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对殖民主义下外国统治的批判以及紧随而来的身份认同问题，往往被构建为西化与非洲本土性之间的冲突，而且作者往往采用现实主义的叙事方式。随着非洲国家独立浪潮的推进，这些问题逐渐让位于失望情绪与对滥用权力和腐败的批判，阿契贝的小说《动荡》（No Longer at Ease，1960）和《人民公仆》（Man of the People，1966）便是两个典型例子。

加纳首屈一指的小说家阿伊·奎·阿尔马（Ayi Kwei Armah）最早的小说《美好的尚未诞生》（The Beautyful Ones Are Not Yet Born，1968）以恩克鲁玛政权末期为背景。在这部充满幻灭和异化的小说中，讲述了一个铁路职员如何在贪婪腐败的世界里谋生。在其后来的小说中，从《两千季》（Two Thousand Seasons，1973）、《医者》（The Healers，1978）到《奥西里斯的复活》（Osiris Rising，1995），阿尔马小说的关注点逐渐从幻灭的个人经历转向对非洲人未能抵抗阿拉伯和西方征服者的历史和寓言式分析。

在更加近期的作品中，对独立后政权的批判与恩古吉·瓦·提安哥在其较为激进的文章《思想的非殖民化》（“Decolonising the Mind”，1986）中提出的文学形式的变革是同步进行的：

在国家元首于屋顶上公然承认自己和帝国主义势力合作时，一个作家，一个小说家，再说这些人是新奴隶，凭什么还能让读者震惊？当他们，这些反人民罪行的肇事者，甚至不企图隐瞒这一事实时，你如何通过指出这些人是大规模的杀人犯、抢劫犯、强盗、小偷来震惊你的读者？当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实际上是在骄傲地庆祝他们屠杀儿童、盗窃和抢劫国家财产，你会怎么写？当他们自己的言语超出了所有虚构的夸张时，你如何讽刺他们的言论和主张？

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当非洲人努力应对新殖民主义政权带来的新的不公和似乎不可阻挡的全球化进程时，文学界出现了许多令人惊叹的描写失败的小说。刚果作家索尼·拉布·坦西（Sony Labou Tansi）［《一条半生命》（La vie et demie，1979）、《可耻的国家》（L'Etat hon-teux，1981）］和亨利·洛佩斯（Henri Lopès）［《笑着哭泣》（Le Pleurer-Rire，1982）］对独裁统治进行了尖锐的讽刺。拉布·坦西的喜剧与近乎谵妄的寓言和戏剧不仅揭露了这类独裁者的腐败和蛮横，也揭穿了他们可悲的脆弱和不安全感。恩古吉的小说《血色花瓣》（Petals of Blood，1977）、《十字架上的魔鬼》（Devil on the Cross，1982）、《马蒂加里》（Matigari，1986）及最近的《乌鸦魔法师》（Wizard of the Crow，2006），都显示了“独立”所释放出的对财富和权力的贪婪，以及领导人对肯尼亚农民和工人的背叛，这些领导人非但没有据理力争，反而与国际资本主义沆瀣一气。这些虚构小说接近荒诞，也不再有许多早期关注殖民主义弊端的文本所展现的现实主义特征。正如恩古吉所言，面对新的纷乱现实，作家们发明了与他们的看法和直觉相称的文学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