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是许多非洲社会最重要的社交活动之一。它是社会关系的具象化，并通过互惠行为进一步加强了这些联系。西非萨赫勒地区举行的婚礼既反映了当地人在20世纪皈依伊斯兰教产生的影响，也彰显了物质和金钱来源增加带来的变化。婚礼仪式程序在农村和城市地区以及不同族裔群体之间各有差异，但非洲各地婚礼不仅庆祝的是两个人的结合，也是两个亲属群体的结盟。在马里塞古（Segou）地区的村庄里，亲属关系是婚礼仪式的核心，不过，非亲属关系之间的团结同样表现得非常明显：新郎和新娘都由他们的同龄人协助，新郎的家庭会得到其他村户的帮助，以确保有足够的食物供给客人，新郎家族的男性长者从其他长者那里获得小额捐款，新郎在当地建立的人际关系从他所接受他人的捐款上也可见一斑。男性在外地务工赚到的钱使得他们建立互助关系网的能力大大提升。

婚礼之前，新娘和新郎的家庭会进行仪式性的交流与物品交换，即使在这种关系是由这对夫妻而非家庭长者发起的时候。父权制社会中的礼物在双方家庭之间流动，但新郎一方家庭提供的礼品相较而言更多一些，这种情况会持续几年。尽管礼物种类多样，但人类学家将它们统称为“聘礼”（bridewealth）。其中有些是一次性的，另一些则在整个订婚期间持续。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礼物的种类也发生了改变。马里的巴马纳人主要以农业为生，因此每年双方家庭之间的物品交换主要是农产品，包括小米和啤酒。随着成为穆斯林的人数量增多，小米酿造的啤酒被谷物或金钱取代；而随着年轻人越来越多地移居到城市以赚取额外收入，小米也逐渐让位于金钱和布料。每年的所付由新娘一方的家庭在商定婚事时决定。在畜牧业起着重要作用的游牧社会或其他种类社会中，婚姻关系是通过牛、绵羊、山羊或骆驼等动物的转让来建立的。即使采用现金形式，在这类社会中聘礼也可能继续以牛或羊的数目来计算，并且一个家庭中儿子的婚姻可能与女儿作为新娘的聘礼收入挂钩。

在一些社会，如果聘礼没有付成，结婚就会被推迟。也有一些地方，如果婚礼之前聘礼没有转交给女方或者婚礼后也没有完成，那么双方之间的婚姻状态，乃至生育的孩子都会处于一个不明不白、模棱两可的境地。聘礼缺失的后果甚至会延伸到女方去世之时，她的亲属常常会要求由女方亲属安葬，声称男方没有权利处置她的后事。这种情况在一些由经济困难造成聘礼数额减少但对于聘礼的期望和需求仍然存在的地区屡见不鲜。在城市贫困人群中，夫妇一般只是按照“习惯法”（customary law）住在一起，而此类“习惯”及其包含的权利和义务一直在被重新定义。在以穆斯林为主的马里，一对年轻夫妇的父母经常会举行宗教仪式，以给住在一起的双方赋予社会意义上的合法性。宗教婚姻也被认为比附加聘礼条件和／或在国家代表面前举行民事仪式的婚姻更灵活，而且更容易解除。

