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非洲人的健康状况受到了重大的结构性制约，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人们不仅仅是疾病的被动受害者。即使面对巨大的障碍，病人也会积极地追求健康。这种“对治疗的探求”，正如约翰·詹曾（John Janzen）所说的那样，其参与者往往涉及患者及其家庭和社区成员，并可能导致那些寻求照护和治疗的人尝试各种不同类型的治疗手段。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卫生资源涵盖多种从业人员和治疗方法，包括经过生物医学培训的医生、能够被魂灵附身的灵媒、草药师、占卜师、基督教和穆斯林治疗师等，他们利用药品、药用植物、祈祷和经文来治疗他们的病人。在多元化的表象下是创新的洪流——新的治疗技术、魂灵和药用植物不断被发现；生物医学和招魂术疗法相结合的新方法或药品和草药相结合的新药方不断被发现。事实上，病人很欣赏这种创新，创新现有服务范围的治疗师很有吸引力。在这样一个医疗多元化的背景下，病人和他们的陪伴者必须在一系列可能的治疗师、技术和治疗药物中进行选择。研究表明，人们往往选择同时或先后使用多种治疗方案。非洲的医疗多元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事实上，全世界的人们都在利用多种治疗方法。例如，在美国，一个病人可以拜访医生、灵气大师、脊椎按摩师、芳香疗法师、自然疗法师或中医专家以及其他各种医疗从业者。此外，美国政府在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之下还设有国家补充和替代医学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对上述和其他未提到的治疗方法进行研究。

由于非洲医疗环境的文化复杂性，在很多非洲社会还存在着针对各种医疗从业人员相对效力、合法性和在国家医疗保健计划中的适当地位等进行的活跃和持续的讨论。所谓的传统治疗师抱团建立起专业协会，将生物医学技术纳入他们的实践中，并寻求国际认可。在非洲生物医学医疗人员在人口中占比过低的背景下，传统治疗师在国际卫生组织看来是人力资源方面一项有益的补充，并得到了鼓励，至少是口头鼓励。例如，在莫桑比克，据估计，大约每200人就有一名传统治疗师（Greenetal.，1994：8），而生物医学医生的数量约为500人，要服务全国2 300万人口，即每4万多人约有一名医生（WHO，2011b：120）。非洲其他地方情况也类似，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大约80%的非洲人会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候求助于传统疗法。鉴于这些数字，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于2007年发表了《传统医学宣言》（Declaration on Traditional Medicine），承诺“建立将传统医学的积极方面制度化地纳入卫生体系的机制，并改善西医和传统医疗从业者之间的合作”（WHO，2007：3）。然而，如上所述，由于生物医学和其他治疗方式在认识论上的差异，以及这些讨论所处环境的政治复杂性，合作的尝试往往是困难的。因此，非洲的健康和治疗问题往往与国内和国际政治交织在一起，涉及卫生资源的组织和使用、“文化”在国家政策中的地位，以及科学与宗教、自然世界与超自然世界、“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