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概念的非洲

地方是一种概念。为了帮助理解，我们来打个比方，可以想想最重要的地方——我们的家。每一个家都是一个物理实体——它具体地存在，但家的意涵和现实，都同生活在这一屋檐下或了解这个家的人们的经历和情感密不可分。或者用匹兹堡作为例子。匹兹堡是由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特定的建筑、道路、河流、人群和其他物体构成的一个特定集合体，但它也是一个概念。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系列概念的集合，因为根据每个人自身对这座城市的整体印象和所有记忆、联想，不管准确还是谬误，我们都对匹兹堡抱有不同的看法。匹兹堡不管作为一个地方还是一个单词，都能勾起我们脑海中的相关看法。非洲也是如此。但毫无疑问的是，作为一个大洲的非洲必然与其他大洲一样，是人们脑海中一系列复杂概念的集合，正确或谬误，慷慨或淡漠，都随着时间的流逝，演变成了很多意义和行为，有的真切而高尚，有的错误而又不幸。

如果说非洲既是一个大洲，也是人类想象的产物，那么我们要探讨的第一个问题便是非洲的起源。物理意义上的非洲，也就是这片大陆，是较为容易溯源的。任何一本基础地理学教材都会告诉你，1.8亿年前，泛古大陆（Pangaea）分裂四散后的其中一块子大陆成为现在的非洲。而作为概念的非洲，其诞生则要晚得多——它是过去两百年逐渐形成的，而且主要发生在欧洲。“非洲”的概念主要是在欧洲发展起来的这一事实对于解读世界范围内对非洲的看法很有帮助，到今天依然如此。

欧洲人是作为概念的非洲的创始者，这一主张很容易得到证明，对非洲和它的人民来说也不是一件丢脸的事。在概念层面上，欧洲人同样发明了“美洲”，就像阿拉伯人发明了“马格里布”（Maghreb）一样。纵观世界历史，大到大洲，小到当地社区，外人一直在赋予地方以身份认同。一般做法的第一步都是命名。实际上一开始并没有所谓“美洲原住民”，只有数百个土著部落，如五大湖区域的奥吉布瓦族（Ojibwa）和西部沙漠的纳瓦霍族（Navajo），一直到五百年前欧洲人跨越大西洋来到这里，这片大陆才被命名为美洲。外人赋予一个地方身份认同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启发或鼓动，有时也会通过威胁或侵略的方式，在一片白纸上铸成团结和激发地区忠诚。1870年左右，俾斯麦使欧洲中部说德语的公国确信它们本是一体，并且加入普鲁士成为一个政治实体才是对各方均有利的选择。自此，现代意义上的德国才真正诞生。

虽然早期的非洲很少有人知道大陆的边界，也少有人可以想象作为一个整体的非洲（事实上所有大洲的居民都是类似情况），但也有例外。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作品中有个有趣的例子。他在公元前5世纪写了一篇简短却引人入胜的关于腓尼基人海上航行的报告。这次海上航行由埃及法老尼科二世（Necho II）组织，是一次环绕我们谓之“非洲”的大陆（当时希罗多德称之为“利比亚”）的航行，时间约为希罗多德所处时代的两百年前。尽管我们没有其他证据来证明这次远航，但其发生过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如果确有其事，那就意味着至少有一小群非洲人，很有可能是一些来自埃及的腓尼基人探险家，早在2700年前就已经一览整个非洲大陆的轮廓。但这方面的知识似乎和他们一起归于尘土。此后，非洲境内并没有任何由此产生的涉及这片大陆范围的地图测绘或者广泛了解。即便是希罗多德，对那些水手的所见所闻也几乎一无所知，他只是单纯地记载了这段传奇的旅程罢了。

