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非洲人权框架的讨论通常是通过将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书——《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以及关于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国际公约——与《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African Charter on Human and Peoples'Rights）所包含的区域规范标准进行对比展开。这种框架直接催生了对“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的讨论，即关于表面上普遍的人权标准在多大程度上应根据世界不同区域的当地文化状况加以限定和修改的争论，这也正是《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的内容和结构想要表述的观点。

如上所述，人们普遍认为，人权是人类生命、尊严和发展所不可或缺的要素。然而，在人权的概念和表现方面，特别是文化在人权概念中的作用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分歧主要发生在普遍主义者（他们认为《世界人权宣言》和实施该宣言的相关文书是关于人权的最终结论）和相对主义者（他们否认任何近似于共同人权的普遍规范概念）之间。相对主义的支持者认为，具体的空间和文化现实否定了跨地方和跨国人权观念存在的可能性；对他们来说，人权取决于特定地点、文化或国家的现有情况和条件。这就意味着文化是固定的和不可改变的，而实际上，众所周知，文化有其历史性和偶然性，是动态变化的，也是人为构建的。认为文化“不可改变”的观念往往被用来保护、维持那些侵犯社会弱势成员的不公正做法，并使之合法化。

普遍人权的支持者认为人权完全是不分背景、不受外界情况影响的，但实际上，对当地现实的关注和理解可以更好地保障人们应有的权利。这种观点没有认识到，人类情感正是在文化中繁育，也是通过文化表现的；普遍人权观还忽视了包容和对话的必要性，而这正是普遍人权的核心原则。

相对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分歧不只体现在意识形态层面，也具有政治和经济影响。文化相对主义吸引着独裁政客，并经常被他们用来为其糟糕的人权记录和做法辩护。父权制的拥趸也利用它来维持对女性的奴役和维护父权制的种种安排；在这个过程中，它破坏了家庭、社会和国家层面的两性平等。普遍主义者声称要超越他们眼中狭隘的文化观点对充分享有人权构成的障碍。实际上，他们所主张的观点也把“人权”一词的涵盖范围限制在公民和政治参与的领域。人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以及拥有和平、发展和可持续环境的权利并不在公民和政治权利概念所涵盖的范围内。考虑到有许多非洲人吃饭都是个问题，也无法生活在可持续的环境之中，这些都是重大的遗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