对聘礼有一定认识的非洲早期传教士仅仅把它看作对一名女性所有权的购买，并把这些支付称为“新娘价金”（brideprice）。人类学家试图通过强调新郎家庭利用这些聘礼获得的女性生产和生殖能力方面的权利来纠正这种误解。他们指出，支付聘礼使准新郎及其家庭有权获得女性的劳动，并给予了他们索要婚姻产生子女的权利；也就是说，即使夫妻之后离婚，孩子也属于父亲一方的家庭。此后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更加细致的叙述：聘礼的交付不仅补偿了女性的“损失”，也确立了女性及其家人的“价值”，表现了社会差异，构成了婚姻和亲属关系。在一个亲属群体（家族）中，向构成聘礼的畜群提供动物是一种确认成员归属感和在群体内相应地位的切实方式。在巴马纳社会中，给新娘一方作为聘礼的农产品包含了新郎一方亲属的劳动成果，因为他们一起栽种并收割了这些作物。同样，新娘一方的家族成员在收到谷物或共同饮用小米啤酒时，成员各自的地位也得到了重申。当聘礼中涉及钱款时，家庭成员便会减少参与筹措，因为新郎可以通过在城市工作来自己赚取聘礼的钱。尽管在严重干旱期间聘礼可以免除小米或牲畜，但无论经济情况如何，金钱形式的聘礼仍然是必不可少的。聘金不会在新娘家庭中重新分配，而是会给新娘的父亲，父亲又将其中一部分拿给新娘的母亲，她可以用这笔钱为女儿购买家庭用品；布料则以新娘的名义赠送给母亲。20世纪现金经济（cash economy）的发展以及消费品供应的增加导致了聘礼支出的逐步商品化和通货膨胀。

聘礼的水涨船高也与对新娘带入婚姻的物质期望有关。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认为是嫁妆不可或缺组成的炊具、碗、布料、家具和首饰的种类和数量都在增加，样式则受流行趋势的影响。年轻女子凭借其嫁妆内容的独特性与自己的母亲一代区别开来，同龄人之间也会彼此比较，尤其是在一夫多妻制家庭中。更重要的是，首饰、衣物和家居用品可以巩固新娘的地位，并成为新娘未来居所的基础，同时，也可以作为艰难时期的一份保障。新娘带入新家庭的一部分布料和碗会在婚礼上分发给新郎的女性亲属；新郎和他的父亲也会获得一些布料。新娘的母亲通过自己和女儿的工作收入、新郎送来的礼物以及她与女性亲属和其他女性的关系来张罗这些物件。当女性亲属或朋友的女儿结婚时，某位女性献出一件衣服或一件家庭用品也就意味着受助者需承担礼尚往来的义务。通过这些礼物和物品交换，女性建构了自身作为有价值社会一员的身份。女性之间的社会关系便是通过对嫁妆的贡献而得以建立和获得再确认的，并在聘礼的收集和再分配中得以凸显和确定。

对准丈夫，尤其是那些移居海外者而言，聘礼的种类、质量和数量要求在不断提高，这在城市地区体现得尤为明显。贝斯·布根哈根（Beth Buggenhagen）在撰写有关塞内加尔的文章时指出，新自由主义政策精简国家机构和调整经济的战略损害了很大一部分人的生计，聘礼已成为获取有价值消费品并满足准新娘家庭物质需求的一种手段。在提出具体的聘礼要求和进行再分配时，新娘的母亲和女性亲属在此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辈分高的男子则越来越说不上话。她们收到的金钱、布料或其他礼物一般为自己或者家庭所用，也会用来巩固家庭关系和建立自己的社交网络。她们在互助信贷组织投资的钱将会轮流为其提供资金。然而，聘礼重要性的日益提升，往往使年轻女性自身的愿望让位于女性亲属的利益，并给作为另一方的青年男人带来巨大压力。年轻人为爱情结婚的热潮可能是对这些困境的反应，也是抵制婚姻商品化的一种方式。同时，拥抱浪漫爱情理想的年轻人也会通过互赠礼物表达自己的情感。

男人们常会抱怨说，这些经济要求让结婚变得难上加难，女人花钱的方式也很轻率。他们并不孤单，五旬节派基督徒和改革派穆斯林群体对不断增加的聘礼和婚礼花销也表示了谴责。例如，在尼日尔，伊扎拉运动（Izala movement）规定，聘礼应被限制在一笔不大的数额，并鼓励女性减少物质商品的添置。尼日尔和周边国家的政府以及当地社区在不同时期都对聘礼金额设定了限制。这些限制的成效因时因地而异，因为共识可能被打破，法律条文可能未得到执行。此外，现金支付的限制也很容易规避，因为新娘的聘礼主要包含的是一系列礼物，而不是一堆现金。