欧洲人关于非洲的概念在古典时代便初见雏形。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已经掌握了大量非洲邻近区域的可靠知识。公元前2世纪布匿战争（Punic Wars）期间罗马人征服迦太基（今突尼斯）之后，罗马帝国取得了非洲北部沿海大部分地方的统治权。古罗马和它的非洲行省之间有着紧密的文化和经济联系。北非很快成了帝国的粮仓。“非洲”（Africa）这个名词就是在这一时代产生的。从词源学的角度来说，“非洲”可能来自“Afer”，在腓尼基语言中指代迦太基周边的地区。根据这个理论，罗马地理学家需要一个名词来指代帝国以南的大片陆地，便借用了“Afer”，将其拉丁化，然后把该词的涵盖范围扩展到了地中海以南的整块大陆［在此之前数百年，希罗多德出于相同目的使用的“利比亚”（Libya）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过去两千年以来，贸易活动一直是联系非洲和世界的纽带。非洲从来没有被隔绝在国际交流和贸易的主流之外。在撒哈拉以南地区发掘出土了公元2和3世纪的古罗马钱币和手工艺品，这也证明早期就有穿越撒哈拉沙漠的人类活动。从现今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出发的水手和开拓者在公元前350年左右便开始造访非洲。他们的后代和语言成为马达加斯加的主流，开拓者们从东南亚带来的作物——如大蕉——成为遍布整个非洲的主食。早在公元7世纪，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就在非洲的印度洋沿岸南北建立了商站，与内陆地区开展贸易，东部和中部非洲的生产者得以借此与中东地区乃至全世界联系在了一起。历史上明确记载了14世纪中华帝国的贸易商船从亚洲港口运送丝绸、瓷器和其他商品到东非沿岸的航行。在15世纪，信奉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帝国与欧洲各国宫廷互换过使节，其中也包括梵蒂冈。许多非洲人开展了大陆内部甚至跨越大陆的长途旅行。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阿布·阿卜杜拉·穆罕默德·伊本·白图泰（Abu Abdullah Muhammad Ibn Battuta）。他是14世纪的摩洛哥探险家，云游了整个北非，足迹甚至到达了遥远的中国和东南亚。他的阿拉伯语游记手稿在伊斯兰世界广为流传。

这些非洲以外的人与非洲的联结，同外人和诸如伊本·白图泰等非洲记述者给世界呈现的有关非洲部分地区的丰富描写，涉及的都是非洲地理局部的要素。但真正谈得上精确的地图制作——汇聚了大陆方位、面积和比例等元素的地图——则要等到15和16世纪欧洲航海家到来，并将信息传递给能够精确描绘非洲轮廓的欧洲制图师才得以诞生。换句话说，尽管在欧洲、中国和中东等很多地方，乃至在每一个非洲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都有对非洲部分地区一定的了解，但仅就非洲作为一个整体的定义、作为一个地理实体的描述而言，都是由欧洲人进行的。而这也是关键所在。16世纪的欧洲已经作好了统御全球的准备。随着欧洲势力在世界上不断扩展，欧洲人在非洲这一他们创造的概念上附加的正确或不正确的看法也随之传遍了全世界。

这些观点和看法是什么？在欧洲人的想象中非洲意味着什么？16世纪左右或之前的欧洲文学和艺术作品里，有关非洲和非洲人的描写尽管寥寥可数，但通常都是良性的。也就是说，一直到五百年前，欧洲知识界对非洲人的了解依然很浅薄（当时只有很少的非洲人会在欧洲城市中出现），更不用说作为大陆的非洲了，但当欧洲人提及非洲和非洲人的时候，往往还是比较公正客观的。当然，这也不是说欧洲人对非洲没有幻想，他们的幻想其实和对所有未知之地的想象差不多：无非是关于龙、巨人、奇异生物和居住在极度炎热地区或禁忌之地、身体和文化发生了奇特变异的人类的传说。这种心态古已有之，很多文化对陌生之地的印象都是如此。但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对非洲的看法并不是落后、原始或者骇人的。非洲人在绘画作品里常常只是被描绘为和我们有些差别的人类。他们有时在画中会成为人们的兴趣点，但绝不是不怀好意的。对非洲人身体的夸张或者扭曲在当时并不存在。这一时期的欧洲文学中也看不到明显的反非洲裔种族主义，只有上文提到的面对陌生地区的不熟悉群体通常都会产生的身体形态或文化上的臆测。

五百年前欧洲和非洲的生活水准相差无几。两个大洲的人们都仰赖土地为生，主要从事农业。饮食单调，饥饿是常事。人均寿命很短。几乎没有人受过很好的教育。所以，五百年前的欧洲人怎么会认为非洲人落后低级呢？这时的欧洲人在非洲和非洲人面前没有任何物质上的优越感，总体上也没有给他们打上固有成见的烙印。

后来一切都变了。16和17世纪的欧洲文字叙述和绘画中，非洲人的形象特质变得更像今天。欧洲人把非洲人定义为穷困、无知、技术水平低下、欠发达和不信基督教的族群。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为什么五百年前，欧洲人眼中的非洲会从一个神秘却又没有什么根本上不同的群体和文化变成一个与欧洲和所有让欧洲伟大的东西不同的对立面？

