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非洲在关键的社会经济指标方面有显著改善。经济年增长率有所提高，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一直在下降；贫困线以下人口（定义为每天收入低于1.25美元）有所下降。然而，贫困现象仍然普遍存在，特别是在经济增长没有带来就业的地方，人们往往存在不满情绪。到2007年，非洲劳动年龄人口中只有略多于一半的人在正式经济中就业。女性的参与度更低。而且即使是就业也不能保证生活质量，因为这些人很多都是“有工作的穷人”，生活在每个人每天收入不到1美元的家庭中。与其他地区相比，非洲的减贫势头并不强劲。但非洲各国之间也有很大差异，一些国家已经出现了前景良好的增长模式。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表现也在继续改善。20世纪90年代，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仅为2.4%；但从2000年到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提升到了4%，到2010年进一步上升到5%。这一新的增长势头部分是由高油价、中国需求的增加以及矿产和石油市场的繁荣推动的。但2009年因全球金融危机而暂时下滑至2.0%，这也显示出非洲在全球经济冲击下的脆弱性。通货膨胀、汇率、财政赤字等关键宏观经济指标已经明显稳定下来。对大多数非洲国家而言，可持续增长的主要障碍被认为是过度的监管改革、体制机制的限制和薄弱的基础设施。

表13.2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年%）

续表

肯尼亚、津巴布韦和尼日利亚等曾经很有希望的国家如今却长期陷入了领导不力、腐败、独裁和社会服务分配不公的泥沼。这不仅导致高技能专业人员大量流失，还造成现有资源利用不善、出于政治动机的投资决定以及透明度和问责制的缺乏。在津巴布韦等地，其导致了治理结构的彻底崩溃，经济也因此濒临崩溃。在肯尼亚和尼日利亚，腐败使投资者望而却步，投资额长期在低水平徘徊，加上不平等引发的政治不满情绪，最终导致了肯尼亚2008年的冲突。监管和官僚主义的障碍破坏了投资者的信心，减缓了经济增长，并助长了“非洲是一个危机之地”的类似偏见。总的来说，“良政”（good governance）已在非洲扎根，公民和政府对诸多指标的密切关注就体现了这一点。但在具体操作层面，正如马里、几内亚和塞内加尔最近发生的动荡所表明的那样，在很多国家，良政仍然是一个遥远的目标。

在过去十年中，全球范围内的暴力冲突已大大减少，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非洲冲突的减少。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等国家长期以来饱受内战之苦，现在却欣欣向荣。也有国家，如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虽然已经平息了内部战争，但仍然还在经济复苏的道路上，情况岌岌可危。还有一些国家，如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由于冲突的发生和治理能力的严重下降，经济依然一团糟。在某些地方，冲突具有双面性。例如，苏丹和南苏丹都有蓬勃发展的石油部门，带动了经济增长，但随着达尔富尔的冲突和2011年南苏丹独立后双方敌对情绪的增加，石油业很可能受到负面影响。

尽管军人的复员和重新融入社会依然是一项重大挑战，而且冲突再起的威胁始终存在，但一些国家暴力事件的减少使它们有了获得新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机遇。然而，这种和平红利往往是脆弱的；建立信任和国家治理能力，以及为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恢复完整的社会经济体系的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事实上，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对这类国家而言是一项特殊的挑战。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在线人口统计数据库（UNHCR Statistical Online Population Database），到2010年底，非洲约有300万难民，约占世界难民总数的20%；同年非洲国家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约为600万，约占世界总数的42%。经济的生产性活动遭到了破坏，并使贫困的循环永久化。就非洲而言，南苏丹、利比里亚、布隆迪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国的难民自愿遣返有助于减少该地区的难民数量。更重要的是，这一现象表明，这些迄今为止饱受冲突之苦的国家正在逐步重建，返回者最终将参与该区域的经济发展，这是个好兆头。

截至2010年，非洲的总人口估计为8.54亿人。^[5]其中约43%的人口年龄在15岁以下。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年均人口增长率为2.5%（2010），是世界上最高的，几乎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预计在2015年前都将保持这一水平。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等国的年均人口增长率甚至更高，达到了3%左右。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在线人口统计数据库，预计到2050年，非洲人口将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1%。不过，过去半个世纪以来，非洲的人口增长率实际上经历了大幅下降（1960年为14%），现在几乎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持平，2005年的平均增长率为1.9%。非洲人口增长最令人担忧的一个趋势是，非洲大部分人口集中在15岁至24岁年龄段。由此产生的“青年膨胀”（youth bulge）给各个国家的有偿就业和公共服务供给（特别是住房、教育和医疗）机会造成了巨大压力。此外，非洲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39.6%，其中约三分之二生活在贫民窟。

表13.3　人口增长率（年%）

当经济增长的速度被人口增长稀释时，持久减贫的目标就很难实现。然而，人口增长和中位年龄下降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抚养比／抚养系数（非常年轻和非常年长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的总体下降。1995年，非洲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对应91名受抚养的人；到2010年，依赖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抚养人口比例下降到每100人对应85人。虽然与全球平均水平54%相比，这一比例依然很高，但仍显示出积极的趋势。

艾滋病病毒／艾滋病仍然是非洲经济增长的最大障碍之一。南非和博茨瓦纳等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受到了艾滋病病毒／艾滋病高感染率的拖累。1990年，博茨瓦纳约有5%的成年人口（15岁至49岁）受到感染；到2010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约25%。同样，在南非，感染率也从1990年的不到1%增长到2010年的18%。不过，控制这一流行病的新型措施似乎正在产生预期中的效果，在一些国家，成年人感染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比例正在下降。举例来说，乌干达在20世纪90年代感染率飙升，几乎达到了14%；而到2010年，该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已经下降到7%左右，这是政府积极干预计划的结果。卢旺达的情况类似，感染率从1990年的9%降至2010年的3%；刚果则从1990年的5%降至2010年的3%。然而，非洲成年人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仍然是世界上最高的，在15岁至49岁的人群中，总体上约有5%的人受到感染。这与南亚或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等其他发展中地区的情况截然不同，在这些地区，成年人的感染率低于1%。但是，加纳、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等国家十年来一直也保持着2%左右的较低流行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