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民主概念和民主治理体系的历史及其对非洲未来民主制度化的影响，这是本章讨论一个适当的起点。今天在非洲的大部分民主体制都是外来的，都是最近才被引入非洲的。

除了存在着广义的民主价值观念外，在非洲结成的民主果实的根源并不是非洲本土的政治文化，其与非洲本土的政治制度也缺乏连续性。关于非洲前殖民时期政治制度中存在的民主价值观，马克斯韦尔·奥乌苏（Maxwell Owusu）提醒我们，很多非洲本土制度确实秉持着宽容、参与性话语和辩论等价值观念。在许多制度中，即使是世袭的权力职位也要接受透明的公共问责机制的约束。奥乌苏提出对基于这些价值观的非洲本土政治制度进行一定的“调整”，使其作为在非洲建立民主治理体系的战略基础。但迄今为止，这并没有成为建构非洲民主体系和组织的方法。

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非洲的殖民主义经历。殖民地国家并不是民主国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不把非洲人算作公民。正如克劳福德·杨（Crawford Young）提醒我们的那样，殖民地国家并没有摧毁非洲的传统体制，反而正是靠着其中的一些制度才能达成自己的目标。然而，这些国家的目的是从其所统治的非洲人那里攫取收入和劳动力。根据彼得·埃克（Peter Ekeh）的说法，这种制度通过在非洲民众和中央集权国家之间制造裂痕，从根本上重塑了非洲的政治和道德面貌。

在20世纪50年代独立前夕，非洲各地各类社会群体对民主的意义和未来有着不同的期望。但宗主国往往鼓励甚至要求新的民族国家采用其民主体制的蓝图。例如，英国向黄金海岸（即现在的加纳）提供了严格的“指导”，帮助其起草第一共和国的宪法，并在50年代的一系列选举中对民族主义领导人夸梅·恩克鲁玛进行了评估，以确定他是否具有足够的高民意授权来带领第一批非洲国家之一走向独立。

在冷战期间，与美国或苏联的经济支持相关联的带有限制性的建议导致了非洲各地政府政治领导人以及工会、农民协会、商业协会、大学教师组织和学生会的分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竞争以及这些分裂所造成的相互指责，是塑造20世纪后期非洲领导人态度和言论的根源。

自冷战结束以来，在以国家为基础的外部行为体之中又迎来了新的参与者，包括捐助者、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这些参与者一直对促进非洲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感兴趣。所以关于非洲民主治理制度发展的讨论主要是由外部行为体推动的，并经常沦为关于成功移植西方民主政治治理体系安排的讨论。例如，酋长传统和制度被视为重要性日益降低的冗余机构，但它们在非洲许多地方仍然掌握着巨大的合法性，特别是在冲突解决和／或调解土地产权方面。

第二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是，非洲的民主还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正式的民主制度是在相对较近的年代才首次引入的。比如，由非洲人管理的、具有决策特权的立法议会到了20世纪50年代非洲独立前夕才由欧洲殖民势力真正建立。除了这些议会之外，还设立了“政府事务领导人”的职位，借此，殖民势力可以将一些行政权力分配给有可能成为开国总理的人。随后，很多非洲国家在60、70和80年代经历了数十年的个人、一党和／或军方专制主义统治，直到90年代初才再次有了转机。

因此，虽然有充分的理由对非洲民主化进程的步伐感到关切，特别是当失败的治理可能成为暴力冲突的主要原因时，但必须认识到非洲目前正在建立的民主治理制度只是最近才开始实行的，所以我们必须保有耐心。非洲的民主治理体系需要时间才能像在美国、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那样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