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亲属形式的团体

亲属关系和家庭往往成为其他社会关系的榜样，原本专属于亲属关系框架下的术语可以用于从城市协会到公民身份等新的团体形式和身份。同学之间像亲戚一样建立纽带，并在之后的生活里从中获益。朋友可以像亲人一样相处，当作兄弟姐妹或表亲对待，家中长辈的朋友也可以被称为“叔叔”或“阿姨”。在西非的曼德人当中，不同宗族和族群之间仪式化的玩笑在陌生人之间建立了联系，并促进了社会和谐。

自从有社会生活的证据以来，非洲男女一直被从亲密友谊到各种协会的非亲属关系围绕。对男性和女性儿童进行的割礼，使年龄相仿的孩子们在一群参与者中结成了伙伴，有着类似经历的他们跨越亲属关系和社会地位铸成的友谊会持续一生。男性同龄伙伴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在婚后一般仍留在同一地区。18世纪建立的塞古巴马纳国家（在今马里境内）便是缘于一个同龄群体对长辈的反叛，而前殖民时期的祖鲁王国（Zulu Kingdom，在今南非境内）也是靠着同龄男子来组建军团的。年纪较小的同龄人经常被要求在田间劳作或承担社区项目。现在的男孩通常在诊所接受割礼，而且由于皈依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和上学，相关的仪式已大大简略或完全取消，因此同龄伙伴的重要性已经大大减弱。然而，他们可能仍然在一年中的某些特定时间一起举行化装舞会。

在东非游牧社会中，年龄等级是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年龄等级构建了男性生命周期的社会经验，并塑造了他们的阳刚之气。男子的角色、权利和责任随着他们在割礼前、割礼后和成为各个级别的长者后的不同人生阶段而变化；女性在为划分不同人生阶段而进行的仪式中处于核心位置。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由于殖民政策，年龄等级制度开始改变，这一进程在最近几十年中得到加强：旅游业使得“勇士”等级日益显示出商品化的特征，也使马赛族“勇士”成为牧民男子气概的象征。

在西非说曼德语的族群中，过渡仪式社团在男性之间和一些地区的女性之间建立了特殊纽带。学者们称它们为“秘密社团”，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入会者获得了深奥的知识，他们的活动亦对外人保密。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桑德”（Sande）和“波罗”（Poro）曾分别是很有影响力的男性和女性社团，“科莫”（Komo）是北方稀树草原地区一个同样有影响力的男性社团。由于这些社团与本土宗教实践紧密联系，一旦其成员成为穆斯林或基督徒，社团就会急剧衰落下去。与这些社团相关的面具和其他物品现在可以在博物馆找到，我们会在有关艺术的章节中讨论。相比之下，曼德族的猎人社团仍然活跃，尽管它们也需要深奥的专门知识和过渡仪式。与商业猎人不同，其成员有着严格的行为守则和对动植物的深入了解。猎人社团根据成员入门时间的先后来设定年龄等级，社会地位并不重要。猎人社团的音乐已经非常流行，社团本身也在新的条件下扮演了新的角色：他们充当安全巡逻队，保护当地社区免受犯罪的袭扰，在国家公园担任警卫，并参与和打击叛乱。他们的领导人跨越国界的限制与其他国家的同侪建立了联系。

在非洲的许多地区，工匠构成了一个单独的社会类别。他们和牧民或耕种者一样，是亲属团体的一员，但不同之处是他们因职业而联系在一起。与被奴役的群体一样，他们通常也是一些特定家族的后代。以这种方式区分的工匠种类因时因地不同，但大多包含铁匠。西非的萨赫勒和稀树草原地区以高度发达的职业群体体系而闻名，这些职业群体包括铁匠和陶工（后者是铁匠的姐妹和妻子）、吟游诗人［也被称为“格里奥”（griot）］、皮革工人，以及常见于富尔贝人（Fulbe）中的织工。他们只应在其所属的社会类别内结婚，并把身份传给子女；不过，这种界限也有被重新定义的可能。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于农牧民。但同时，他们也被认为具有特殊的精神力量。特别是铁匠以他们的超自然能力和治愈能力而著称。格里奥记述统治者的家谱，传播家族传统，并为那些成就卓越的人吟唱赞歌。他们受到他人的尊重和敬畏，因为他们熟知家庭秘密，随时可以吐露。他们与社会中的权贵走得很近，这些格里奥常常与铁匠一起担任调解人，因为这两个职业类别的人都无法担任政治职务。而在撒哈拉沙漠的图阿雷格人中，曼德人那里由格里奥完成的工作，许多都是由铁匠代劳了。铁匠和皮革工人的工作到现在也没有大的差别，然而编织作为一门手艺已经大幅衰退。格里奥现今在社会和政治活动中仍然具有一定作用，但他们也时常因为被那些希望提高自己地位的政客和富人利用而受到批评。有些人在国际音乐界声名大噪，或者像其他工匠一样，靠着他们的教育基础，转而从事完全不同的工作。这些群体的任何成员现在都有机会获得政治职位，但与其群体以外的人口通婚则还没有被社会普遍接受。

