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主义和自我呈现

在20世纪50和60年代，随着非洲各国非殖民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许多非洲人投身写作事业。在此之前，就有非洲的创意作家、散文家和辩论家用非洲和欧洲的语言写作；事实上，早在19世纪20年代，印刷机就已经来到非洲，并很快被非洲人用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目的。早在1926年，塞内加尔人巴卡里·迪亚洛（Bakary Diallo）就出版了《善良的力量》（Force-Bonté）；到了1929年，多产的多哥作家费利克斯·库乔罗（Félix Couchoro）出版了《奴隶》（L'Esclave）；南非作家索尔·普拉杰（Sol Plaatje）在1930年出版了《姆胡迪》（Mhudi）；1931年，托马斯·莫福洛（Thomas Mofolo）出版了从塞索托语（Sesotho）翻译过来的《查卡》（Chaka）；塞内加尔人乌斯曼·索塞（Ousmane Socé）在1935年推出了《卡里姆》（Karim）；彼得·亚伯拉罕斯（Peter Abrahams）在1946年出版了《矿山小子》（Mine Boy）。阿莫斯·图图奥拉（Amos Tutuola）写作的《棕榈酒酒鬼》（The Palm-Wine Drinkard）是一部出色的小说，1952年在伦敦出版时给人留下了非凡的印象。图图奥拉的冒险故事和英雄基本上都是从约鲁巴口述传统的一些片段中提取出来的，并以有效但非“文学”风格的英语写在纸上。丰富的想象力和纯朴的语言相结合，这部作品因此有了新鲜感和独创性，在国外备受好评，但也在非洲作家和精英阶层中生了巨大的争议。

这些作品和其他作品涉及“民族国家”历史、复杂的（往往是相互冲突的）身份认同与现代性等问题，这些问题在作品问世的二三十年后仍然至关重要。但非洲文学正是在20世纪中叶大量类似的文学实践中得以迅速发展起来。这种文学可以理直气壮地被称为“非洲”的文学，因为它所论及的现象——种族和种族主义、消除异化、重塑身份认同，影响范围可以说遍及整个非洲。而此时，这类文本已经在大西洋周边地区和整个欧洲的海外非洲人以及在非洲公众中有了广泛的读者群体。

在正式宣布独立前后的时代，以欧洲语言书写的叙事作品和诗歌的出现是针对殖民时期历史和神话叙事的抗争。作家们努力纠正以欧洲为中心的形象，以虚构和诗意的方式重写非洲前殖民和殖民时期的历史，言明非洲人的观点。这种挑战殖民主义前提的隐性或显性冲动往往在自传或“伪自传”中有所体现，这类文体描述了作家们自己走过的旅程：从家乡到彼岸，再回到家乡。非洲知识分子和作家敏锐地觉察到，如塞内加尔人比拉戈·迪奥普在一个新传统故事中所写的那样，“真相”也取决于说话的人。

1958年，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出版了《瓦解》（Things Fall Apart），这部小说在20世纪末成为世界上阅读量最大的非洲文学作品。这部小说和阿契贝后来的《神箭》（Arrow of God，1964）以丰富的谚语和农耕生活的形象语言为特征，描绘了面对新来的帝国主义势力时伊格博村落生活中复杂、微妙平衡的社会生态。阿契贝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有缺陷但有尊严的人，他们与英国人的交往往往是悲剧性的，有时甚至是致命的。和当时的其他作家一样，阿契贝的写作也是针对19和20世纪如乔伊斯·卡里（Joyce Cary）、詹姆斯·康拉德（James Conrad）、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和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等欧洲作家诋毁非洲人的神话和表述而作出的回应，正如阿契贝所言，非洲的过去并不是欧洲到来之前的一个蛮荒长夜。

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早期出版的小说三部曲［《孩子，别流泪》（Weep Not，Child；1964）、《界河》（The Revir Between，1965）、《一粒麦种》（A Grain of Wheat，1967）］，以1963年肯尼亚独立前夕的茅茅起义时期为背景，探讨了殖民统治下肯尼亚个人生活的诸多方面：他们的教育经历、割礼、宗教冲突、集体斗争，以及抵抗的代价。此外，《一粒麦种》通过人物之间相互关联的故事，暗示了生命和力量在历史事件发生过程中的凝聚。

