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人总是在迁移。“非洲向外迁徙说”是人类走向世界的最有可能的解释，而在非洲内部，迁徙也在进行。最早的迁徙活动已无法回溯，但非洲语言的多样性是我们解密过去的关键。非洲现在有超过两千种不同的语言，但每种语言都无一例外属于四大语系之一：亚非语系（Afro-Asiatic）、科伊桑语系（Khoisan）、尼日尔-刚果语系（Niger-Congo）和尼罗-撒哈拉语系（Nilo-Saharan）。这些语系已经独立发展了上千年，每个语系中的语言都共享一些词汇和某些语法特点，但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发展，通常是在变换创造出新语言之前作为现有语言的一种方言变体。考古学和植物学研究表明，早期的语言多样性反映了从狩猎-采集迈向食物生产时的不同选择：说科伊桑语系语言的族群在卡拉哈里沙漠和东非其他与世隔绝区域仍然保留了早期人类的生活方式，而说其他语系语言的族群则在数千年前的不同时间点开始向食物生产过渡。这些转变是复杂的，随后的历史事件则进一步促进了文化变革，因此，当前非洲的语言分布是数千年文化互动的产物。非洲人认为，说某种语言的人都有共同的祖先：非洲多样文化的源流远远超过了人类记忆的能力，只能通过四大语系间接反映。

在这片大陆定居并非易事。大航海时代的欧洲人想象中的非洲是一个热带天堂，居民安居乐业。但这个大洲除了少数一些优良地区之外，土壤都相当贫瘠；雨林以外区域有无法预测的降雨；这里也有着会让人类和家畜饱受折磨变得衰弱的疾病。建立食物生产制度的障碍和机会在每个区域并存。例如，在东非，海岸以西干旱平原上散布的高地提供了适宜农业发展的环境，在这个原本更适合放牧的地区形成了一些人口密集的“岛屿”。要想充分开发任何一个地区，金属生产都是必要的先决条件，炼铁工人作为职业亦由此兴起，他们把矿石转化成可用于制造工具和武器的金属的能力令他人折服。由于面临无所不在的疾病和苦难，非洲人普遍对生育很重视，他们将有关治疗和其他活动的本土知识代代流传。后文关于健康、视觉艺术和其他非洲文化表现形式的章节将会从现代视角详尽阐述这类实践。

文化互动和融合时有发生。举例来说，说班图语的人群在中部、东部和南部非洲的广泛分布，就是几千年来各种不同进程的结果。欧洲殖民官员一开始将此称为“班图人大征服”（Bantu conquest），其实就是把自己的殖民扩张投射到了其他群体身上。后来的学者们提出了“班图人大迁徙”（Bantu migration）的概念，即西非班图人把制铁技术带到了赤道以南的非洲。考古证据证实了一千多年以前铁加工的阶段性传播，似乎第二种解释更有可信度，但进一步的分析揭示了其复杂性。原本的观点是铁器时代的农民迁往之前无人居住的区域，但历史学家们现在根据语言学、考古学和其他类型的证据提出了一系列设想，比如思想可以在人群不移动的情况下传布，或者只有少部分炼铁工人进行了迁徙。其中一些进程在接下来的历史中很明显。例如，在中非说西部班图语的地区，有能力将人们纳入自己保护下之人的恩庇-侍从（patron-client）关系一直是过去数百年间的主导模式。这些领导者一直到今天仍然被追随者的后代铭记；他们通过物质上的慷慨解囊、可感知的保护和治疗的能力以及对于自然环境的知识来吸引追随者。在南部非洲，班图语言的另一个分支在当地占主要地位，过去的数百年间，以养牛为中心的文化综合体促进了这里的社会融合：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不仅来自养牛本身和通婚，也来自年轻男女通过过渡仪式（initiations）^[3]便能加入的年龄等级组织。此类通过恩庇-侍从关系、年龄等级组织和其他社会进程（也包括人群的迁徙）进行的融合过程，可以解释班图语和其他语言目前在非洲的分布情况。

几个世纪以来，互动在无数边境地区发生。好莱坞电影把美国边境描绘成短时间内从美国东部向西部线性扩张（即西进运动）的产物，但非洲的情况大相径庭，因为数千年来非洲的经历都由多个文化中心和一些向不同方向移动的边境构成。例如，在东非，尼罗-撒哈拉语系语言扩张的地方，班图语言也在扩张，而在科伊桑语系语言和库希特语言（Cushitic，亚非语系的一支）已在当地扎根的情况下，两者最终融为一体。对物质文化、词汇和口述传统的分析让历史学家能够对各个群体的历史进行重建。非洲的大湖地区有适宜农业发展、放牧和觅食的生态环境，在这片区域，数百年以来说不同语言的各个群体之间的文化互动创造了区域性的社会形态，农民、牧民和采集者开始说同一种语言。有时一些群体会迁徙到之前未被他人开发的生态小生境中，比如一千年前，说班图语的斯瓦希里人（Swahili）从东部班图语人群中分离出来，搬到东非沿海，做起了渔民和农民，之后更是参与了国际贸易。其他群体的迁徙相对晚近：马赛人（Massai）说的语言属于尼罗-撒哈拉语系，他们成为一个民族已有很长时间，但直到19世纪才在现今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大裂谷区域占据了主导地位，因为他们遵循宗教领袖的指引，进入了大裂谷地区，积累牛群，并在复杂的社会和贸易联系中融合了其他族群。边境的隐喻对我们很有裨益，因为它提醒我们，非洲的各种文化并不孤立于固定的社会群体，而是开放和活力四射的，即便在资源匮乏时期陷入对资源的争端时也是如此。

流动性有时会催生城镇的建立。古埃及人在尼罗河下游沿岸建立了非洲最早的城市中心。地区贸易促进了市镇兴起，并在历史长河中成为跨越撒哈拉沙漠、印度洋和大西洋的长距离贸易的连接点。廷巴克图（Timbuktu），西非撒哈拉沙漠边缘久已成名的城市中心，正是非洲历史上成千上万个这类商业城镇的代表。其他城镇主要是政治精英权力在空间上的投射和吸引臣民至其宫廷的工具。这些城镇让16和17世纪最早一批来到非洲沿海的欧洲访客印象深刻。城镇有时会因历史情况的改变而衰落。现今尼日利亚东南部的考古遗址伊格博-乌库（Igbo-Ukwu）显示，这里在一千多年以前曾经是一个政治中心，而在遗址开掘时，周边只有散布的村庄相伴。欧洲人在殖民时期有时会建立新的城镇，但他们也会扩展现有的城镇：在尼日利亚北部，卡诺突破了旧时城墙的桎梏；意大利人建造的纪念性建筑在索马里的摩加迪沙（Mogadishu）古城拔地而起。后殖民时期可以说是一个城市化快速推进的时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徙和其他形式的流动，包括非洲人向阿布扎比和广州、伦敦和巴黎、明尼阿波利斯和纽约的迁徙，是非洲人不断向新领域、新范围探索的最新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