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非洲外援依赖的最主要途径之一是增加公平贸易活动。冷战后国际体系的转变使非洲与北方国家的关系严重受挫。特惠贸易协定被世界贸易组织更严格的要求所取代，虽然这些要求长期而言对自由贸易有好处，但在短期内却会使非洲国家处于严重的不利地位。例如，在世贸组织的规则体系下，1995年至2004年期间，非洲农业出口的份额（占商品出口的份额）有所下降。从1996年的6.8%下降到2002年的4.4%左右，到2010年还保持在这个水平。鉴于农业贡献了非洲的主要经济产出，有偏向性的国际农业市场体系对其产生了负面影响。考虑到非洲近三分之二的劳动力受雇于农业部门，这一点就更为重要。

发达国家继续向其农民提供补贴。加上现有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最终造成了市场扭曲，损害了非洲在全球农业市场中的地位和参与度。由于大部分非洲国家的国土面积相对较小，它们作为国际贸易体系中参与者的脆弱性也比国土面积大的国家要高。正是缘于此，很多非政府组织以及非洲领导人自己都在频繁呼吁建立一个更公平的国际贸易体系。正如2010年在多哈举行的全球贸易会议［一般称作“多哈回合谈判”（Doha Round）］所见证的那样，非洲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地区一道，一再试图促使人们考虑影响它们的问题，游说降低富裕国家进口初级产品的关税以及补偿贸易进一步自由化的短期不利影响。然而，这些贸易谈判往往要酝酿数年，因此，能够在增长的同时大规模减贫的制度体系仍然遥遥无期。

在过去十年中，一些非洲国家已经证明，只要国际上实行公平的贸易体系，自己在国内实行有利于增长的经济政策，非洲就有能力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比如马拉维最近已成为农产品的净出口国，而肯尼亚则在全球园艺产品方面占据了一席之地。总的来说，非洲在全球贸易中的参与程度有所提高。贸易量的增加支撑了许多非洲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该区域的贸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大幅上升，从1990年的50%持续增长到2006年的76%左右，但之后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在2010年下降到65%。这些贸易大多发生在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地区之间，对非洲以外的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出口比例从2000年的15%上升到2010年的32%。在非洲内部，尽管有一些区域协定和贸易集团，但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仍然相对平稳，2000年至2010年期间平均为12%。相反，非洲对高收入国家的商品出口比例在2005年达到顶峰，为67%，然后逐渐下降到2010年的54%左右。

非洲内部国家之间的商品进口额一直很低，2000年至2010年一直在12%至13%之间徘徊。但非洲从区域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口了更多商品，这部分进口额几乎翻了一番，从进口总额的15%增加到2010年的30%。商品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增长，部分是由于中国在非洲市场的作用。市场的保护主义以及非洲国家在进入这些市场时仍然面临的巨大障碍，是其向发达国家出口数字相对较低的原因。此外，2008年金融危机对贸易额产生了持续性影响，2009年第一季度，由于发达国家对大宗商品和农业原材料的需求放缓，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遭遇了断崖式下滑。

表13.4　商品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过去十年中，在中国巨大需求的推动下，非洲（和其他地方）的采掘业得以蓬勃发展。因此，石油和矿产生产国在过去十年中取得了显著增长。安哥拉、乍得、尼日利亚和苏丹表现出与高收入国家类似的增长模式，从1995年到2005年，这几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都翻了一番。这使得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工业增长率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2.0%上升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5.2%。可以想见，由于缺乏加工大部分原材料（包括原油等自然资源）的工业基础设施，非洲在这方面的市场竞争力遭到了大大削弱。石油生产国的意外之财对非洲许多进口石油的国家来说是一种诅咒，它们要被迫花更多的钱购买原油和其他石油产品。

