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实力和以有效和负责任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取决于国家机构的活力。而这些又有赖于良政，其中包括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尊重个人自由和财产权、自由而充满活力的新闻界、公开和公正的司法机构、透明和强有力的立法结构以及公民的积极参与。因此，非洲经济发展的命运与建立一个良好的政治和经济治理体系是密不可分的。过去二十年来，非洲国家迅速实现了自由化。尽管一些国家的民主制度得而复失，但达到最低限度民主要求的国家的数量在增加。近年来，非洲民主化的进程开始加速。关于民主和良政的新方案集中在选举制度、公民社会参与、过渡时期的司法以及人权方面。其他关注点包括公务员制度改革、司法改革和公共财政管理。卢旺达、肯尼亚和加纳等国着力进行体制和宪法改革，希望能提升公共部门的能力。此外，很多非洲国家已经认识到，审慎管理矿业资源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对这些资源管理不善往往是资源丰富的国家发生冲突的原因之一。于是，许多国家承诺加入“采掘业透明度倡议”（Extractive 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例如，利比里亚是非洲第一个得到该倡议认证的国家。此后，利比里亚亦在建立自然资源收益记录系统方面颇有进展。

国际发展界在引领这些发展的节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如此，近年来，随着公民以团体或个人形式组织起来，要求在社区治理方面有更大的发言权，要求对政府行为进行更多的监督，并要求从公共资源中获得更具实质性、更公平分享的成果，非洲国家内部推动体制改革和政治权力转型——即所谓的“需求侧治理”现象——的呼声越来越高。在乌干达等地，公民和公民社会在要求良政方面正变得更加坚定，在那里，公民记分卡可以跟踪当选官员的业绩；而在肯尼亚，绩效合同的采用在高级公务员中引入了公共问责意识。许多国家都见证了强大而活跃的公民社会的出现——工会、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以及自由和充满活力的新闻界——成为对不受约束的国家权力的制衡。这些组织在要求政府公开透明，负起责任，并且在推行有利于农民和工人等群体的具体政策方面发出了有分量的声音，以此开始重新塑造政治和政策。

根据“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数据，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大多数非洲国家的民主程度和对良政原则的接受程度都有所提高。2009年，10个非洲国家被评级为“自由”，23个非洲国家被评级为“部分自由”，15个非洲国家被评级为“不自由”。虽然这些数字与20世纪90年代民主化浪潮所希望达到的目标相去甚远，但它们也确实表明非洲在过去三十年里一直在向民主迈进。1980年，只有4个非洲国家被评级为“自由”，27个非洲国家被评级为“不自由”（Free House，2009）。总的来说，在过去二十年里，政治和公民自由有了改善，尽管改善幅度不大。不过，就非洲整体而言，一些国家民主自由程度的改善被其他国家的下降所抵消（Puddington，2012）。

世界银行自己的制度能力评价体系，即“国家政策和制度评估”（Country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Assessment），将大部分非洲国家的公共部门管理机构的表现评为3.5分以上（满分6.0分）。然而，佛得角、加纳和坦桑尼亚等表现好的国家与安哥拉、乍得和津巴布韦等表现差的国家之间存在很大差异。良政的最佳指标之一是政府控制腐败的成功程度。“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在2011年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中发现，只有3个国家（博茨瓦纳、毛里求斯和佛得角）的清廉指数高于中点。在全球182个国家中，这3个国家分别排在第36、41和46位。非洲治理和发展问题上的一个重要进展是本章前面提到的于2003年建立的非洲同行审议机制。在这一机制下，每个国家都要向由非洲领导人组成的小组提交年度报告，说明每个国家在公共事务管理方面取得的进步。截至2012年6月，约有33个非洲国家签署协议，成为非洲同行审议机制成员，其中一些国家，如肯尼亚、贝宁、卢旺达和南非，已经接受了审查（Wikipedia，2012）。因此，非洲联盟决意更加坚定地捍卫民主的准则，希望构建一个至少将投票作为政治竞争最终裁决方式的政治文化。非洲联盟已经采取行动暂停了行为不当者的成员国资格，并拒绝承认通过暴力手段获得权力的领导人。近期非洲联盟就暂停过科特迪瓦、马里、埃及、马达加斯加和几内亚的成员资格，这也表明非洲联盟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然而，非洲联盟在利比亚问题上的旁观者态度，加上国际刑事法院因为据称对非洲有偏见而受到越来越多的谴责，都削弱了非洲联盟对良政的重视程度。

最近在博茨瓦纳、加纳、塞内加尔、南非和赞比亚等国举行了和平选举和权力移交。然而，在肯尼亚、尼日利亚和津巴布韦，长久的分裂加上近期的一些原因导致了动荡和暴力。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的变革催生了20世纪90年代的民主化成果，但这些成果受到了威胁。科特迪瓦、科摩罗、几内亚和马达加斯加等地政变的卷土重来表明政治动荡和暴力冲突的危险尚未结束。不过，现在就断定非洲正在经历民主的倒退，回到70年代的政治动荡岁月，还为时过早。

尽管良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仍有待于文献中的明确证明，但至少可以说，两者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这在直观上也很有吸引力。不足为奇的是，非洲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也是那些透明度最高的经济体，这些经济体管理水平更高，有良好的监管，市场开放，政策稳定，并坚持法治。莱维（Levy，2006）根据非洲国家对结构调整的反应将其分为三类：“持续调整者”（sustained adjusters）在1988年至1996年的调整期坚持了其改革议程；“后期调整者”（late adjusters）最初遇到了一些内部争议，但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改革，并一直持续到了2001年；最后是“两极分化”（polarized）国家，它们启动了一些改革，但忽视了其他改革，并遇到了破坏持续改革的国内政治问题。莱维等人发现，第一类国家的增长高于其他国家。总的来看，20世纪90年代的贝宁、布基纳法索、加纳、马拉维、马里、莫桑比克、乌干达和赞比亚受益于改革的连贯性，经历了不断向上的增长模式；相比之下，科特迪瓦、肯尼亚、尼日利亚、多哥和津巴布韦等国只进行了零星改革，甚至遭到了逆转。其结果是：在21世纪初，后一类国家中的一些国家紧张局势加剧，甚至发生了动乱，在肯尼亚、津巴布韦和科特迪瓦出现了有争议的选举和不时发生的暴力事件，尼日利亚和肯尼亚漏洞百出的边境管控和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存在使得两国的国家安全情况不容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