在承认母系或双方血统的社会中，新郎们经常会为准妻子的家庭工作一段时间。例如，在南部非洲的桑人中，新丈夫将和妻子的家人一起生活和工作，直到夫妇的几个孩子出生之后才告一段落。他向妻子的亲属提供他在牧场或矿场工作换来或者捕猎得来的动物，以表明他对对方家庭作出的承诺。这段时间中，这对夫妇定期访问男方的继嗣群，并参加生产活动，以保留对继嗣群所占用土地的权利。新婚夫妇如果打算在为新娘家庭服务结束后与丈夫一方的人住在一起，则情况会相反，变成定期访问女方的继嗣群。这种访问不仅维持了社会关系，而且维护了子女享有的土地权利。一些非洲社会既不实行新婚劳务期制度，也不交换实质性的聘礼。例如，在加纳的阿散蒂人（Asante）中，婚姻没有赋予男方其妻子的劳动权或她所生子女的所有权，只是由家中长辈举行仪式来表明两个亲属群体之间的联合。

在整个非洲，男女之间的爱慕和依恋之情都是通过准新郎送给准新娘的礼物来表达的。婚后送礼也继续进行：丈夫应向妻子提供服装，特别是在重要节日之前；牧民群体中，在孩子出生时，女性会收到牲畜作为礼品，并可任其处置。礼物和其他形式的物质支持是情感承诺的表达，是关爱的证明，在经济困难的时期更是如此。因此，正如西方思想所表达的那样，情感和经济利益是交织在一起的，而不是对立关系。

虽然与婚姻有关的社会交际和礼物交换在亲属关系的确认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它们并不是表达社会依附的唯一手段。其他的生命周期事件，如命名仪式和葬礼，可能同样重要或更重要。在马里和塞内加尔的城市，男性亲友们聚在一起举行命名仪式，向初生婴儿的父亲提供现金，而女性则带着服装等礼品围在母亲身边。这些礼物交换起到的作用与婚礼时类似。城市居民或海外移民在原籍所在地的村落建设家园时，社会依附和归属也会显现出来。尼日利亚的城市居民，像在法国工作的北非人一样，经常会在他们的原籍地建造精致的房屋，展示他们的成功。他们可能永远不会回来定居，但他们能够通过让家庭成员住在里面，并让其他村民参与房屋维护等方式来维持与故土的联系。

在肯尼亚和乌干达的部分地区，对父系亲属的忠诚和对故土的依恋已紧密交织在一起，祖坟的存在使拥有共同祖先的后代能够获得某块土地的所有权。因此，一个人的安葬之地就变得非常重要，而且具有引发争议的可能。即使在土地身份认同不那么强烈的地方，归乡入土对于死者身份的建构和生者之间的联结也是重要的。葬礼和之后的仪式本身将家庭、家族和更广泛的社区联系起来。通过引起人们对谁在花费上提供帮助或拒绝帮助的注意，这类仪式对社会团结和差异进行了创造、重新确定或调适，尤其葬礼这类需要大量资源的奢侈活动，更是如此。新的通信技术使人们能够跨越国内和国际的边界调动社交网络。政府、宗教人士和经济专家经常批评巨大的丧葬开销是从生产性投资中抽走的，大多收效甚微。然而，出于突出地位和威望的目的而组织一次昂贵的仪式活动，并不意味着家庭成员不会就此开展严肃的争论。丧葬仪式的进行方式在非洲各地差别很大，并受到宗教变革的影响。在加纳的阿散蒂人中，它们一直是最为突出的社交仪式。在其他地方，精心组织的仪式出现的时间相对晚近，当然也有人认为它们是一种传统。在另一些背景下，生育较多子孙的男女的葬礼常常是一场对生命的礼赞，但在该地的人们皈依伊斯兰教后，葬礼变得更加严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