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年以来，作物农业一直是非洲农村地区最重要的生产方式。首先是7 000年前的北部稀树草原地区，接着是两三千年前的雨林和南部的稀树草原，大多数非洲人社会逐渐通过农业走到了一起。

农业在非洲的传播是渐进的，却又势不可当，这是因为从事农业的群体会有一个巨大的优势：人口数量。有了比狩猎-采集的先辈可靠得多的食物供应，从事农业的族群可以建立永久的、有时甚至是大规模的村庄，而如果只靠觅食或者放牧的话，相同大小的土地只能容纳一些分散的流动性人口。在包括大部分非洲稀树草原在内的土壤相对肥沃地区，农业的优势尤其彰显，带来了最高的人口增量。稀树草原地区农民培育的主要作物是谷物，继而使之成为当地主食：以小米、高粱和（16世纪以后）玉米为主。谷物成为稀树草原地区的主要作物是符合逻辑的，因为所有的主要谷物都是从禾本科草类，也就是野草发展而来的。谷类作物能够在草地环境中茁壮生长。当然，非洲稀树草原地区在向农业转变的过程中也是有代价的：随着某几个种类的作物覆盖了越来越多原先由各种草类和其他植物类型占据的土地，生物多样性降低了。但稀树草原地区的耕种密度跟北美和欧洲的农业区相比还是差距不小。非洲没有像伊利诺伊州或者艾奥瓦州那样巨大面积的单作玉米。稀树草原和农田的阡陌交错才是常态。

与谷物在稀树草原地区农业中的地位相似，木本作物和根茎作物在雨林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大蕉、各种薯蓣和（16世纪以后）木薯。与稀树草原地区不同，雨林农业一般无法支撑大的人口密度。土壤肥力不足，因而土地在耕作期之间必须撂荒。要使森林再生，常常需要三四十年。在这种经济系统下，少数的雨林地区农民需要大片土地才能养活，因为在任何一个时间点，大部分土地都不能耕种，而是在等待森林再生。如果你翻看数千年来任何时候的非洲人口密度地图，会发现人口高度集聚总是发生在农业生产力高的稀树草原地区，以及一些能够通过渔业和贸易支撑发展的沿海地区；而在潮湿的热带雨林地区（当然还有沙漠地区），人口密度较低。

殖民主义在19和20世纪从根本上改变了非洲农业。殖民者在非洲原有的本地食物生产和贸易网络之上强加了一套出口导向型的农业经济体系，迫使非洲生产者在他们长期习惯生产的食物以外，增加可可、咖啡、茶叶、花生、烟草、棉花、剑麻、橡胶和棕榈等出口作物，一切都是为了满足欧洲和其他工业化地区的需求。本章接下来的一节将探讨全球体系中的非洲，其中会简要指出这些变化带来的影响。

今天的非洲，很多农村人口走向了城市，并在那里定居，从事粮食生产的人口也因此越来越少。总体而言，非洲的农民能够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粮食需求，在很多区域也能专供出口，但一些国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粮食短缺的情况，尤其是在旱灾和政治动乱期间。虽然生活在城市的非洲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村庄里同胞们的农业劳作，但他们同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居民一样，也参与了全球性的食品经济，获得了全球化的味觉体验。人们积极消费的不只是非洲农产品，也包括进口的主食和美味佳肴。在非洲大城市的超市和露天市场可以见到非洲腹地的农产品，也可以看到来自中国的大米、意大利的通心粉、法国的调味品和英国的糖果。举这些例子的目的是表明，非洲人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消费者没有什么不同，都热衷于品尝各种各样的食物，享受异域食物的味道和声誉。

当然，在任何地方，包括非洲，最为经济也最为符合生态平衡的做法仍然是从当地获取最大比例的食物，非洲都市的饮食文化也由此能够鲜明反映非洲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能力和特点。几乎所有地方的非洲人都喜欢吃由本地淀粉类主要作物制成的粥。东非城市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南部非洲城市约翰内斯堡、哈拉雷和卢萨卡等很多非洲城市的居民把粗玉米粉粥当作主食，分别叫“乌伽黎”（ugali）和“米利米尔”（mielie-meal），当地农民将玉米作为主导作物。在尼日利亚南部、贝宁、多哥和加纳很受欢迎的“敷敷”（fufu），主要用料是本地生产、碾磨的木薯和山药；尼日利亚北部和尼日尔把小米或者高粱做成的主食叫作“图沃”（tuwo）；乌干达、坦桑尼亚、卢旺达和刚果东部用本地的香蕉和大蕉蒸制“马托基”（matoke，香蕉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