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斯·索耶、劳伦·M.麦克莱恩、卡罗琳·E.霍姆斯

非洲的政治制度历史悠久，远远早于欧洲人来到这里的15世纪，也早于任何现行地图上的民族国家政治边界。非洲人民建构了许多不同类型的政治制度，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见证了巨大的政治变革。然而，非洲的政治制度是否会成长为稳定的民主化体系，一直是最令人困扰的谜题之一。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当大多数非洲国家从殖民统治中获得独立时，很多分析家对新独立政权扩大公民权的前景充满希望。60—70年代关于最适合非洲国家的政治制度的讨论主要是由在冷战背景下快速发展的愿望驱动的。80年代时，许多决策者将非洲的经济停滞归咎于政府的腐败，并要求政府向能够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有限（不一定是民主的）治理转型。到了90年代初，由于苏联的解体、结构调整计划的不那么令人信服的成果和非洲人民因此遭受的困难，早先的这类讨论热度逐渐下降。此外，以贝宁全国有生力量会议（National Conference of Active Forces of the Nation）根据公民的意见起草新宪法和1990年南非解禁抵抗组织、迈出改革种族隔离制度的第一步为标志，非洲的许多人开始挺身而出，要求长期存在的专制制度向民主化转变。就像几十年前的独立时期一样，很多情况下，最初对民主转型的欢欣鼓舞后来都会让位于对脆弱或混合式民主体系的更冷静评估，在这些国家，前独裁者以各种方式拒绝放弃权力。

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third wave of democracy）似乎席卷非洲二三十年后，关于非洲民主前景的讨论并没有减少，但其侧重点已经明显改变。学者们已经超越了对短期和向选举民主正式转型的关注，而更深入地关注那些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和非正式的民主治理体系。对独立后的政权进行仔细研究后发现，虽然许多政权构建了各种正式的宪法准则，但除了这些体制外衣和口号外，它们中的大部分基本上还是非正式的新世袭式政权。在这些政权中，政治领导人行事专断，其合法性来自传统权威（真实的或虚构的）或自己曾是前独立运动领导人的身份，或者有时两者兼而有之。拥护者的小圈子将这些领导人与其民众中的某些阶层联系在一起，这些人既是侍从，也是臣民，他们获得的利益是以政治忠诚为交换条件的。

非洲政治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面临的挑战是对新世袭式统治的超越，建立可以推动发展的民主治理体系并使之制度化，通过释放和引导非洲人民的创造潜力，使他们不再作为臣民或依附者，而是作为公民和主导者参与政治。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发展不同类型的公民价值观以及不同类型的正式和非正式政治规则和安排，还需要耐心，同时也要对非洲政治发展的动态和轨迹有一些基本了解。

本章着重介绍了非洲政治的现状，并揭示了新出现的趋势和挑战。通过介绍选举民主制度的外来渊源和相对较近的引入情况，为选举民主的讨论建构了框架。在回顾了选举民主迄今取得的令人喜忧参半的成果之后，我们将会对地方层面经常发生的选举之外的日常政治进行考量。接着将讨论性别、种族和本土性对非洲人的权益是否以及如何通过多样的中央和地方政治机构得到代表和维护所产生的影响。再接下来的部分则探讨了非洲政治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重要方式，突出了非洲联盟或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等非洲内部区域组织、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或世界银行等政府间机构、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倡议网络的作用。最后对评估非洲治理水平和民主巩固的复杂性进行了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