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日尔河中游河谷是西非文化的发源地，直到最近才随着新的考古证据进入人们视野。这一文化与纪念性建筑无关，尼罗河下游河谷和津巴布韦高原上的社会形态在这里也不存在。它与尼日尔河内陆肥沃的三角洲（今马里腹地）的社会变革息息相关。在撒哈拉地区沙漠化之后的一些年里，非洲人驯化了当地的谷物，并跨越从撒哈拉沙漠到热带雨林呈南北向连续变化的环境区，发展了区域贸易。随着贸易的扩大，职业专门化和城市化程度也在增加。这些地区性发展的明显例证是杰内-杰诺（Jenne-Jeno），或称“老杰内”（Old Jenne）的崛起，该地区在公元前400年成为一个繁荣的城镇，并持续扩张；到公元第一个千年的鼎盛时期，有大约一万居民。如今，考古遗址位于靠近杰内——一个当代的商业城镇和伊斯兰宗教中心——的小岛上。

尼日尔河中游河谷的社会形态在其起源和大部分历史中并未反映出政治权力的集中，例如，这里没有古埃及的纪念性建筑和精致皇家墓葬；相反，当地居民认同社会多样性和民族和解。今天，在马里的尼日尔河中游专门从事农业、放牧和捕鱼的种族群体之间的互惠关系，同样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形成的、以文化多样性为特点的长久价值观。

集权式的政治形态最终还是得到了发展。黄金在早期的杰内-杰诺就被发现，并在区域内进行交易。跨撒哈拉贸易的扩张为政治精英控制这种奢侈品的流通提供了动力。讲索宁克语（Soninke）的政治精英创立了瓦加杜王国（Wagadu，穆斯林旅人在阿拉伯语文本中称之为“加纳”），这是第一个获得并受益于跨撒哈拉黄金贸易控制权的西非帝国。古马里帝国于13世纪初崭露头角，在其存续的三百年间管理着西非大量土地的区域融合，将黄金贸易的控制权转变为一种施加其区域政治和文化影响的机制。今天，曼德语（Mande）在整个地区通用，与古罗马帝国为西欧留下的罗曼语（Romance）类似，这是古马里帝国的遗产。马里帝国的起源可以从流传至今的口传史诗《松迪亚塔》（Sunjata）中得到一定解答。据说，“狮王”松迪亚塔·凯塔（Sunjata Keita）直到青春期过去很久都无法行走，但在一位铁匠和赞美歌者的帮助下，他站了起来，并拥有了巨大的力量。后来，松迪亚塔与苏曼古鲁·坎特（Sumanguru Kante，一位铁匠、巫师和国王）进行了交锋。无论这部史诗的含义如何，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凯塔王朝和当时的其他马里精英缔造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体系是持久存在的：即使在作为一个政治形态的马里帝国消失之后，它所界定的三类群体划分也一直沿用至今：“霍隆”（horon，贵族、农民和商人）、“尼亚-马卡劳”（nya-makalaw；工匠群体，如铁工、陶工、皮革工人和吟游诗人）和“永”（jonw，外人或“奴隶”）。虽然贵族们占据首要地位，但工匠们强调，贵族们依靠的是他们的服务。奴隶并不总是只能从事卑微的劳动，有些人成为士兵后也会实现地位跃升。杰内-杰诺不分阶级的社会风气从这些社会群体之间的竞争中就可见一斑。

与古埃及和大津巴布韦的情况一样，马里帝国也衰落了。在15世纪西非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和商业关系中，桑海（Songhay）控制了撒哈拉以南的大部分黄金贸易。马里帝国的小部分政治精英得以幸存，而凯塔家族的成员仍然受到当地的尊敬。桑海成为一个帝国后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最终也衰落了，16世纪时黄金贸易向与欧洲商人进行贸易的沿海贸易站转移是其中一方面原因。这一发展趋势表明，除了跨撒哈拉贸易之外，还有其他贸易网络是塑造非洲历史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