十年后，尼日利亚诗人、剧作家、小说家和散文家沃莱·索因卡（Wole Soyinka）走上了呼吁恢复非洲人主体性和应有作用的道路。在《死亡与国王的侍从》（Death and the King's Horseman，1975）一书中，索因卡将殖民因素归为次要因素，在一个有缺陷的人物形而上的危机中，殖民统治只是一个催化剂，人物本身却是自己命运和更大历史的原动力。伊雷森·奥巴（Elesin Oba），这个为了追随死去的国王到“死亡彼端”而必须殉葬的侍从骑士，在英国殖民当局的干预下，看到了一个暂缓死亡的机会，转而把精力投入了生活和爱情。通过各种戏剧手段——鼓声、吟唱、手势、舞蹈以及借鉴约鲁巴诗歌传统的文字游戏，索因卡揭示了伊雷森任务的庄严性、具有的社会意义、需要付出的巨大个人代价和相应的荣耀，以及他失败的严重性。

法语文学传统“黑人性”（négritude）是反殖民主义诗歌中一种特殊的风格和表现形式。正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巴黎，在超现实主义、原始主义和爵士乐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了黑人性的思想。来到巴黎上学的非洲和西印度群岛学生是法国的殖民地公民和臣民。作为殖民地学校和试图使他们成为法国人的同化政策的产物，他们被教导要拒绝他们的非洲原生文化，并效仿法国人的文化。与在英国殖民主义下接受教育的同龄人相比，可以说他们有着更深层次的孤立感，因为英国殖民主义对非洲文化和语言的看法更具工具性。此时，受到哈莱姆文艺复兴（Harlem Renaissance）和“新黑人”（New Negro）运动中的非裔美国人兄弟的启发，以及德国人种志学者利奥·弗罗贝纽斯（Leo Frobenius）和其他人的主张的鼓励，他们感到有必要重新找回那些已被疏远的文化，并在知识界和文学界追求恢复非洲和新世界的非洲文明。简·纳达尔（Jane Nardal）和波莱特·纳达尔（Paulette Nardal）主办的沙龙和杂志《黑色世界评论》（La Revue du monde noir）是这项事业的主要载体。在这一系列联结中萌发的“黑人性”诗歌的产生既是为了重申“非洲价值”和非洲身份认同，按照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的说法，也是为了向世界开放。

1948年，桑戈尔编辑出版了《黑人和马达加斯加新诗选》（Anthologie de la nouvelle poésie nègre et malgache），他把讲法语的加勒比地区和非洲诗人的作品集结成书，其中的每个人都“回归源头”，从非洲文化的母体中创作诗歌。不同诗人创作的黑人性诗歌的基调和主题也不尽相同。比拉戈·迪奥普宏大的作品《魂灵》（Souffles）肯定了生命的周期性和祖先永恒存在的传统信仰，自信地从西非的口述传统和乡村文化中破土而出。大卫·迪奥普（David Diop）则是另一个极端，他的作品猛烈地谴责了奴隶制和殖民统治。

黑人性诗歌中，有两个非洲：一个是前殖民时代乌托邦式的田园非洲，另一个则是殖民主义时期饱受伤害和痛苦的非洲。在这两种情况下，非洲皆往往被隐喻为女性的形象，如桑戈尔的《黑人女性》（“Femme noire”）或大卫·迪奥普的《致一个黑人舞者》（“Àune danseuse noire”）。黑人性诗歌有时也会将一个以人与自然的交融为特征的非洲与异化和人性丧失的欧洲并列，如在梅尔文·迪克逊（Melvin Dixon）翻译的桑戈尔作品《向面具祈祷》（“Prière aux masques”）［《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诗歌总集》（Léopold Sédar Senghor：The Collected Poetry，1991）］中即是如此。

如果世界重生时召唤我们，我们回答：“在！”