詹姆斯·埃里森（James Ellision）在埃塞俄比亚南部的研究表明，孔索（Konso）的技工和商人用一种亲属关系的术语表达他们各自的社会地位，称自己是富尔托（Fulto）“家族”（以他们的同名祖先命名）。近年来，随着贫困农民不断寻求新的经济机会与富尔托“家族”广泛的关系和贸易网络的影响，他们的成员数目有所增加。“家族”成员互相帮助，参加宴会和公共仪式。20世纪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以及对于自由市场精神的广为接受促进了农民对这种新身份（以及社会等级的降低）的认同。

非洲男女在追求共同目标时也会组成各种类型的社团。其中的一些在达成目标后就宣告解散，也有一些则成为社会生活的永久特征。这些社团包括文化组织、致力于发展的协会和朋友们在非正式场合讨论当下问题的俱乐部。即使是那些具有经济性质的社团（例如各种自助社团，包括关于生计的一章中讨论的互助信贷组织，以及近年出现的社区和非政府组织），也向其成员提供社交、道义支持和扩大个人关系网络的机会。城市新移民组成的同乡会经常赞助建造学校、教堂或清真寺或者其他发展项目；当一名成员去世时，同乡会或同族会也会帮助将遗体送归家乡。乡村或城市的妇女协会和政党中的女性分支在节日期间穿着相同的衣服来表示她们的团结。无论是以教会团体、唱诗班、研究团体的形式，还是以专门从事社会和宗教事务团体的形式，宗教正在成为日益重要的结社基础。在塞内加尔宗教和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的“达埃拉仪式”（daairas）在国外的离散群体中得到了重建，包括美国，在那里，苏菲派（Sufi）教团的信徒会组织宗教仪式，相互之间和为新移民提供帮助，支持宗教领袖，并代表该团体与地方当局谈判。最后，生活在海外的非洲人利用互联网创建了关注家乡动态的虚拟社区，与国内外成员讨论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

鉴于非洲的规模之大，非洲各地在家庭单位的建立、亲属群体的界定和不相关个人之间联系的形成等方面采取的方式方法大相径庭，这点我们并不感到奇怪。然而，这些差异总是相对的，比如，当政治和人口迁徙进程推动与他人进行新的互动时，群体会对他们的文化理想和习俗相应进行调适。因此，非洲社会关系的巨大活力是比国家内部和不同国家之间家庭、婚姻和团体形式的变化更为重要的因素。变革虽然早已有之，但它似乎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加速了。从阿尔及尔到开普敦，从蒙巴萨到布拉柴维尔和达喀尔，非洲人在日常决策和争取更美好未来的过程中深度参与到了全球化进程之中，发展出新的关系形式。各行各业的人们受到教育、宗教、通过各种媒体传播的影像、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环境变化等的影响，开始重新诠释相互关系的理想形式和对它的期望。家庭单位似乎正在收缩，两性关系正在重组，代际关系正在重建。超越亲属关系、恩惠和种族的新团体形式也正在形成。然而，这些变化不是单向的，也不会在最后简单地成为一个新的单一模式。非洲内部和海外的非洲人是这些进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在对约定俗成的“非洲式”社会关系提出挑战。

致　谢

感谢格蕾西亚·克拉克和罗莎·德·朱里奥（Rosa De Jorio）对本章草稿提出的意见。

拓展阅读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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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本章的讨论没有强调移民人口的特殊性，如南部和东部非洲的南亚人、西部和中部非洲的黎巴嫩人、南非的阿非利坎人以及南非和非洲其他地方的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这些人通常以其祖国的社会结构适应新的环境，但仍然主要与自己社区内的其他人通婚，甚至在他们世代生活在非洲并且在非洲之外不再有“家”之后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