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人民创作和聆听的音乐与视觉和戏剧艺术有关，更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没有舞蹈，歌唱也会失去色彩。乐器就像是乐手的延伸，奏出的音乐也是乐手的心声。歌唱者常常会演绎或戏剧化他们所唱的内容，尤其在乐曲是一个叙事性的故事时更是如此。

表演渗透到非洲各地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许多非洲人看来，音乐不是一件可以单独欣赏的美事，而是覆盖面更广的一系列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活动还包括游戏、舞蹈、文字、戏剧和视觉艺术等。正如加纳舞蹈团团长A.M.伊博库（A.M.Ipoku）向民族音乐学家芭芭拉·汉普顿（Barbara Hampton）道出的那样，舞蹈和音乐应该不分彼此，让人“既能看到音乐，又能听到舞蹈”。或者也像喀麦隆的一位酋长向艺术史学家罗伯特·法里斯·汤普森（Robert Farris Thompson）表达的那样：“舞者必须倾听鼓声。当他真正在听的时候，鼓声在他的心中回荡，那么他就已经开始真正地跳舞了。”（Thompson，1974）而意为“表演”或“活动”的词语，无论是克佩列人的“pele”还是索托人的“lipa-pali”，不仅适用于音乐创造、舞蹈和演讲等场合，而且在儿童游戏和运动中多有使用。因此，歌唱与跳舞、戏剧、游戏和运动混合为一，它们都被认为是表演的组成部分。当视觉、听觉和动觉相互交织时，一种感觉与另一种感觉几乎是无形地融合在一起。

在政治活动中，歌手会为职位候选人进行宣传。在科菲·布西亚（Kofi Busia）竞选加纳总统时，一辆流动货车上播放了带有警告性质的音乐，这一音乐围绕着该国前领导人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的政治活动展开。奥乌苏·布雷姆彭（Owusu Brempong）回忆了这首歌的歌词：“下雨之前，风先临。我告诉过你，但你没有听。下雨之前，风先临。我告诉过你，但你没有听。”

格里奥是专业的赞美和批评歌手，在很多情况下会为他们的统治者传递信息，他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马里第一任君主松迪亚塔（1230—1255年在位）统治的时代之前。

塞拉利昂门德人的传统叙事故事“多梅西亚”（domeisia）的表演者们用文字、歌声和手势为晚间的娱乐活动增添色彩。女性一边弯腰锄地插秧，一边唱着劳动之歌，即兴表演了一种轻松愉快的呼唤和回应模式。在别处，一位巴士司机在录音机里放着一盘磁带，鲍勃·马利（Bob Marley）的歌词和雷鬼音乐响起，司机的助手则随着车子奔跑。车子速度越来越快，助手便从敞开的车门跳上车，随着环境音踱着舞步。约翰·马兰克（John Maranke）领导的中东非使徒教会（East and Central African Apostolic Church）的成员用歌声召唤圣灵。在所有这些情境下，音乐已经融入生活，尽管在非洲各地的具体实践具有丰富的多样性，但一些共同的元素已经渗透在无数的细节中。

约翰·切尔诺夫（John Chernoff）在加纳北部观察到的一个事件显示了不同媒介在同一个场合的交织。

达贡巴人（Dagomba）的葬礼是一场盛宴。重要人物或受人爱戴的男女最后的葬礼可以吸引几千人参加和观看。小商贩们也会来做生意，他们摆起桌子，卖香烟、咖啡、茶叶、面包、水果和其他商品给来往的人群。在一片大面积的区域内，各类音乐团体分别组成一个个圆圈。在几个大圈子里，亲戚朋友们随着咚咚的鼓声起舞。小提琴手也在那里。傍晚的活动告一段落后，人们会去休息，晚上九点到十点之间开始重新集合。那时，几个辛巴族（Simpa）乐团已经开始演奏了。两三个非洲鼓（Atikatika）乐团也到了，各就各位，到了十一点，葬礼全面开始。午夜过后，更多的团体来跳起巴玛亚舞（Baamaya）或者其他特殊舞蹈，如杰拉舞（Jera）或比拉舞（Bila），不过后面两种并不常见。巴玛亚舞者的打扮很奇特，脚上、腰上都系着铃铛，戴着头饰，挥舞着扇子。舞蹈动作精彩而剧烈：当锣鼓和笛子奏响巴玛亚舞的节奏时，舞者就会绕着圈，不停地扭动腰肢，直到黎明时分葬礼结束。

其中一些舞蹈流派也在其他场合表演，如加纳舞蹈团就经常在音乐会舞台上表演简略版的巴玛亚舞。由此，一种背景下的音乐流动到了另一种背景下，并作出了一定改变，从仪式走向娱乐，但音乐本身仍然保留了原初的核心要素。

虽然上述葬礼表演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但这种传统在21世纪依然存在。在内乱时期，葬礼成为政治抗议的主要场所。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情况是如此，1989年至2003年利比里亚内战时也是如此。1989年，在曾与独裁者塞缪尔·多伊（Samuel Doe）发生争执的前内阁部长和政治领袖詹姆斯·巴尔贝亚（James Gbarbea）的葬礼上，一个克佩列合唱团唱出了那些说出来就会被投进监狱的话语。但在音乐方面，限制就没那么多：

耶稣是大大的“仪式祭司”（zoe）。

我们都会死去。

多伊会死去。

在日常生活中被压制的政治表达在仪式音乐活动中找到了出口，特别是在纪念人们逝去的生命的葬礼上。那些在公开场合想说又不能说的想法可以在葬礼上放声唱出来。人们在这些音乐场合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也获得了相当大的慰藉和群体力量。

非洲人的宗教实践往往在观念上将音乐与其他艺术形式和思想联系起来。在科特迪瓦关于丹族森林之灵“戈”的表演中，表演的所有元素——舞者的面具和服装、舞步、谚语等口头语言、打鼓的节奏以及歌声——在概念上是一体化的，都被认为是“戈”的显灵。别人可能听到的是“音乐”，观看表演的人则可能简单地认为这就是魂灵存在的声音表现。

同有关魂灵“戈”的表演情况一样，非洲的音乐常在根本上与特定的活动和／或人群联系在一起。儿童在完成成人仪式时需要为其所在的社区表演特定的音乐和舞蹈，以标志他们进入成年。女性在用巨大的木杵碾磨谷物时，会随着节奏唱起歌来。在西非，曼德族猎人一边弹奏猎人的竖琴似鲁特（donso ngoni）一边唱歌，鼓励他们的兄弟在追逐猎物的过程中克服困难。在这些情况下，音乐都是非洲人生活流动中固有活动和进程的一部分。音乐不仅仅是一种可以作为额外娱乐活动的不严肃表达，更是非洲社会中人与人交往互动的关键部分，而这些社会往往处于战争和其他各种胁迫的压力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