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各国政府一般都急于更替他们从殖民时代继承而来的经济、社会和物质基础设施。因此，在许多国家，学校、医院和自来水等社会福利设施扩展到偏远地区，造福了长期被忽视的民众。识字率显著提高，包括医生、工程师和学者在内的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队伍得到扩大，政府致力于减少可致命疾病的发生率和死亡率。道路、铁路和电力等有形基础设施也从行政中心和港口延伸到新独立国家的各地。村庄与城郊和城市地区连接起来，促进了内部贸易和交往的发展。很多这些进展背后，都是国家在经济规划和政策实施中发挥了积极和核心作用。地方工业靠着进口替代计划逐步建立了起来，现在工厂可以生产那些原本需要进口的基本商品。尽管这些计划面临诸多挑战，但它们为经济节省了数以百万计的外汇，为公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并使国家能够直接参与政策制定。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些干预措施结出了硕果，社会和经济阵线各方面都得到了普遍改善。

然而，在政治方面，大多数非洲国家都试图将在殖民主义下被任意合并的各种族裔群体融合到民族国家中，因此也面临着许多挑战。早期的民族主义者和各种派别的后殖民主义领导人颂扬非洲传统社会的优点，并将其描绘成公平和民主社会的典范，希望以此来扭转殖民主义对这些社会的表述。在很多情况下，那些强化性别、区域和族裔歧视的非民主文化习俗和传统打着“保护传统和文化”或“共同权利”的幌子大行其道。随着时间的推移，领导人的观点往往代表了国家的观点和国家唯一正确的做法，基本人权由此也受到了压迫。持不同意见者被视为叛徒和国家与发展的敌人，布基纳法索知识分子和历史学家约瑟夫·基-泽尔博（Joseph Ki-Zerbo）曾经这样嘲讽为了追求发展而压制不同意见的行为：“闭嘴吧：我们还在发展！”这个时代的特点包括：在本有宪法自由的地方废除这项自由；实行一党制和无党制；对少数民族、工人和农民的权利漠不关心；以及对媒体言论的钳制。虽然非洲统一组织的宪章支持非洲国家摆脱殖民统治的自决权，但它并没有对个人和团体权利给予类似的支持，它对边界和国家主权不可侵犯的尊重实际上有利于专制国家和政权的统治（Oloka-Onyango，2000）。

因此，独立并不意味着国家行为体侵犯人权行为的终结，国家行为体利用并在某些情况下扩大了从其殖民者那里继承的压迫性统治手段。许多国家在独立后不久，军方就篡夺了权力，这更是加剧了恶劣的人权状况。在非洲统一组织／非洲联盟的54个成员国中，有31个国家在过去三十年中的某一时期经历了军事统治。虽然军方进入政治领域的时间因国家而异，但其篡夺权力的理由却始终如一：政治腐败、经济治理不善、社会不稳定、政府无能以及文官政权的独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在夺取政权后采取的第一项行动就是废除现有的宪法，限制基本权利，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禁止政党和其他政治团体）及行动自由（以旨在保障政权安全的宵禁形式），同时开展肆意和不分青红皂白的逮捕行动。

军政府治下，新闻自由和表达的权利都受到了直接压制，并通过了法令，将军政府领导层认为的媒体在报道“假消息”方面的极端行为定为刑事犯罪，而这些所谓的假消息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对政权过分行为的报道。对军方的许多暴行提出反对意见的活动家未经审判就被拘禁多年，军方及其同伙会逮捕和残害任何被他们认定为反对政权的人，而这些人通常都没有在国家和非洲的法院和委员会中申冤的权利。取缔政党和其他政治团体实际上剥夺了公民参与政治进程的权利。公共领域的女性是军政府的眼中钉，被认为特别具有威胁性，在许多国家，对妇女和女童的系统性虐待和性别暴力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随着经济条件的恶化，在非洲很多地方，童工增多、贫困和系统性腐败成为普遍现象。在军事统治下，政治权力和主权的来源从人民变成了枪炮，侵犯人权的行为不是少数例外，而是绝大部分情况下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