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根据性别利益代表人民之外，非洲的政治制度还肩负着统治有着不同族群认同的群体的任务。族裔群体可以用语言、地区或共同历史的叙述来界定自己。这些群体并不是人与人之间“自然”或生理区别的产物。事实上，很多族裔身份是由殖民官员在社会意义上建构和政治上动员起来的；这些群体之所以变得重要，是因为殖民主义的政治和物质条件，而不是因为他们之间的任何内在差异。然而，把族裔群体归结为社会建构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上，这些不同的群体在现代非洲国家可能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

一些国家，如马达加斯加和莱索托，在政治上突出的按族裔界定的群体相对较少。在这些国家，宗教或社会经济阶层等其他类型的分化会导致政治冲突的发生。在另一些国家，如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日利亚和乌干达，政治格局则由许多不同的按族裔界定的群体来决定。这些按族裔划分的群体往往由声称代表整个群体发言的某些政党代表。当选后，这些政党还声称要为其特定的族裔群体的最大利益而行动。

政治学家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这种族群认同的政治化会破坏民主、经济发展以及冲突的和平解决。按族群进行投票的问题在于，它有可能使选举沦为一种人口普查。如果人们根据自己的身份进行投票，那么民主竞争就会沦为哪个群体人数最多的比较。此外，如果按族裔定义的政党只为其群体的利益服务，那么来自其他代表不足的族裔群体的人就得不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包容性（inclusive）经济增长也会受到阻碍。最后，经济不平等和族群认同的重叠常常被视为非洲政治冲突的根源。非洲政治观察家认为，1994年卢旺达和布隆迪的种族灭绝或2003年开始的达尔富尔的长期冲突等族裔群体之间的暴力事件，证明了族群政治的破坏性。由于族裔问题的政治显著性无法消除，而且可能演变成暴力，非洲领导人和社会必须将族裔问题作为政治制度中的一个因素加以控制。他们可以通过创造性的体制设计和非正式规则来做到这一点，确保包容性和减少族群政治的潜在负面影响。少数族裔在议会中的预留席位或分配席位也是通过体制设计解决族裔因素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