正如没有酵母就不能发面，

除了我们，又有谁能把鲜活生动的节奏

重新带给这个充斥着机器和大炮、死气沉沉的世界？

又有谁能够在黎明发出欢呼，唤醒孤儿和死去的人们？

告诉我，有谁能让那个希望破灭的人

重新找回生活的记忆？

《向面具祈祷》强调了“非洲”和“欧洲”的互补性，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又讽刺地增加了两者间所谓本质区别的可信度，这种区别往往构成了判断尊卑的依据。

法语文学中反殖民主义传统的另一个面向是强调被同化者（assimilé）的文化困境或两个本质上不同的世界之间的对比。卡马拉·拉耶（Camara Laye）记述自己在几内亚的童年的自传体小说《黑孩子》（L'enfant noir，1953）是另一个例子。这部作品是拉耶于法国当汽车工人时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写成的，他以怀旧的方式将家园建构为一个田园般的空间，母亲的形象、大自然以及乡村生活的乐趣和美德都在其中得到了融合。塞内加尔的谢赫·哈米杜·凯恩（Cheikh Hamidou Kane）在一部哲学性的半自传体小说《模棱两可的冒险之旅》（L'aventure ambiguë，1961）中，为这些“非洲”和“西方”的对立范式又增加了一层：伊斯兰教禁欲主义的精神超越和对物质幸福的麻木关注两者之间的冲突，对他来说，这分别是非洲和西方的特征。

这一时期的其他作家也同样写出了对非洲和欧洲进行对比的尖锐小说。喀麦隆人费迪南·奥约诺（Ferdinand Oyono）［《童仆的一生》（Une vie de boy；法语版1956年出版，英语译本1966年出版）、《老黑人与奖章》（Le vieux nègre et la médaille；法语版1956年出版，英语译本1969年出版）］和蒙戈·贝蒂（Mongo Béti）［《可怜的邦巴基督》（Le Pauvre Christ de Bomba；法语版1956年出版，英语译本1971年出版）、《完成使命》（Mission terminée；法语版1957年出版，英语译本1964年出版）］以极具讽刺意义的笔触为法语文学传统提供了平庸虚伪的法国殖民者的众生相。乌干达人奥科特·彼得克（Okot p'Bitek）在一首著名的讽刺诗《拉维诺之歌》（“Song of Lawino”，1966）中，以口述传统的歌曲为蓝本，构建了一个被蔑视的妻子的形象，以此来抨击一刀切的西化进程。

然而，并非所有的反殖民主义作家都强调这种对立。乌斯曼·塞姆班（Ousmane Sembene）描写1948年法属西非铁路罢工的《上帝的残屑》（Les bouts de bois de Dieu）是一部强有力的反殖民主义史诗小说，它超越了静态时刻或价值观念之间的对立（“传统”和“现代”或“好的”本真方式和“坏的”外来方式）。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塞姆班眼中的变革并不是文化认同的悲剧性和致命性解体，而是实现一个更公正社会的手段，这是一个固然困难但具有改造性的必然过程。在塞姆班的小说中，班巴拉人（Bambara）和沃洛夫人放弃了可能导致不稳定局面的以族群和种姓为基础的身份认同，而以他们所从事的共同工作为基础，形成了更大更有力的身份认同。在塞姆班的笔下，城市工作和技术使人从那些负面的种族和族群身份的意识形态中超脱出来，罢工促使所有人认识到，厨房这个本应是私人的、女性专属的领域与铁路这个公共的、男性专属的、涉及政治的领域，不可分割地都被捆绑在同一个剥削和不公正的空间里。

在非洲其他一些存在白人定居者的国家，还发生了更激烈的解放斗争。在北方，摩洛哥、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也有遭受法国殖民主义统治的痛苦经历。阿尔及利亚是法国在非洲最主要的移民殖民地，当地曾发动了一场旷日持久、令人震惊的反殖民战争。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北非法语小说，比如阿尔及利亚人穆罕默德·迪卜（Mohammed Dib）的《大房子》（La grande maison，1952）、摩洛哥人德里斯·什赖比（Driss Chraïbi）的《简单的过往》（Le passésimple，1954）以及阿尔及利亚人卡提卜·雅辛（Kateb Yacine）的《娜吉玛》（Nedjma，1956）。突尼斯人阿尔伯特·梅米（Albert Memmi）也写了一篇强烈谴责殖民主义影响的文章——《殖民者与被殖民者》（“The Colonizer and the Colonized”，1957）。一些深刻有力的小说围绕身份认同和文化等主题展开，如摩洛哥人阿卜杜勒-克比尔·哈提比（Abdelkebir Khatibi）的《文身的记忆》（La mémoire tatouée，1971）和《两种语言的爱情》（Amour bilingue，1983）。法国在19世纪的征服史和阿尔及利亚在20世纪50年代的抵抗战争，同样通过阿西娅·杰巴尔（Assia Djebar）笔下《爱情，幻想》（L'amour，la fantasia；1985）和《房间里的阿尔及利亚女人》（Femmes d'Alger dans leur appartement，2002）中对女性经历的描写而得到了重新审视和讲述。

