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发展

非洲国家的独立浪潮给非洲穆斯林带来了新的挑战。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独立后一些欧洲语言被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定为官方语言，相关政府机构为懂得这些语言的个人开放了越来越多职位，此时穆斯林发现自己与基督徒相比处于不利地位：基督徒可以进入教会学校学习欧洲语言，但殖民当局此前往往没有在穆斯林聚居地区提供覆盖广泛的西式学校体系。后殖民国家还强调世俗主义，一些穆斯林对此较有情绪，他们认为这些变化破坏了宗教自治。最近穆斯林呼吁更多地实施“沙里亚法”（sharia），也是针对这些变化的反应。沙里亚法（这个词通常被翻译成“伊斯兰教法”）是指千百年来发展而成的伊斯兰法律程序。近来对沙里亚法的使用有时也会求助于古典法学家编写的伊斯兰法律手册，以严格规范对某些特定罪行的适用，但长期以来，沙里亚法的实践运用都是有着细微差别的。穆斯林认为，最高的法官是真主，而真主是宽容的，因此在司法裁决和惩罚方面允许有一定的自由度。

新的伊斯兰改革主义浪潮席卷了后殖民时代的非洲。世界其他地区穆斯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萨拉菲主义（Salafism）就是一例，它以一连串不同的强调“萨拉菲”（salaf，阿拉伯语“先人”的意思）先例的伊斯兰运动命名，“先人”在这里也包括先知穆罕默德及其最初的信徒。萨拉菲作为榜样的重要性在伊斯兰世界具有很深的渊源，许多人把当代萨拉菲主义的兴起归功于18世纪沙特改革家阿卜杜勒·瓦哈卜（Abd al-Wahhab）与19世纪穆斯林学者穆罕默德·阿布笃（Muhammad Abduh）、贾迈赫·丁·阿富汗尼（Jamal al-Din al-Afghani）和拉希德·里达（Rashid Rida）的宣道。当代非洲的伊斯兰改革者吸取了这些思想，信奉强调阿拉伯语知识、提倡将《古兰经》和《圣训》作为培养社会生活中的虔诚度基础的经典主义（scripturalism），以此作为解决当地问题的药方，并为此付出了努力。非洲伊斯兰改革者对大多数苏菲派领袖持批评态度，认为他们在宗教实践中的创新是不可接受的。改革者用口语化的语言来论证他们基于经文的理解，并利用新的媒体与受众沟通，不再强调苏菲主义亲密的面对面接触。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改革者创办的阿拉伯语学校所采用的教学方法主要是教学指导式的，而非苏菲派和其他非洲穆斯林开办的《古兰经》学校中的死记硬背。跨国网络为非洲改革者提供了获取资源的途径，尤其对于阿拉伯语学校而言，受益于阿拉伯和其他地区石油富国政府的财政支持，其优秀学生往往能获得奖学金，到国外继续深造。一些非洲国家愿意将阿拉伯语学校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从而扩大就业机会。不过，教育援助仅仅是阿拉伯和伊朗提供的支持之一，此外还有诊所的建设和其他人道主义援助。来自阿拉伯地区的援助往往导致更多的人信奉萨拉菲主义思想，而伊朗的援助则更多针对的是非洲小规模什叶派群体。

苏菲派教团和其他在殖民时代发展起来的穆斯林运动继续在当代非洲的宗教生活中发挥着作用。苏菲派虽然在一些地区式微，但在另一些地区仍然居于重要地位，使用新型媒体继续进行传教。例如，在塞内加尔，穆里德教团从最初的塞内加尔农村扩大到达喀尔和其他塞内加尔城市地区。每年前往穆里德运动的宗教中心图巴（Touba）朝圣仍然是一个重点活动，苏菲派领袖定期在各大城市巡游，包括纽约和巴黎等移民定居的城市，移民们在那里依靠苏菲派祷文的录音和其他新媒体来保持他们的信仰。苏菲派教团在东部非洲也一直很活跃，比如在坦桑尼亚，苏菲派教团仍然是分布最广泛和最受欢迎的穆斯林组织。艾哈迈迪亚派穆斯林团体在非洲持续发力：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为人类服务计划”（Service to Humanity Scheme）通过由世界各地艾哈迈迪亚派穆斯林捐款资助的发展项目，在当地艾哈迈迪亚派成员和承诺在非洲工作一段时间的外籍艾哈迈迪亚派志愿者的领导下，增加了非洲的教育和医疗服务的供给。

