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洋体系兴起的几个世纪后，大西洋世界也出现了一个商业体系。它出现在欧洲对西非和美洲的探索和地理大发现之后。与印度洋世界相比，大西洋世界的贸易并非以诸如季风等环境上的有利条件为基础。事实上，大西洋的洋流和盛行风长期限制了欧洲与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之间的交往。直到伊比利亚人将大三角帆和其他技术进步应用到他们坚固的远洋船只上时，这几个大洲之间的定期接触才成为可能，不久后其他西欧大国也加入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行列，在大西洋沿岸航行。这些航行活动助推了大西洋世界的一系列交流。一方面是植物、动物和疾病的传播。来自美洲的作物，如玉米和南瓜，很快就在欧洲和非洲扎根，欧洲和非洲的食品和动物则被进口到美洲。疾病也越过海洋，抵达美洲和南部非洲，欧洲疾病的到来不幸地导致没有自然免疫力的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人大量死去。另一方面是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西欧人以自己美洲和非洲最南端的殖民地为基础，将非洲人作为奴隶劳工输入美洲，造成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强制移民。在美洲国家建立的种植园体系是新创设的社会制度：其内在形态来自资本主义本身的创新，但种植园更依赖于非洲人带到美洲的热带农业有关知识。非洲对崛起中的大西洋世界的贡献数不胜数，但直到最近，历史学家才对它们的作用作出了正面评价。

学者们对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许多方面进行了讨论。一个问题是非洲人在整个奴役、奴隶贩卖和蓄奴过程中的角色。我们可以基本确定，在与欧洲人直接接触之前，西非人也施行奴隶制，但不同地区的奴隶制有着运行机制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自然不会有美洲种植园如此的规模。非洲的战争俘虏会为政治精英服务，有时还会跃升到有影响力的岗位；债务可以让人自愿或被迫从事家务或农业，直到还清负债；被判有罪的非洲人可能会被判处作为个人或团体的奴隶。奴隶已经融入了非洲社会，成为家庭佣人、农场工人，与他们的主人一起工作，或者成为工匠助理、小商贩、职业士兵，甚至为政治精英服务的地方长官。在非洲，随着时间的推移，奴隶通常会获得越来越多的权利和特权，例如，被奴役者的子女通常取其父母的名字，这些人不能被卖给他人，并有继承权。西大西洋和非洲的奴役制度在性别特点方面有所不同，进入跨大西洋贸易网络的奴隶中非洲男性占了很大比例。奴隶交易在非洲内部、跨印度洋和跨撒哈拉沙漠三个层面已经存续了数千年。尽管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建立在这些基础上，但它仍开创了先例，在短短几百年的时间里把数百万非洲人送到种植园工作。跨大西洋贸易所推动的社会进程大大改变了非洲大陆。

美洲的种植园制度是一种特别严格的劳动制度。这一制度的诞生有其历史背景，它起源于黎凡特（Levant），在地中海地区得到了发展，输入到美洲后与新兴资本主义形式相联，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在北美和南美洲，种植园中聚集了大量劳动力，以最有效地生产糖等经济作物，并在不断扩大的大西洋经济中卖出高价。到16世纪末，对糖的需求使奴隶制扩展到了整个西热带大西洋盆地，尤其是加勒比海地区和巴西。糖可以出售，或者制成朗姆之类的烈酒，其生产依赖于额外的奴隶劳动。私掠船和海盗的持续出现是加勒比地区糖类和酒精经济地位提升带来的副产品。出口的糖和朗姆酒被运往欧洲和非洲，用以换取其他商品。然而，对非洲奴隶的高涨需求——高死亡率意味着种植园需要源源不断的奴隶劳动力——推动了非洲的商业交流。为了推翻新老竞争对手，渴求财富和技术的非洲精英们主动成了奴隶供应者。通过对奴隶运输船日志的仔细研究，历史学家估计，种植园经济的时代约有1 200万非洲人抵达美洲；而在途中或在非洲本土的奴隶劫掠过程中死亡的人数依然不为人知。

美洲对奴隶需求的增加使非洲社会发生了转变。对于非洲的奴隶贩子群体而言，之前的体系土崩瓦解，俘虏开始被视为商品。非洲奴隶贩子有时采取有组织的突袭劫掠，以取得与欧洲人交易的奴隶，作为回报，他们获得武器、玻璃珠、金属和其他货物。随着时间的推移，非洲政治精英们发现战俘还有交易的用途，因此战事也日益频繁。当地旨在伸张正义的监管性宗教体系被这一需求扭曲了：有罪之人现在可以被卖给欧洲人。鉴于对外奴隶贸易中对男子的偏好，女性俘虏往往会作为政治精英和商人的附庸留在非洲。口述传统——至少是那些由男性代理人控制的口述传统——发生了变化，以反映这些转变，这也反过来投射到过去关于许多非洲社会中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叙事中，女性在那些社会里的历史作用被大大低估了。

总体而言，随着越来越多被剥夺公民权利的人靠着依附他人换取人身安全，社会主从地位的差别也有所增加。最终，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使一些非洲人变得富有，主要是沿海地区的商人和在内陆打仗、在沿海贩卖俘虏的非洲政治实体。并非所有地区都遭受了同样的影响：有些地方参与程度不深，而另一些却失去了大量具有相当多专门知识和技能的成年男女。一些国家，如横跨现今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沿海地区，接收了英国海军努力解放并送来的一些奴隶，形成了克里奥尔化（creolized）^[4]的新社会，这些外来者的到来引发了紧张气氛。19世纪的废奴运动导致了进一步的转变，因为欧洲人（包括英国人）掉转“船头”，不再购买奴隶，“正当商业”（legitimate commerce）的时代由此开启。但导致非洲战事和奴役的历史力量并没有停下脚步，俘虏进入区域性奴隶市场并留在非洲，生产作为全球市场“正当”商品的经济作物。非洲现在出口的不是奴隶，而是花生和棕榈仁，它们提炼出来的油脂可在工业革命早期的工厂中用于机器润滑。

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期间，欧洲人与非洲精英谈判，获得了在沿海地区建立贸易站和其他飞地并在此居住的权利。多年来，欧洲人一直满足于留在海岸，与主动前来的非洲人开展贸易往来。然而，到了19世纪，欧洲势力的触角开始伸向内陆。正是在这个时代，旅行者和探险家力图“发现”尼罗河和尼日尔河的源头。他们在地理学期刊上的文章为那些企图扩大“正当商业”的人们提供了支撑，也激起了欧洲大国的新兴趣。商业仍然能给各方均带来好处，欧洲人不断深入非洲内地，与诸多地方当局接触，与它们签订贸易和保护条约。而这些只不过是欧洲对非洲进行殖民统治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