非洲还背负着大量的外债。当然，过去十年来，外债总额一直在减少。在非洲，偿债总额占国民总收入（GNI）的百分比一直在以惊人的速度下降，从2000年的4%下降到2010年的1%。然而，大多数非洲国家仍将其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汇给国际债权人。1980年至1990年，非洲的外债几乎增加了两倍，从600亿美元增加到约1 800亿美元，其导火索是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和债务危机等外部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利率上升。到2007年，非洲国家所欠债务总额约为1 950亿美元，比1995年2 400亿美元的峰值有所下降。外债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发展伙伴在世界银行制定的“重债穷国倡议”下进行的债务减免安排，推动债权人减免了这类穷国的债务。莫桑比克等受益于该计划的国家继续显示出加速增长的迹象，增长率从1990年的1%上升到了1995年的3%，然后又上升到2005年的8%左右。但必须指出的是，债务减免本身并不能推动增长。在经历了长期内战之后，莫桑比克受益于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较低的腐败率和一以贯之的促进增长的经济政策。

表13.5　外债存量（占国民总收入的%）

虽然大部分外国直接投资流向了发达国家，但近年来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有所增加。这种流入大部分来自中国、印度和巴西，中国在资源开采和基础设施建设中投资，巴西投资铁路建设，印度则投资农业。来自这些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在民间融资中占有很大比例。1990年，外国直接投资数额仅占非洲国内生产总值的0.4%。到2005年，这一比例上升至原来的七倍，达到2.8%。到2009年，其更是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4%左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石油和矿产等商品的投资增加是大量资本流入的主要原因。近年来，非洲一些外国直接投资数额增加最多的国家恰恰就是拥有矿藏和石油储备的国家。例如，在赤道几内亚，外国直接投资额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90年的8%上升到了2006年的19%左右。拥有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的苏丹、乍得和尼日利亚也经历了类似的增长。整个非洲的制造业平均增长率也从1990年的2.1%上升到21世纪头十年的3.2%。

此外，非洲外汇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海外移民的汇款。据估计，汇往非洲发展中国家的汇款是外国援助额的两倍，几乎是外国直接投资额的三分之二（World Bank，2008：ⅹ）。海外移民汇款成为非洲国家外部融资的一个重要来源，人们因此开始关注海外非洲公民在资助本国发展方面的作用。2010年，汇款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2%左右，略高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后者约为1.7%。在国家层面，塞内加尔的海外汇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佛得角的海外汇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尼日利亚的海外汇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左右。这在短期内对非洲来说虽是好事，但鉴于全球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依赖汇款的风险仍然很大。

表13.6　工人汇款和雇员报酬，汇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中国走进非洲对西方贷款人和捐助者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这些贸易、援助和投资伙伴坚持良政和民主的自由主义理念，寻求限制国家在经济企业中的所有权，但中国在与非洲的交往中往往淡化了这些原则。与中国贸易额的激增使一些国家能够在援助和国际收支平衡支持贷款削减的情况下生存下来。2000年至2005年，非洲对中国的出口以每年48%的速度增长。中国继续向被西方贴上“流氓国家”标签的非洲国家示好。例如，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增加了与苏丹、南苏丹、赤道几内亚、乍得和津巴布韦的贸易额。中国的工业发展刺激了其对石油和矿产的需求。因此，中国鼓励其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增加与非洲国家的贸易。中国还在非洲建立了用以展示中国科技和农业技术的示范中心，并创建了中非发展基金（China-Africa Development Fund），这是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基金，主要对象是在非洲投资的公司。在非洲从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复苏的进程中，中国正成为非洲的重要合作伙伴。

许多非洲国家最近的快速增长可部分归因于过去十年中与中国新开展的贸易活动。在地缘政治上，中国对非洲的兴趣催生了一种“向东看”的战略，这种战略增加了非洲国家在政治上摆脱对西方国家多年依赖的可能性。尽管这看起来似乎仍然是天方夜谭，但其实现并非完全不可能。更为直接的是，它引发了非洲国家与西方和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的紧张关系，未来很可能导致新的发展援助模式和其他可能的结果。然而，这一新的贸易关系有一个重要问题，即非洲是否有经济能力利用中国市场，以防止南北关系中特有的贸易不平衡现象再度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