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洲很多地方，女性占据的立法席位越来越多。20世纪60年代，约有1%的议员是女性，而截至2008年，非洲18%以上的立法职位由女性担任。这一增长的部分原因是非洲各国议会采用了性别配额和保留名额制度。卢旺达、南非、布隆迪、莫桑比克和乌干达的配额制大大增加了女性在职位选举和任命上的参与度。

有证据表明，这种女性的描述性代表相应导致了女性利益的实质性代表的增加。例如，在2008年卢旺达议会选举中，女性代表赢得了56%的立法机构席位。这是世界立法机构中首次出现女性占多数的情况。尽管卢旺达的性别不平等持续存在，但这些立法者仍设法通过了许多法律条文，加大了对性暴力的惩罚力度，并通过银行和土地改革为女性提供了更多机会。乌干达和南非出现了类似的进展，在这两个国家，女性立法者把妇女关心的问题推向前台，并进行了有意义的政策改革，可以说发挥了重要作用。

非洲政治有时以依赖男性“大人物”而闻名，但越来越多强势的女性首脑也同样塑造了非洲政治。自1993年以来，非洲有5个国家的总理、6个国家的副总统由女性担任。此外，在14个不同的非洲国家，有23名妇女参加了19次行政长官职位的选举（Adams，2008；另可参见在线非洲选举数据库）。但当今非洲女性领导人中最突出的莫过于埃伦·约翰逊·瑟利夫。这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和两届利比里亚总统是非洲有史以来第一位当选的女性国家元首。

马格里布和北非的女性参政环境有些不同。虽然学者们仍在争论以石油为基础的经济结构或伊斯兰教的文化影响是否阻碍了该地区的性别平等，但直到最近，该地区相对专制的政治制度几乎没有为女性在政治中的描述性代表或实质性代表提供政治机会。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是否会产生新的民主空间，让更多女性投身政治，还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