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年的军事统治所遗留的大量侵犯人权行为，以及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各个国家财政状况的持续恶化，使独立后不久取得的重大社会经济成就发生了逆转。非洲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急剧下滑，加上内部管理不善和腐败，这一时期成了非洲社会历史和发展中“失去的十年”。作为紧急财政援助的先决条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结构调整计划的形式在非洲实施了严格的紧缩措施，要求各国大幅度减少国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实现经济自由化，削减教育、医疗、供水等社会部门的公共开支，并引入服务费制度。乍一看，经济自由化似乎是释放普通人创业潜力的关键，但结合结构调整下大规模的紧缩措施，它实际上进一步损害了公民的社会和经济权利，剥夺了他们获得医疗、教育和食物等的机会，并破坏了许多家庭的生计。

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与非民主政权打交道的批评愈演愈烈，迫使这两个机构将政治自由化作为援助对象获得进一步支持的条件之一。它们要求非洲诸多根深蒂固的军事政权确保公众能够参与政治进程，并向良政和法治的规范转型。具体来说，这意味着要定期举行选举、改革行政和司法体系并建立人权机构，以确保维护公民的权利。但是，这些改革和随之而来的政治金钱化、政党内部民主的缺失以及将大多数民众排除在进程之外的非比例代表政治，都被批评为只是肤浅的改革，而军事国家的思潮即使在已经重新民主化的国家也没有完全消失（Olukoshi，2005）。非洲相当一部分人口仍然是文盲，而且他们不能讲官方语言（往往是殖民语言与法律、政府和企业采用的语言），这意味着大量的人无法对主流的人权话语和概念产生影响。因此，即使普遍主义的人权话语体系最终得到接受，它也只会将大部分普通非洲人排除在外，这些人可能会以怀疑的态度冷眼旁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