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根结底，公民社会才是非洲民主的最佳守护者和推动者，它是独立于国家和市场之外的自愿团体和组织，非洲人不分国籍、不分族裔，在这里聚集到一起，表达他们的共同利益。公民社会团体不一定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它们也可以基于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目标。公民社会组织也远远超出了以城市为基础的全国性和地方性非政府组织的范围，这类组织还包括农村和城市各地的一系列社区组织，如工会、农民协会、生产者合作社、专业组织、教师工会、学生会、女性团体、体育俱乐部、青年协会、《圣经》学习小组和储金会（savings club）等。

20世纪80年代非洲民主化进程最显著的进展之一便是自发的公民社会团体的增长及其在地方和国家两级集体行动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在经历过暴力冲突的国家，公民社会团体为当地社区的生存策略、社会福利以及冲突的解决和冲突后的重建作出了巨大贡献。例如，在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公民社会组织，特别是女性团体，被广泛认为是实现冲突和解的关键角色。在尼日利亚，民主运动积极反抗军事统治的压迫，特别是在阿巴查政权时期。

许多公民社会团体，特别是那些涉及民主和人权事业的团体，经常被人指责受到国际捐助者资助，并受到这些捐助者在议程和优先事项方面的指挥，而没有为之前宣誓要服务的团体利益着想。有些公民社会组织的架构确实非常简单，以至于有人把它们称作“皮包组织”，或者抱着与外国资助者有一次算一次进行互动的侥幸想法而存在。然而，相当多的公民社会组织是土生土长的，它们深深扎根于地方和国家的事业和选民团体，并在时间的洗礼中生存了下来。例如，阿卜杜拉耶·巴蒂利（Abdoulaye Bathily）指出，支持民主的青年和学生团体在非洲有着丰富的传统，其时间早于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说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一些令人鼓舞的事态发展表明，注重民主建构的公民社会组织将为维持选举民主和深化民主治理作出重大贡献。

首先，这些组织参与到了选举和民主治理的方方面面，并正在学习和培养必要的技能和能力，以便在今后更好地开展工作。支持民主的团体全程参与选举进程，包括选民教育、确保在投票前和投票期间为所有政治竞争者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宣布结果和解决投票后的争端等。例如，在加纳和肯尼亚，选举监督团体利用移动电话和独立电台，从许多竞争激烈或偏远的街区和社区独立、及时地公布投票后的民意调查信息。

其次，在很多国家出现了伞式公民社会联盟，并正在提升能级，将林林总总的小型组织联合起来，以起到协同增效的作用。大量案例表明，公民社会组织已经发展成了覆盖次区域和全非洲的网络和组织。这些组织网络有助于公民社会组织以重要行为体的身份参与区域和整个非洲的政策制定。

最后，选举监督团体正在与更广泛的人权、治理和社会经济赋权团体建立协同效应。例如，参与选举监测和人权倡导的公民社会组织正愈加频繁地与那些关注公共事务问责和透明度的团体合作，并参与了预算执行情况和支出模式的监测。如此而言，对选举的关注已成为对政治、社会和经济治理质量的更广泛关注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