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80年代的石油危机以及随后国际市场信贷的透支造成利率上升，使非洲国家难以借贷。更重要的是，这些危机导致非洲的贸易赤字从1979年的222亿美元上升到1981年的916亿美元。经常账户赤字从1979年的313亿美元上升到1981年的1 186亿美元（Hart and Spiro，1997：179）。同时，这些国家很难继续偿还债务，债务拖欠数额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新贷款的增长速度。在私人借贷者对向发展中国家贷款越来越谨慎的情况下，非洲国家显然无法履行其债务义务。增长率下降，通货膨胀上升，工业和农业部门都受到影响。非洲进入了所谓的“失去的十年”。

随后几年，外债增加，国际收支平衡状况恶化。采取行动纠正非洲经济中的扭曲现象并使非洲走上稳定发展道路似乎已经是无法避免的结果。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非洲国家贷款的救命稻草，这使其对非洲各国政府有了巨大的影响力。由于严峻的经济形势和无力偿还债务，非洲国家被迫采取了一揽子被称为结构调整计划的政策方案。为了换取世界银行的发展信贷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短期国际收支平衡支持贷款，非洲各国政府按照要求进行了政策变革，限制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特别是直接投资），并减少支出，尤其是社会部门和补贴的支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持要求非洲各国政府取消政府对价格的控制，拥抱自由贸易。有关方面当时预计这些紧缩措施将促进经济增长，确保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非洲国家之前一直不愿意启动结构调整计划，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有36个国家同意了这些条件。延后接受计划的国家包括尼日利亚和莫桑比克，它们是“重债穷国倡议”（Heavily Indebted Poor Countries）下债务减免的受益者，该倡议是世界银行的一个方案，目的是协助各国管理其债务负担，并将储蓄和新的资金分配给在调整中深受紧缩政策影响的社会部门。

随着结构调整拉开帷幕，非洲经济的管理将受到密切监督，这使非洲人极为不满。然而，结构调整计划的效果并没有很快显现出来，不久，非洲公民就批评他们的政府过多地屈从于国际机构，使他们进一步陷入贫困。在政治上，这些政策越来越站不住脚，其经济价值更是受到质疑，有时甚至遭到嘲笑。在一些国家，如赞比亚、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甚至出现了与公民的暴力对抗。主要的泛非主义学者和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等机构开始质疑结构调整计划的合理性，并提出了能够实现同样目标的替代政策框架。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的“非洲结构调整计划替代框架”（African Alternative Framework to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提出了以国家为中心管理非洲经济事务的方法，同时将非洲的问题归咎于外部力量的介入。一些非洲领导人——例如肯尼亚的丹尼尔·阿拉普·莫伊——很快就开始对实施结构调整摇摆不定，而另一些领导人则因为政治成本而完全放弃了结构调整。不久，连世界银行也承认，结构调整对非洲国家来说可能不是好事。必须设计一种能够解决非洲发展问题的新方案，一种既支持国家所有权，又能获得广泛的公众参与的新办法。

世界银行采用《减贫战略文件》（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 Papers）作为向低收入国家提供发展援助的政策工具，有助于将方案设计的负担转移给发展中国家本身。然而，具体到非洲，世界银行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制定了《非洲行动计划》（Africa Action Plan），该文件重申了在帮助非洲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个别国家的作用以及世界银行与非洲国家之间伙伴关系的作用。《非洲行动计划》确定了伙伴关系的四个关键领域：加快共同增长、建设有治理能力的国家、更加注重成果、加强和发展伙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