等以前，也许曾有人到达过三岛，所以徐市等才知道海外有三神山，因而引起他们寻求圣地的热望。但是海洋航行，需要巨大的船舶和其他的费用，而这用私人的力量，很难办到。适逢始皇东游琅邪，故假借求仙之说，企图以此获得国家的帮助。求仙之说，只是一种烟幕而已。至于童男女五千人，如果不是徐市等商人所组织的探险队，便是一群农民的子女，被徐市等骗到海外当作奴隶卖了。

徐市等所领导的航海的商船队，从琅市出发，经过数年，才回到中国，他们曾否到达日本，不得而知。但即使曾到日本，也没有所谓仙药。所以他们只好向秦始皇扯一个大谎，说为大鲛鱼所苦，没有到达蓬莱。如果要他们再去，国家须给他们的商船队以武装。[24]

秦代政府曾否武装徐市等的商船队，史无所记；但为了这个奇异的“大鲛鱼”，秦始皇做梦都在与“海神”斗争。为了征服“海神”，始皇曾亲率射手，带着弓弩和捕捉“大鲛鱼”的工具，巡行山东半岛的海岸，终于在芝罘射杀了一条“巨鱼”。他的“占梦博士”说：这条巨鱼，就是海神的化身。[25]

不管秦代的人们是否曾经到达日本三岛，而当时的南海、会稽、琅邪、芝罘，显然已经是几个海洋贸易的中心城市。秦始皇用了五十万人去远征南海，又亲至会稽望祭海神，移民三万户于琅邪，留恋于芝罘者三月。从这些具体事实看来，就表现了秦代政府对于征服海洋之热望。

总上所述，我们因知秦代人们的活动，不仅突破了以前各封区的国境封锁，并且也展开了突破四周诸种族之包围的活动。而这就奠定了后来两汉时代中外的经济、文化交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