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社会重视儿童，认为他们是社会延续性的保障，传统上，儿童受到直系亲属和大家庭乃至整个社区的高度关注和照顾，他们都对儿童的福祉负有责任。儿童几乎参加所有的社区活动，人们希望儿童同成年人一起耕作和做家务时能够边做边学，逐步成长。然而，其他旨在维持社会凝聚力或灌输纪律的文化习俗，如童婚、早婚和体罚等，也抑制了儿童的身体、智力和情感成长，侵犯了他们的身体完整性与和谐发展的权利。

降低儿童死亡率和发病率以及普及女童和男童的基础教育是联合国希望到2015年实现的千年发展目标^[2]之一，但许多非洲国家预计无法实现。非洲国家受到经济和社会动荡的影响尤为严重，新自由主义干预措施导致贫困加剧，意味着贫困家庭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儿童的劳动来维持生计。很多儿童辍学是为了在家庭经济中出力，或者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无力支付教育费用。社会干预措施，如提供基本膳食的学校供餐计划，能够提高入学率，但这种计划并不普及，也没有解决儿童面临的所有问题。数百万患有疟疾、呼吸道疾病、腹泻或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等可预防疾病的儿童没有得到合适的医治。

街头乞讨、繁重的体力劳动、文盲、性虐待和其他形式的虐待现象是许多儿童生活的特点，他们的权利比其他群体更容易遭到侵犯。很多儿童也是非洲旷日持久冲突的受害者，男孩和女孩被强行招募到武装团体中，接受训练，做出令人发指的行为，这会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心理状态、自我认知和社会存在。儿童兵现象缩短了许多儿童的成长周期，使他们成为社会的不合群者，对自己和他人构成威胁，而女孩则经常被激进派利用，成为性奴隶。虽然年轻人占非洲人口的大多数，但他们没有获得积极参与政治进程的空间，公共领域被年长男子垄断，年轻人只能退居其后。当政客一反常态号召青少年积极参与政治进程时，他们往往是急于保住或赢得权力而把青少年当作冲在前面进行暴力破坏的炮灰。

针对非洲儿童和年轻人面临的诸多挑战，非洲统一组织于1990年颁布了《非洲儿童权利和福利宪章》（African Charter on the Rights and Welfare of the Child），这是非洲第一份在非洲特殊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中处理儿童权利问题的全面文件。该宪章严格禁止儿童参与军事冲突（承认儿童兵在非洲被肆意虐待），并敦促保护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的儿童。它还谴责了对儿童福利产生不利影响的传统社会文化习俗。《非洲儿童权利和福利宪章》承认怀孕女学生受到的双重伤害，坚定支持这些女孩受教育的权利，反对将她们开除出学校。为了儿童的福祉，该宪章要求各国保护狱中的孕妇和有年幼子女的母亲。外界观点认为，《非洲儿童权利和福利宪章》采纳了197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的许多规定，而且也没有将国家资源的多寡作为实现儿童权利的前提。

遗憾的是，尽管绝大部分非洲国家批准了该宪章，但该宪章的执行情况仍然很差。非洲联盟任命的非洲儿童权利和福利专家委员会（African Committee of Experts on the Rights and Welfare of the Child）负责执行该宪章的有关规定，但由于资源限制、人员配备不足以及过度依赖捐助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该委员会举步维艰。在国家层面，各国政府以缺乏资源为由，往往未能将该宪章的内容转化为实际政策。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非洲的儿童权利还是出现了一些积极进展。比如南非的“儿童预算倡议”（Children's Budget Initiative）会跟踪国家在儿童相关问题上的支出和预算分配。在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Africa）等组织的带领下，对非洲儿童状况的学术兴趣在不断提升，公民社会组织也在开展活动，监测非洲各国政府对非洲儿童权利和状况自愿作出的承诺及其履行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