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现代化理论家借鉴西方的经济转型模式，认为一旦非洲经济发展起来，国家制度体系能为社会安全兜底的话，亲属关系的重要性就会减弱。但亲属关系并没有失去其作为一种道德秩序的显著性，它能够建立关系，并能在人们面对生活的挑战时指导人们的行为。人类学家利用“亲属关系”（kinship）的概念来理解不同非洲社会中什么样的人才算作“家庭”的一员。^[1]他们认为亲属关系，即通过后代和婚姻来建构的关系［与美国人通常所称的“血缘关系”（blood relations）概念类似］，是居首位的组织原则。在根据组成亲属群体的方式对社会进行分类时，他们发现，单系继嗣群（unilineal descent groups）在整个非洲盛行：大多数非洲社会是父系的，只能通过父亲追踪祖先，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母系社会，通过母亲追踪祖先。生活在阿尔及利亚、布基纳法索、利比亚、马里和尼日尔的图阿雷格人的继嗣制度似乎在伊斯兰化进程中已从母系向父系转变，虽然社会中地位较高的群体保留的母系因素看起来要比地位较低的群体多。如科特迪瓦的邦人（Beng）或南部非洲的桑人（San）等一些族群有着双重继嗣制度，同时通过父亲和母亲追溯祖先。这种制度与欧美人看待祖先和后代之间关联的方式不同，即个人同时属于两个单独构成的继嗣群。在桑人中，同时是母亲和父亲的继嗣群的成员意味着被赋予了每个群体领地中植物和动物的所有权。在邦人社会，不同情境下每个亲属群体都有其重要性。例如，农业土地是通过母亲一支继承的，而葬礼仪式则由父系成员进行。

可以追溯到一个共同祖先的亲属群体通常会构成类似企业集团的世系。宗族则包括那些也声称有着共同祖先，但不是所有家谱关系都为人所知的群体。有些族群同时有世系和宗族，有些族群只有其中一个，最分散的人群则一个都没有。在一些地方，当土地变得稀缺时，世系会与特定领地挂钩。世系和宗族制度在利比亚和索马里的存在构建了人们的身份认同和团结，但在许多其他地方，两者的社会政治重要性已然改变。在西非撒哈拉地区，当地的柏柏尔人和阿拉伯移民通婚数百年后，社会地位变得比血统或族裔更重要，这也模糊了世系和文化之间的区别。在摩洛哥，财富或高教育水平等个人成就的重要性往往超过了家庭出身。在尼日尔北部图阿雷格人居住的农村地区，血统仍然很重要，但在城市地区，由于文化自主的关系，人们淡化了血统的重要性。

在母系和父系社会中，子女分别属于母亲或父亲的家系，最有威信的人往往是这些家系中地位较高的男子（即舅舅和父亲）。与父母另一方男性亲属的关系，类似于与姐妹之间的关系，通常以亲情为特征，当一方的儿童或青少年在原生家庭中有困难时，可以向他们寻求支持。非洲社会中“家庭”的定义比欧美社会更为宽泛，更多的个体会被视为兄弟姐妹。谁算作兄弟姐妹主要取决于继嗣制度。在父系社会，兄弟的子女互相称呼兄弟姐妹；他们也把父亲的兄弟叫作“父亲”，但会区分父亲的兄长和弟弟。兄弟姐妹的称呼一般也反映年龄等级，也就是说，某个人一直会是“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同父不同母的子女也被视为兄弟姐妹，尽管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充满紧张气氛和竞争。领养在非洲不是一种常见做法，甚至可能因为收养的子女来自不同的“血脉”而不被提倡。然而，寄养却是非常普遍的。它包括将儿童从原生家庭带到他们后来受到抚养和照顾的家庭，而且这并不只会发生在诸如父母双亡或婴儿母亲逝去等危机时候，没有孩子的女性往往通过抚养兄弟或姐妹的子女而成为“母亲”；姑姑／姨母、叔伯／舅父或重要的长辈也都会接纳到城市里的中学或大学就读的青少年。非亲属的寄养父母通常是较富有的人。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原生父母不会失去对子女的合法权利。

父系和母系社会在居住模式、家庭中权威者的身份和个人资源获取等方面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20世纪30和40年代人类学家在非洲进行了亲属关系研究，目的是厘清这里的社会组织。他们的研究强调社会组织的结构、规则和规范。虽然其研究在关于亲属关系的人类学思考领域成为经典，但相比实际情况，他们笔下的亲属制度也显得有些僵化和刻板。他们没有考虑到殖民政策或奴隶贸易通过影响继承等实际操作对亲属结构造成的改变，也没有把那些经由通婚产生或并不属于某个世系的个体和社会群体考虑在内。非洲历史学家已经证明，定居和游牧社会中的亲属群体往往通过将被征服的族群、奴隶或者冲突或其他灾难事件导致的难民纳入自身而得以扩张，其他群体则因饥荒、疾病或劫掠奴役而缩小。为了更好地记录社会动态，人类学家现在关注的是个人和社会群体三方面的行为方式：解释和使用规则、通过日常实践构建相互关系、随着政治和经济环境的改变而调整亲属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