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也作为一个更大的世界的一部分而存在，在这个世界，人们通过大众传媒、大众通信、商业往来和日益增加的人口流动不断进行文化交流。非洲人通过广播、电视、CD、磁带、手机以及城市里的网吧等渠道接触音乐。他们很自然地将听到的这些声音融入当地音乐中。在当地转一转，你会发现甚至在用土著语言演唱歌曲时，土著鼓与电吉他和其他乐器都会一起演奏，再加上运用电子手段的扩音，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反之，非洲音乐也通过上述渠道传播到世界各地。随着越来越多的非洲人移民到欧洲和北美，他们在当地新的社区与他人交流音乐和其他文化思想，同时通过手机和电脑与他们的祖国几乎每天都保持联系。

来自西非的著名歌手泽耶·泰特（Zeye Tete）在利比里亚内战时曾经住在科特迪瓦的一个难民营，在此期间她得到了一个非政府组织的资助，拍摄了一部包含声乐和舞蹈的音乐视频。她将难民营中的一些年轻女孩组成歌舞团，为她的独唱伴奏。她在难民营的演出营造了极佳的视听效果。几年后，当她移民到费城时，这部视频在非洲的利比里亚人和居住在美国的利比里亚人之间来回传播。在人们流离失所，等待和平和创伤愈合的过程中，是音乐记录了战争带给人们的苦难。

虽然不能否认，21世纪的全球化世界见证了跨文化交流的急剧增加，但文化交流对非洲来说并不新鲜。从音乐和文化的角度来看，非洲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大洲，但将非洲视为一个独立的空间，而脱离其周围的地理环境，只能说是描绘了一幅不完整的画面。例如，北非既是地中海地区的一部分，也是非洲的一部分，而非洲之角与阿拉伯半岛只隔着极其狭窄的红海。这些地理现实都清楚地表现在乐器、音乐流派、音乐观念和音乐审美等的相似度上。

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对非洲的偏见认为，殖民前非洲历史的特点是各民族生活在相对孤立的环境中，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更多的是各族之间大量的文化交流。在非洲历史上的诸多文化互动形式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贸易往来。贸易路线跨越撒哈拉，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与马格里布以及包括欧洲和中东在内的其他地方连接起来。当人们交换商品时，他们也交换其他文化元素，包括乐器和审美观念。事实证明，朝圣是文化交流的另一个重要促进因素。来自非洲各地的穆斯林向北穿越撒哈拉沙漠，到达阿拉伯半岛的圣城麦加和麦地那，并在此参加宗教仪式，这也会成为信众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当非洲的朝圣者前往阿拉伯半岛时，他们也带来了自己的音乐习俗和乐器，并与沿途的人们分享。反过来，来自阿拉伯半岛和非洲北部的商人及其他人也把乐器和习俗带到了非洲其他地区。萨赫勒和西苏丹地区的大量弦乐器可能源自该地区与北非的长期贸易和伊斯兰教的传播。单弦提琴（如豪萨族的“gorge”或达贡巴人的“gondze”）几乎可以肯定是通过与北非的阿拉伯商人、教育工作者和伊斯兰教传教者的接触而传入西苏丹地区的。在这种文化交流下，商品和思想是双向流动的。摩洛哥人在“格纳瓦”（gnawa）^[1]附灵仪式中演奏的一种三弦低音鲁特琴（hajhuj），是西非来的奴隶从南方带来的。同样，在阿拉伯半岛西部的一些城镇，晚上也能听到西非鼓的鼓声。朝圣者们留下了其中的一些乐器，甚至在那里永久定居，改变了他们所到之处的音乐面貌。20世纪末，金贝鼓（jembe）主要由巡回演出的非洲民族歌舞团引入欧洲和北美，特别是几内亚的非洲芭蕾舞团（Les Ballets Africains）。这种鼓最初来自几内亚与马里边境附近的曼德地区，最终传遍全球，从日本到加拿大到德国都可以见到这种鼓，它成为非洲无处不在的象征。

在其他情况下，学者们很难确定影响力的流动方向。例如，尽管拨弦鲁特琴（包含马林克人的“koni”、富尔贝人的“hoddu”、沃洛夫人的“xalam”和豪萨人的“gurumi”）主要由西非的穆斯林使用，但这些乐器的起源尚未得到明确的证明。学者们认为，在这个乐器家族中，可以找到非裔美国人创造的班卓琴（banjo）的前身。

即使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单独来看，单个乐器也可以讲述文化流动和交流的故事。上文提到的单弦提琴在从塞内加尔到乍得湖绵延约两千英里的地带都可以找到，这表明了这一地区各群体之间互动的历史。同样，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利比里亚的克鲁族（Kru）水手一直在西非海岸的各个港口之间穿梭，他们不仅运送货物，也传播了吉他和以吉他演奏的“棕榈酒吉他音乐”（palm-wine guitar music）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