此后的几十年，南部非洲经历了漫长的反殖民主义斗争。由于安哥拉长期的解放战争，阿戈什蒂纽·内图（Agostinho Neto）的葡萄牙语诗歌［《神圣的希望》（“Sagrada Esperanca”，1974）］和何塞·卢安迪诺·维埃拉（JoséLuandino Vieira）的小说［《多明戈斯·泽维尔的真实生活》（A Vida Verdadeira de Domingos Xavier；葡语版1974年出版，英语版1978年出版，1971年首次以法文出版，当时维埃拉正被监禁）］中，对殖民统治的谴责和见证其灭亡的决心都是强烈而迫切的。

琴杰拉伊·霍夫（Chenjerai Hove）的作品《骨头》（Bones，1988）于1989年获得了当年日本赞助的野间非洲出版奖的“非洲年度最佳出版图书”，而希莫·奇诺迪亚（Shimmer Chinodya）的《荆棘的收获》（Harvest of Thorns，1989）则是津巴布韦长达十年的解放战争的重要文学见证。

20世纪90年代中期，反对南非残暴的种族隔离制度的长期斗争及其在整个南部非洲造成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推动人们创作了大量口述和书面文字作品。事实上，南非有着重要的英语、阿非利坎语、祖鲁语、科萨语等文学传统，作为英裔和阿非利坎人后裔的南非白人、南非黑人及混血人种都参与了英语文学的创作。奥利弗·施赖纳（Olive Schreiner）的《一个非洲农场的故事》（Story of an African Farm，1883）在当时就是一部了不起的小说，但南非白人的自由写作受到国际关注则要等到1948年艾伦·帕顿（Alan Paton）出版的《哭吧，亲爱的祖国》（Cry，the Beloved Country）。近年来著名的南非白人作家包括多产的诗人和小说家布雷滕·布雷滕巴赫（Breyten Breytenbach）［《一个白化病恐怖分子的真情告白》（True Confessions of an Albino Terrorist，1984）］；小说家、剧作家和翻译家安德烈·布林克（AndréBrink），他在西方最著名的作品也许是《血染的季节》（A Dry White Season，1979）；还有20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他的《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Life and Times of Michael K.，1983）和《耻》（Disgrace，1999）分别获得了布克奖。

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南非的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也是一位小说家，她出版了许多小说和短篇小说集，包括《伯格的女儿》（Burger's Daughter，1979）、《七月的人民》（July's People，1981）、《大自然的运动》（A Sport of Nature，1987）、《我儿子的故事》（My Son's Story，1990）和《跳跃短篇小说集》（Jump and Other Stories，1991）等。戈迪默小说的独特优势之一是通过事件、物品和人物自己的话语，对种族和性别认同进行持续的探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她将白皮肤和男性气质（及其对立面）作为自然属性进行了解构。

南非白人剧作家阿索尔·富加德（Athol Fugard）多年来在纽约戏剧界一直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存在。他的剧作包括《博斯曼和莱娜》（Boesman and Lena，1969）——在笔者撰写本章时仍在美国上演、《大师哈罗德和男孩们》（Master Harold and the Boys，1982）以及与约翰·卡尼（John Kani）和温斯顿·恩什纳（Winston Ntshona）合著的《希兹尉·班西死了》（Sizwe Bansi Is Dead，1976）。富加德的戏剧主人公大多都是在种族隔离泥沼中苟且偷生的幸存者。

