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近期与南非有关的少数例外情况外，国际学术界并没有关注国际发展工作对发展中国家城市和城市空间的影响，城市发展政策也没有成为有关全球化的课程体系的一部分。主要的全球化问题学者一直专注于金融和经济循环、技术和各种文化流动等议题。他们很少关注作为全球化重要形式的国际发展合作，以及这一进程如何促进南半球城市空间的重组。实际上，以国际发展计划为媒介的全球化对城市空间的塑造有着重要的影响。结构调整计划（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和新自由主义改革一直在通过重塑特定城市内部、特定区域城市之间以及全球范围内经济机会的分布和区位来改变城市空间。这些政策对整个城市空间产生了重大影响，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不同人口阶层的生计，加剧了社会和空间的不平等，并以新的方式扩大了这种不平等。

例如，在非洲的许多城市里，城市空间的性质和可用性在土地、基础设施和市场方面正在发生变化。外国投资导致了城市空间布局和商业活动区位的变化，形成了新的物理和市场分割模式。南非的零售资本就是一个重要的案例。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它们在非洲其他地区不断扩张，获得了资本积累，特别是（但不仅仅是）高档购物中心的开发。绍普莱特（Shoprite）是一家总部设在南非的大型跨国企业，已将业务扩展到赞比亚和莫桑比克，其在卢萨卡和马普托两地的工作人员牵涉了一种新的规模政治，这种政治对权利的主张不仅在地方一级，更是延展到了区域、国家乃至全球范围内，绍普莱特的工作场所也因此成为新的区域想象的一个重要媒介。这些赞比亚和莫桑比克籍员工要求与南非员工在公司内获得平等对待，借此，他们也可以通过公司与南非建立起特殊的联系。也有一些地区性公司投资建设了规模不等的商场，包括由亚洲裔入籍者组成的财团在卢萨卡和黎巴嫩人在塞内加尔达喀尔的投资，以及黎巴嫩、葡萄牙商人以及印度裔和巴基斯坦裔南非商人在纳米比亚与安哥拉边境港口城镇奥希坎戈（Oshikango）开发的仓储项目等。

比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零售业在整个非洲的扩张更引人注目或者至少可以说更有争议的，是中国在非洲日益提升的经济参与度。问题不在于中国对矿产和农产品等第一产业商品的投资，也不在于其对铁路和公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甚至不在于其对建筑业的投资（比如在南非，中国工人的数量就超过了南非人）。相反，备受争议的主要是来自中国的大企业和有中国背景的小商贩所从事的批发和零售商业，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这些中国贸易商已经在许多非洲城市成为普遍的存在。

由于销售和贸易活动是非洲很大一部分城市居民的主要生计来源，中国人向城市商业进军的做法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异议。例如，在城市里的小规模批发和零售部门，中国人拥有和管理的销售廉价家庭用品和服装的商店相比过去的从业者就已经建立起了竞争优势。在达喀尔，一部分塞内加尔消费者赞扬中国人提供了价格低廉的日常用品，也有一些人认为他们挤占了达喀尔居民的一部分工作，这反映了人们对中国人在达喀尔商业舞台上日益增长的存在所产生的矛盾心理。在纳米比亚北部的奥希坎戈，其作为边境主要贸易中心的快速发展以及允许免关税进口中国商品的海关法规也使来此开创事业的中国企业得益。在提供廉价商品和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中国商人也在当地建立了新的依附关系，但并没有回应当地产业的关切。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商业发展带来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结果是小规模贸易和服务业从城市中心向城市外围地区扩散，以此为购物中心、高档商店、酒店和私人住宅开发，包括封闭式社区等腾出黄金空间。由于近期的投资多以高档消费者为目标，许多新的市场开发项目收取的租金高昂，将小规模的经营者排除在外，后者则转而将街道作为经济活动的场所。城市管理机构与街头小贩之间因使用公共空间从事商业而发生的暴力冲突仍在继续，这些小贩时不时地被赶走也就不足为奇了。随着体制改革导致的政治权力下放，很多非洲城市的地方政府在管理城市住宅和包括露天市场的商业活动空间方面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两方的冲突成了许多城市的政党政治利用的工具，因为在这些城市中空间稀缺，这些小商贩被政客当作潜在的票仓。商贩们与管理者之间这种爱恨交加的关系已被证明难以调节。

促进外国投资和私有化的政治经济改革不仅影响了商业活动的地点和性质，如非洲城市里购物中心的建设和小规模贸易空间的边缘化，还改变了城市土地的价值，对住房市场产生了不利影响，特别是对经济能力有限的城市居民群体而言。在东部和南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城市住宅空间根据种族进行隔离的遗留问题依然存在，而如今的衡量标准只是由种族变成了收入水平。在大多数城市，高收入群体居住的封闭式社区就建在低收入者居民区边上。在整个南部非洲，“大院”（compound）^[1]一词被用来描述非洲人的隔离性住房，这种聚居区最早出现于19世纪80年代末南非的黄金和钻石矿区。如今，卢萨卡75%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周边地区的非正式住宅区或棚户区——当地人仍称其为“大院”，因为住房市场已经私有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没有建造过任何政府经营的低成本住房。其结果是，现有聚居区的人口极度拥挤，当地的租房市场发展迅猛，包括以极为高昂的租金转租房间，这些房间往往由不自住的房东掌管，这一过程在整个非洲城市中广泛存在。由于电力、水、卫生和交通等基础设施不足或极度缺乏，其中许多居住区发展服务业和小型制造业的前景并不乐观。因此，居家企业在高收入居住区可能有更好的发展潜力。卢萨卡国际机场、商业农场和紧邻低成本住宅区的养牛场等大型发展项目也限制了居民区在城市周边扩张的可能性。

住房市场的私有化除了导致现有聚居区的极度拥挤外，还造成了新的不平等。以前由政府和私人雇主严格控制的出租房屋市场在很多城市随着私有化的进程已经大大放松。这些住房单位向目前的租户出售，但许多租户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购买，房屋便被卖给了更富裕的人。由此，中等价格的住房区域得到了升级改造，而以前的租户别无他法，只能在已经很拥挤的棚户区寻找住所。在很多情况下，女性获得贷款的机会比男性少，因此性别对寻找住房至关重要。年轻人也是处于劣势的一方，因为他们很少能够靠自己获得住房，于是结婚成家也只能推迟。青年大量的失业和结婚率下降正在影响涉及性和经济支持的两性关系，这对社会组织、领导地位和家庭权力关系产生了影响，其后果在社会关系和空间中体现得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