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和全球政治与非洲民主的未来

跨国联系是动员和支持撒哈拉和南部非洲备受瞩目的土著权利斗争的重要来源，它们也在组织非洲许多地区的女性、族群和政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针对东非的马赛人、萨赫勒的图阿雷格人或南部非洲的桑人等群体开展的国际合作，则矢志扩大对这些群体所处环境和土地的保护。来自非洲和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活动家组成的联合体试图推动非洲的国内和国际政治变革。通信和信息技术的全球化进一步促进了这些跨国网络的发展，帮助非洲的公民和团体更有效地游说他们的权利，并利用共享资源来获得国内和国际政策成果。这些跨国组织在传播新的规范和界定关键的政治概念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例如哪些群体可以自称“土著”、国家可以或应该保障哪些权利以及如何管理包括野生动物和水等在内的关键环境资源。

然而，跨国和全球政治的重要性对非洲而言并不新鲜。事实上，非洲政治早已跨越了政治制度、区域乃至大洲的界限。甚至在人权倡导全球化之前，跨国和全球网络就已经影响了非洲的选举、人道主义救济工作以及冲突解决、维持和平和重建的努力。但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跨国网络现在建构在非洲内部，而不是来自非洲以外。

推动选举民主的非洲区域和大陆性组织在经验和影响力方面有了相当大的提升。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简称“南共体”）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简称“西共体”）对其区域内与选举有关的干预措施已十分娴熟。比如西共体一直在提高监测成员国政治活动的能力，特别是选举活动。在2008年加纳选举期间，西共体早在竞选季开始之前就与加纳选举委员会和安全官员不断接触，并在整个选举过程中保持了关注。西共体提请相关行为体注意与选举有关的方方面面关切，其中包括安全状况和安全机构的作用、选举委员会让各政党参与的透明的选举筹备进程以及执政党和主要反对党的行为。西共体对公民社会的干预不仅仅限于向地方选举监督员提供技术支持，还包括召集公民社会组织的各种团体，一起支持“加纳必须赢”（Ghana must win）运动。

非洲区域和大陆性组织对选举民主的支持也得到了外部行为体的扶持。欧盟、英联邦和总部设在美国的国家民主研究所（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是非洲以外积极推进非洲选举民主的主要组织。例如，欧盟支持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来确定选举期间可能发生冲突的重要选民群体和选区，并针对这些地区进行干预。自1983年成立以来，国家民主研究所与国家选举监督联盟合作，开发了出色的能力建设工具。同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并预示着非洲选举民主的未来的是，非洲和国际伙伴采取了协调一致的举措，以确保选举结果的公正性、候选人对选举结果的接受以及权力的有序移交，特别是在选举结果极为接近或执政党落败的情况下。2000年塞内加尔的选举就是如此，当时社会党及其候选人阿卜杜·迪乌夫（Abdou Diouf）总统以微弱劣势落败；2008年加纳的选举也是类似的情况，当时执政的新爱国党输掉了选举。在这两次选举中，竞选的两个党派在总统选举和随后的第二轮选举中的票数差距都不到一个百分点。

除了各组织在推进民主选举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外，国际社会在非洲的影响有一种特别明显的表现形式，那就是对自然灾害和冲突的全球人道主义反应。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非洲的一些自然灾害和武装冲突使数百万人在国内和国际上流离失所。国际非政府组织乐施会（Oxford Committee for Famine Relief）、作为双边捐助方的美国国际发展署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援助团体都试图通过提供短期援助（如分发食物、水或医疗用品）或者长期发展项目来减轻人们在这些危机中受到的苦难。美国、西欧和非洲的名人也为这些事业出了一把力。比如音乐、电视和电影明星，如波诺（Bono）、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和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等，都试图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吸引政治关注，或者直接向他们关心的地方或群体捐款。

