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学者把19世纪欧洲殖民者获得非洲大部分地区控制权的过程称为“殖民瓜分”（scramble）。从欧洲的角度来看，在此期间发生了一连串事件，特别是在19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当时欧洲人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干预明显加强。以英国、法国和德国为首，包括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和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七大欧洲列强，一起瓜分了非洲。这些国家相互之间开展外交斡旋，为将非洲划分为各自的“势力范围”设定条款，然后便开始通过武力对这些领域进行实质性占领。研究欧洲帝国主义的历史学家们争论了征服非洲过程中经济、军事和外交因素的重要性。一些学者认为资本主义企业迫切需要海外投资，这有些夸大，但非洲的经济潜力毫无疑问是它们海外扩张的驱动力之一，类似的驱动力也包括外交斗争、欧洲军事领导人名留青史的愿望，以及一些导致外部势力进行干预的非洲地方危机。争论的结果是，从欧洲的角度而言，最好把这个时代理解为一系列区域性干涉，这些干涉都有特定的经济和政治肇因，而欧洲列强技术和军事能力的演进以及日益严重的种族主义是当时的背景，再加上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伪科学观点的盛行，欧洲人可以把他们的行动正当化为“文明使命”（civilizing mission）。

非洲人不仅仅是这个历史事件的旁观者。虽然非洲领导人没有被邀请参加1884—1885年举行的确定瓜分“规则”的柏林会议，但他们付出了很大努力与欧洲各国的代理人谈判，后者向他们奉上了贸易关系协定和所谓“保护”的安排。当欧洲人开始占领非洲时，一些非洲领导人进行了军事斗争，也有一些人则试图在新的殖民当局中谋得一官半职。学者们认为这个时代的非洲人不是“抵抗者”（resisters），就是“合作者”（collaborators），但这些二元术语掩盖了当时的复杂局势，面对欧洲人的步步紧逼，非洲人采取了多样且不断变化的策略来保护自身的利益。一些与欧洲人打交道的人也是为了给自身所属的群体带来好处：泛非主义共同战线的意识此时还没有形成，尽管随着欧洲势力触动越来越多人的利益以及非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一些非洲社会确实出现了大批反抗组织。到了最后，除了1896年埃塞俄比亚在阿杜瓦击败意大利人之外，抵抗并没有阻止殖民占领的步伐。但是，面对欧洲势力的强硬行动，这一系列反抗彰显了非洲人的能动性。显然，“瓜分”一词并不能完全概括这个欧洲征服的暴力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