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的女性与所有公民一样，享有受到平等对待、身体完整性得到尊重、从事有意义的经济活动以及参与公民和政治活动的基本权利。遗憾的是，这些权利每天都受到威胁，并因男性控制或认可的文化安排、立法惰性和性别歧视而受到侵害。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非洲的性别关系是一套复杂的协商过程和男女之间的妥协，但随着欧洲殖民时代习惯法的引入，这些做法变得更加僵化，现在已成为西方对非洲印象中压迫女性的代表。虽然女性在一些社会中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正式的权力，但在很多其他社会中，她们在家庭和社区层面上拥有具体的或象征性的宗教、社会、政治和经济权力，这使得女性能够参与家庭活动，并在许多社会中保障她们的权利和自主性。因此，在非洲，女性完全依附于男子其实是一种非典型和“非传统”的做法。女性一直为家庭及其生存和革新作出贡献。她们成为活跃的经济角色，起了建设性的作用，不少女性是一家之主，而也有一些女性则在冲突和经济动荡的情况下，当男子被杀、流离失所或无法工作时，会独自承担起家庭的重任。但是，殖民主义建构的依附型女性的遗留问题仍然在某些人口群体中萦绕不去，她们的劳动可以在“妻子无偿补充丈夫劳动的义务”的名目下被占有，这损害了女性作为公民和经济人的充分自主权。它限制了女性在政治和社会事务中的参与，降低了她们获得经济资源和机会的可能性，也损害了她们的职业发展和自主权。

土地是非洲大部分农村地区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女性长期以来一直有机会获得土地，但男女对土地的所有权差异很大。这主要是因为男女在亲属体系中往往有着不同的地位，而亲属体系正是土地使用管理的主要渠道；农业生产也同样因具体任务和投入而不同（Whitehead and Tsikata，2003）。土地所有权制度主要受习惯法制约（包括在乌干达、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亚等国家，所有土地归国家所有），在许多司法管辖区，允许男子在妻子和子女不知情和不同意的情况下出售土地（Zeleza，2006）。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已经成为对女性的固有歧视，而西方土地所有制模式的叠加，进一步减少了女性获得土地的机会。这是因为很多国家（如乌干达、莫桑比克、马拉维、科特迪瓦、坦桑尼亚和尼日尔）的改革主要是为了保障所有权，正式确定土地所有权后将其分配给个人来吸引外国投资。这一持续的进程是由当代文化观念所决定的，即男子是料理土地事务的合适人选，也是由正式法律制度中狭隘的个人主义所有权观念所决定的。结构调整和经济自由化进一步限制了女性对土地的权利，这是因为土地的商品化加剧，包括女性在内的普通人采取各种形式利用公有土地的习惯权利得以放宽。女性发现，社区领导人和男性地主开始出售公有土地，她们利用公有土地的机会受到了更多削减。性别在发展中的作用正在成为热门分析框架，与之相关的文献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报告都强调了剥夺女性对土地的控制权和获得权与她们作为非洲农业部门主要生产者的作用之间的矛盾性。这些研究、报告大都呼吁，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地方和国家法律框架以及对女性获得生产资源的文化偏见。同时，要向她们提供农业推广服务、专门技能培训与信贷、营销和运输服务，以支持和确保女性能够平等地获得生产资源。这些措施将大大减少贫困、剥削和营养不良等专门针对女性和农村居民的侵犯人权行为。

就城市女性而言，还存在其他几种形式的歧视。大多数生活在城市地区的女性在非正式经济中从事零售业，在拥挤而又设施简陋的市场中谋生。与农民一样，她们没有社会保障和养老金权利，完全靠的是自己的努力。在正式经济中工作的女性比例较低，她们往往在性别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担任行政和助理角色，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别的就业机会。许多雇主仍然倾向于招聘男性员工，而且很多女性雇员所在的行业并没有工会存在，几乎没有劳动保护。

非洲各地的女性在政治参与和决策方面的地位正在提升，但记录仍然好坏参半。在东部和南部非洲的一些国家（如卢旺达、乌干达和南非），政治行动主义（political activism）和一些男性领导人的仁慈推动了配额制和比例代表制的推行，使女性能够增加她们在国家和地方治理结构中的代表权。卢旺达现今是世界上女议员代表比例最高的国家。西非一些国家也在改革其政治制度，以增加女性的代表权，但速度要慢得多。仍然有很大一部分非洲女性不能积极参与政治决策进程，无法参与公共讨论，也从未就影响其福祉的问题公开发表意见。罪魁祸首是家庭和社区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包括家务和照料工作在内的所有家庭工作都是“女性的工作”的长期观念、政治日益金钱化，以及政治是“男人的工作”的观念，所以非洲许多地方的政治空间仍然主要由男性主导。

除了经济和政治权利外，对女性身体完整性和性权利的尊重仍然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根据非洲不同地区活动家进行的研究，有几种形式的性别暴力是许多女性面对的日常。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流行，特别是在南部和东部非洲，凸显了两性关系的不平等与使女性的欲望和快乐屈从于男子父权的价值观、习俗和性文化。在很多情况下，丈夫和性伴侣经常无视女性不同意发生性关系或决定生育子女数量和生育间隔的权利，他们认为婚姻关系和接受聘礼就意味着无论妻子是否同意，丈夫都可以不受阻碍地触碰她们。一些旨在提高男性性快感和减少女性可能的不忠行为的做法，包括不同类型的割礼，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然而，正如女权主义法律学者西尔维娅·塔马勒（Sylvia Tamale，2007）所告诫的那样，人们也应该尊重包括女性在内的各个群体眼中提高快感的做法，例如乌干达的干达人进行的阴唇延长术。最近，包括加纳在内的许多国家就关于家庭暴力和性别暴力的立法进行了讨论，其中突出了对女性性权利以及丈夫“惩罚”不听话妻子的所谓“权利”的争论。女性为自身权益而进行的斗争往往使她们与其作为组成部分的家庭和社会网络对立起来，家庭和社会关系紧张的可能性会限制她们挑战现状的能力。鉴于国家在提供社会福利方面的作用微乎其微，家庭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制度，它不仅确定了男女之间的社会和经济关系，还提供了获得资源的机会。

即便如此，在过去二十年里，非洲女性为了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主张女性的人权和基本自由还是作出了持续努力。这主要是非洲女权主义者和女性权利倡导者以及公民社会团体不断努力的结果，他们推动非洲各地正在进行的民主化进程纳入了女性的公民权和有关男女平等的思想。越来越多的国家完成了关于性别暴力和性暴力的立法，同时通过了遗产和继承相关的法律。《非洲性别平等庄严宣言》（Solemn Declaration on Gender Equality in Africa）和《〈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关于非洲女性权利的议定书》（Protocol to the African Charter on Human and Peoples'Rights on the Rights of Women in Africa）等重要人权文本助推了这些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