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穆胡拉、史蒂芬·N.恩代格瓦

撒哈拉以南非洲有近50个国家^[1]和8亿多人口，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地区。该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仍然相对较低，经济基础薄弱，过度依赖初级商品和外国援助。非洲人的生计和生活机会往往是世界上最困难的，预期寿命低（尤其是受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影响），识字率低，获得医疗和教育的机会少。此外，治理体系也很薄弱，经过30年威权统治后萌发的民主制度十分脆弱，官僚机构和司法机构严重政治化，政策环境不佳，庇护关系网是政策制定的首要考量。与同期独立的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相比，非洲经济自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独立初期以来增长缓慢。到1980年，地区的实际平均收入已经倒退到60年代的水平以下。联合国2000年通过了应对最重大发展挑战的八项千年发展目标（截至2015年），可以预见的是，非洲是唯一无法实现其中任何一项预期的大洲。

鉴于高收入国家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初级产品进口的需求下降，近期的全球经济危机有可能影响非洲经济增长，这并不让人惊讶。另外，来自海外非洲人的直接投资和汇款减少以及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减少，将使其增长前景雪上加霜。

尽管如此，非洲在一些发展和经济指标方面依然取得了显著进展。由于采取了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一些非洲国家的投资环境有所改善。在许多国家，通货膨胀率已降至个位数；在区域层面，通货膨胀率几乎只有20世纪90年代的一半。对汇率稳定的进一步重视——这对投资者的投入和利润估算很重要——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促进了区域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其净流入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98年的2%上升到2010年的3%左右。^[2]更重要的是，佛得角、塞拉利昂和布隆迪等国家已经着手改革，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事实上，根据权威的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2012）》（Doing Business 2012），非洲在2009年成为世界上该方面改革最快的区域之一；仅在2012一年，撒哈拉以南的46个经济体中就有36个改善了其商业监管，创下了历史新高。这些改革的累积效应——特别是在增长率方面——促使我们重新考虑20世纪80和90年代主导非洲发展讨论的危机视角，但考虑到收益的不均衡和现有成就的脆弱性，或许称之为“温和的希望”更适合一些。

表13.1　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续表

在服务供给领域，好几个部门都有明显改善。小学毕业率从2000年的50%提高到2009年的67%。同样，男孩和女孩的入学率也有所提高，这往往是民选政府受到政治压力之后恢复免费教育的结果。近年来，非洲移动电话和互联网连接的普及率也有所提高，这是对20世纪80年代几乎普遍处于亏损状态的国有电信企业进行自由化改革的直接结果。互联网用户占人口的比例从2000年的不足1%增加到2010年的11%左右。到2010年，每两个非洲人中就有一个人使用移动电话。围绕发展的国际讨论和实践中的一些趋势帮助推动了非洲国家的体制改革，在国家与发展援助出资方之间建立起了共同责任。非洲统一组织转变为非洲联盟，非洲联盟在冷战后新提出的愿景要求并经常强制成员国遵守民主政府的核心原则。此外，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w Partnership for Africa's Development）引入的非洲同行审议机制，也提升了政府和领导人对内部治理的共同义务。非洲同行审议机制还“鼓励……成员国分享整个地区的最佳实践经验，以确保相互学习，共同促进治理能力建设”^[3]。世界银行、八国集团^[4]和欧盟等多边机构努力将注意力转移到非洲的增长和发展上，承诺提供更多的援助，从而构建更好的治理实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世界银行将重点放在了减贫上。除了重新关注非洲的发展要务，西方国家还采取了改善同非洲贸易条件的举措，如美国的《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欧盟的“除武器外全部免税”（Everything but Arms）倡议和英国建立的非洲委员会（Africa Commission）。所有这些框架的一个最大的共同点是注重国家自主的发展战略，而不是听命于外国政府和捐助方提出的规定和条件，强调持续的机构治理和同行审查，而不是对治理不善的情况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并增加援助数额，以扭转非洲发展指数欠佳的长期问题。

总的来说，从深重的危机中走出，非洲向我们呈现了一幅好坏参半的画面：一些国家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另一些国家则出现了逆转或衰退（往往是在发展初期的希望之后）。非洲的发展也从这种令人喜忧参半的图景中得到了一些重要的教训。本章回顾了其发展的不同方面的状况，以及似乎是推动各种成果的原因的幕后转变。显然，尽管全球环境（如援助或外国直接投资的可得性）和区域趋势（如冲突的减少和区域一体化水平的上升）继续施加着重大影响，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因素还是来自本土：国家政策、制度性力量和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