自由派的南非白人作家大体上都表达出一种生活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的白人少数群体的内疚、恐惧、孤立和普遍的不安，而南非黑人作家和具有黑人身份认同的作家更是写出了黑人多数群体所遭受的剥削、不公正、暴力和怒火。他们的叙述往往以城市和黑人居住区为背景。

关于种族隔离制度下黑人生活的最早叙述是以南非城市为背景的自传体小说，比如彼得·亚伯拉罕斯的《矿山小子》和《讲诉自由》（Tell Freedom，1954），以及埃泽克尔·姆法莱勒（Ezekel Mphalele）的《沿着第二大道》（Down Second Avenue，1959）。种族隔离制度下贫民窟生活的孤立感也是亚历克斯·拉古马（Alex LaGuma）的自然主义小说《夜行》（A Walk in the Night，1967）和《在季末的雾中》（In the Fog of the Season's End，1972）的共同主题。姆布莱洛·姆扎马内（Mbulelo Mzamane）的《索韦托的孩子》（Children of Soweto，1981）特别突出了南非黑人青年的自我意识、决心和毅力。

在小说范畴，南非人理查德·里夫（Richard Rive）、詹姆斯·马修斯（James Matthews）、米里亚姆·特拉利（Miriam Tlali）等人是比较出色的短篇小说家，此外，许多著名的小说家，包括亚历克斯·拉古马、贝西·海德（Besssie Head）、姆布莱洛·姆扎马内等，都在短篇小说方面颇有建树。

但同时，在种族隔离制度下，诗歌是南非黑人写作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媒介。奥斯瓦尔德·姆查利（Oswald Mtshali）的《牛皮鼓声》（Sounds of a Cowhide Drum，1971）和《火焰》（Fireflames，1980），西波·塞巴拉（Sipho Sepamla）的《快点行动吧！》（Hurry Up to It！，1975）、《蓝调是我心中的你》（The Blues Is You in Me，1976）和《我爱的索韦托》（The Soweto I Love，1977），还有蒙格尼·瓦利·瑟罗特（Mongane Walley Serote）的《吼叫的公牛》（Yakhal'inkomo，1972）、《没有婴儿必须哭泣》（No Baby Must Weep，1975），都是在南非黑人城市生活的残酷环境中锻造出来的——不仅展现了乡镇生活的压迫，还展现了人们的斗争、活力和幽默。在居住于美国的南非流亡者中，曾被囚禁在罗本岛（Robben Island）的诗人丹尼斯·布鲁图斯（Dennis Brutus）无疑是最著名的一位。在布鲁图斯的诗集［《海妖、指节和靴子》（Sirens，Knuckles and Boots；1963）、《顽固的希望》（Stubborn Hope，1978）］中，作者似乎在两边徘徊。一边是一种无情的自然主义描写：监狱、城市贫民窟或流放地的生活已经被压缩、被禁锢、被琐碎化、被贬低；另一边是虽然痛苦，却又顽强地对生活充满渴望，一种对生活中的想象力、可能性、力量和复兴的渴望。阿尔比·萨克斯（Albie Sachs）的《一个自由斗士的温柔复仇》（The Soft Vengeance of a Freedom Fighter，1991）是一部关于反种族隔离斗争中个人代价的杰出回忆录，它与布鲁图斯的诗歌一样，保持了对人性的信念，这种信念可能会在斗争中得到进一步的激励和成长。

值得一提的是，在非洲，监狱回忆录已经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流派，相关作品包括：布鲁图斯的《给玛莎的信》（Letters to Martha，1969）、摩洛哥人阿卜杜勒-拉　蒂　夫·拉　比（Abdellatif Laâbi）的《回归的路》（Rue du Retour，2003；法文原名Le chemin des ordalies）、沃莱·索因卡的《死去的男人》（The Man Died，1971）、恩古吉的《拘留》（Detained，1981）和埃及人纳瓦勒·萨达维（Nawal el Saadawi）的《女子监狱回忆录》（Memoirs from the Women's Prison，1984）。

最后，就南非而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被关押了27年的纳尔逊·曼德拉获得释放，以及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南非第一次民主选举中上台，文学的基调发生了变化。下文将再次讨论这一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