在北非，穆斯林兄弟会和其他穆斯林组织在近期的抗议活动将树大根深的政府赶下台后，成为主要的政治力量。抗议活动始于2010年的突尼斯，当时一名水果商贩自焚，引发了针对扎因·阿比丁·本·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总统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抗议活动使本·阿里于2011年1月下台，并在该地区引发了其他抗议活动。在埃及，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总统也曾进行国家镇压和推广经济自由主义，抗议者采用了与他们的突尼斯同行类似的策略，比如利用社交媒体，通过占领开罗的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组织非暴力的民间抗议示威。穆斯林兄弟会加入了抗议活动，并在2011年该运动推翻穆巴拉克总统时提供了支持。埃及和突尼斯的政治过渡并不彻底：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和突尼斯的复兴运动党（Ennahda）等穆斯林政党赢得选举，获得了执政地位，但仅过了两年，2013年的军事行动就将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赶下了台，新的抗议活动也不断挑战着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党政府的权威。在利比亚，受到突尼斯和埃及抗议活动的影响，在外国空中军事力量的支持下，利比亚的抵抗组织发动了军事运动，最终导致在位已久的统治者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Qaddafi）的倒台。利比亚起义并没有带来一个稳定的中央集权政府，许多团体——包括那些伊斯兰改革派团体，都在争夺后革命时代的影响力。

当代非洲出现了一些激进的穆斯林运动。例如，刚刚提到的在非洲北部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也引发了撒哈拉以南一些地区的起义。正如关于非洲政治的一章将要讨论的那样，马里的图阿雷格人分离主义团体最近在马里北部发动了一场叛乱，一些参与叛乱的图阿雷格战士刚从利比亚逃离，还携带着来自卡扎菲武器库的装备。其中一个叛乱组织名为“伊斯兰卫士”（Ansar Dine），这是一个穆斯林民兵组织，他们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l-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结成联盟，后者是一个阿尔及利亚团体，目前正在从整个地区招募年轻的穆斯林男子参加马里的叛乱活动。在尼日利亚，被称为“博科圣地”（Boko Haram）的穆斯林组织发起了一场连环爆炸恐怖活动，其最初的目标是警察，但后来也袭击了联合国办事处和基督教教堂；一些谴责“博科圣地”激进策略的尼日利亚穆斯林领袖遭到了暗杀。在索马里，二十年的内乱导致了青年党（al-Shabab）的崛起，青年党是一个支持“伊斯兰法院联盟”（Union of Islamic Courts）的索马里穆斯林民兵组织，后者是一场寻求削弱索马里部族武装领导人权力的草根运动。当埃塞俄比亚于2006年介入索马里以驱逐“伊斯兰法院联盟”时，青年党与埃塞俄比亚人作战，并获得了民众的支持；2009年埃塞俄比亚撤军后，青年党控制了索马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青年党掌权后，就立即严格执行对《古兰经》的字面解释，这也导致其迅速失去了索马里民众的支持。其领导层还在乌干达组织了恐怖爆炸袭击，并在互联网上宣传全球“圣战”。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奥马尔·哈马米（Omar Hammami），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亚拉巴马州人，皈依伊斯兰教后移居索马里，并创作了鼓吹为青年党事业献身的嘻哈音乐歌词。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于2010年出兵索马里，虽然青年党失去了对城镇的控制，但它在一些农村地区仍然是一股不容小视的力量：激进的领导层巩固了控制权，通过暗杀清除了奥马尔·哈马米等成员，并在索马里的城镇和其他地方策划并实施恐怖主义活动，如2013年对肯尼亚一家购物中心的袭击。然而，在青年党控制之外的地区，索马里的苏菲派教团正重新树立其影响力。青年党、“博科圣地”和“伊斯兰卫士”等激进团体使用武力将其对伊斯兰教的解释强加于人的行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大多数非洲穆斯林从事的是和平的宗教宣传活动，并对非洲的宗教多元化持宽容态度。

在过去的两百年里，存在已久的非洲穆斯林团体的数量和影响不断提升。苏菲派教团在19世纪领导了伊斯兰教改革，在欧洲殖民干预后，他们转而通过改宗运动来扩大信徒的数量。这些改变促进了当地与伊斯兰教的深入接触，但由于非洲与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互动的增加，同质化的压力也在增长。非洲穆斯林改革者基于对《古兰经》的解读和与伊斯兰世界富裕地区的联系对伊斯兰的宗教形式进行了改善，以期解决当地和全球伊斯兰潮流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苏菲主义在某些情况下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其他形式的伊斯兰宗教表达也是如此。在北非，穆斯林组织从政权更迭中受益，参加选举并取得政治权力。在马里和索马里等一些案例中，出现了好战的激进穆斯林组织，他们利用武力强加的对伊斯兰教的诠释并不为其他大部分人所认同。

非洲的宗教多种多样，充满活力。根源于非洲的宗教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当代一些人认为它无关紧要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基督教在非洲的悠久历史造就了诸多如东正教、主流教会、非洲独立教会、福音派五旬节教会和灵恩教会等教派力量。伊斯兰教也有类似的长寿和活力，苏菲派、改革派和其他穆斯林组织构成了当代伊斯兰教在非洲的图景。根源于非洲的宗教已经传播到美洲和其他地方的非洲裔群体中，全球的互动也使非洲穆斯林和基督徒能够与其他地方的信徒保持联系。宗教与非洲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而非洲人也将继续用自己的方式阐释宗教的思想和实践。

拓展阅读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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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斯瓦希里语“圣灵”（Roho Mtakatifu）的简写。——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