一些跨国公司也在“公司社会责任”的名义下，通过各种举措开展慈善工作。在某些情况下，跨国公司会直接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如学校、诊所或其投资目的地的道路。过去数十年，中国的跨国公司不断扩张，在这类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已经可以与西方公司相媲美。另一些情况下，跨国公司尝试过将大众消费品市场的部分利润投向非洲的慈善事业，如预防艾滋病、疟疾或提供清洁水源。其中一个例子是“红色产品”（Product Red）运动，盖璞、苹果和耐克等公司都参与其中。这种战略有时也被称为“道德消费主义”（ethical consumerism），它依赖于北半球对稀缺资源的消耗以及这些公司的营利性商业模式，因此一直备受争议。

跨国、区域和全球联系相当突出的第三个领域是维和任务和冲突解决。例如，2011—2012年度，联合国为非洲的维和任务支出了53.1亿美元（约占当年全球维和预算的68%），包括在阿卜耶伊地区（Abyei，苏丹和南苏丹之间）、科特迪瓦、达尔富尔地区、刚果民主共和国、利比里亚、南苏丹和西撒哈拉的维和任务。从2002年依法成立到2011年，国际刑事法院只审理了26起案件，但所有这些案件都是针对被指控在非洲国家犯下的战争罪、危害人类罪或种族灭绝罪的。一些律师对国际刑事法院的起诉持赞扬态度，也有一派律师则批评国际刑事法院过度关注非洲。

虽然美国、前殖民国家和联合国继续在这片土地上施加重要影响，但它们并不孤单。中国也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向一些非洲国家提供财政等方面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西共体、南共体和非洲联盟等区域性和大陆性组织在调解国内冲突和促进当地和平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举例而言，在联合国介入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之前，尼日利亚为这两个国家的维和行动投入了5亿多美元。总部设在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的非洲联盟自2002年重组以来，已在布隆迪（2003）、苏丹（2003—2008）和索马里等国部署了维和部队。非洲联盟的前身非洲统一组织（Organisation of African Unity）的“不干涉”原则，现在正被“不漠视”的新原则所取代。非洲内部问责机制的发展还有另一个例子：非洲联盟于2002年建立了非洲同行审议机制（African Peer Review Mechanism）。非洲同行审议机制是一个由30多个非洲国家自愿组成的协会，这些国家同意对本国在民主治理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进展进行独立的非洲评估。自我评估和同行审议的关键问题包括成员国在多大程度上遵守女性、儿童和残疾人权利等一系列权利的区域和国际公约和标准。其他需要评估的问题包括良好的企业公民行为和反腐败活动。为监督这些同行审议程序，非洲联盟成立了由5至7名具有杰出专业能力和“崇高道德地位”的成员组成的知名人士小组（Panel of Eminent Persons）。显然，非洲人正在非洲内部发展新的具有创新性的区域机构，以继续建设和支持未来的民主治理内部能力。

总而言之，本章强调了非洲民主复杂和动态的本质。我们认为，民主建设不是只有一条路，不是简单地通过移植新的正式选举规则就能达成的。相反，在非洲各级政治制度中，非正式机构对听取谁的意见和谁作出决定起着关键作用。

因此，我们不只着眼于首都如何定期组织选举，也揭示了地方一级日常政治的重要性。我们承认非洲的民主治理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但我们反对大众媒体中普遍存在的“非洲悲观主义”论调。相反，我们呼吁对非洲民主的未来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非洲的许多公民和公民社会团体正在加强他们向政治领导人进行问责的能力。

当然，民主治理的构建方式或受到挑战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地区和国家的特殊政治历史。我们必须抵制将非洲政治过于简单化和笼统化的倾向，而应继续研究在不同的地方和特定的时刻，人们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概念化和建立民主制度的。我们还可以继续了解非洲人自身在民主相关问题上的所思所想，以及他们如何塑造自己民主制度的未来。

拓展阅读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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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罗伯特·穆加贝在2017年的政变中下台，2019年逝世。本书原著出版时，穆加贝仍在担任津巴布韦领导人。——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