一个原因是欧洲的生活、科技、教育和知识水平都在上升，从而让很多人（但远远不是全部）从勉强维生的泥沼中解脱出来。生活在充满活力经济体中的人们往往会只关注于那些能满足自身需求的东西。当然，欧洲的经济发展进程只是一个方面。欧洲对非洲负面看法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是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发展——从16世纪开始大张旗鼓地进行，并在接下来的两百年里达到顶峰。

这里我们就不赘述奴隶贸易相关的内容了，但有一点必须指出：从16世纪到19世纪，欧洲奴隶贩子从非洲沿海向新世界（New World）的欧洲殖民地运送了数以百万计的非洲劳工。奴隶制古已有之，早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发生的很久以前便是一种普遍的人类制度，但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如此规模的奴隶贸易，成百上千万人被持续且有组织地从家乡掳走，送到地球另一端，只为了满足欧洲人的经济利益。到底如何才能将这样一种贸易活动在道德和心理上正当化？于是，欧洲人试图说服自己，不能把非洲人当常人看待。

正当奴隶贸易高涨之时，欧洲盛传非洲人和其他人类之间并没有共通的人性。那么此时的欧洲所有人都认同或者坚信这种观点吗？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非洲和非洲人与大多数欧洲人的生活并不相干。但近代早期的欧洲人一想到非洲和非洲人，有关非洲落后低等的种族主义思想却成了默认的答案。到了19世纪，这类种族低等的理论变得愈加精密，甚至发展成为一种伪科学，但针对非洲的种族主义仍扎根于近代早期欧洲奴隶贸易的崛起以及欧洲和美洲对道德和心理上支撑奴隶贸易合理性的需求。奴隶贸易持续了三百多年，而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思想只会持续更长时间。

为了将其与欧洲人区别开来，一系列具有负面特质的标签被贴到了非洲和非洲人身上。这些特质与欧洲人自己是相互对立的：如果我们是白人，他们就是黑人；如果我们是好的，他们就是坏的；如果我们是基督徒，他们就一定是邪恶的；如果我们见多识广，他们就一定是原始的；如果我们富有进取心，他们就一定懒散；如果我们是理智的，他们就一定是物质的；如果我们是道德的，他们就一定是放肆的；如果我们井然有序，他们就一定混乱不堪；如果我们能够自我管理，他们就一定只能仰仗我们的帮助。到现在我们还在受这类思想影响。关于非洲的现实——而不是人们脑海中臆想的非洲人口、土地、经济和政治地理特点——一直到20世纪才真正为西方所知。

那么非洲人对非洲的看法又是怎样的？非洲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并且对这片大陆形成看法的？这不算是一个荒谬的问题。前文提到，“非洲”这一地理范畴源自欧洲，15世纪以前，包括非洲本身在内的任何地方都没有人知道非洲大陆的范围。因此，与西方相对应，必然也有一个非洲人的非洲概念史。这一切都从奴隶贸易开始。

一个跨大西洋的话语体系纵贯奴隶贸易全过程，并在其消亡之后延续，非洲学术界也由此与美洲的非洲裔群体联系在了一起。在北美、南美和加勒比海国家的这些非洲裔群体中很早就产生了一种关于非洲的大陆视角，这是因为奴隶及其后代的身份认同和尊严需要一个作为整体的非洲。事实上，奴隶来自非洲的各个角落，但随着时光流逝，大部分家庭来源等信息都遗失了。从跨大西洋航程中侥幸偷生的成年俘虏当然还很清楚自己在非洲的家乡所在，这种信息可能会继续传下去几代人，父母向子女口口相传，有时可能只是关于一个未知村庄或王国的只言片语。但即便如此也会被时间抹平。最终，新世界的大多数奴隶后裔都不再记得自己在非洲的故土和祖先。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豪萨人（Hausa）、沃洛夫人（Wolof）、约鲁巴人（Yoruba）还是埃维人（Ewe），但他们依然知道自己的祖先来自非洲。正是在这样有明确必要性的背景下，16世纪之后美洲的这群人开始主动拥抱自己的非洲裔身份，认为作为整体的非洲是他们祖先的家园。

这种大陆性的理解传遍了整个大西洋世界的非洲裔群体，并很快（因为大西洋是信息传播的高速公路，而非阻碍）成为非洲内部许多贸易商、学者、政治领袖和其他国际化人士的共识。到了19世纪，这种认为非洲是一个可概括的地方、有许多共同点（尤其是欧洲人数个世纪强压在他们身上的种族歧视和奴役）的黑人在此定居、人们在美洲因为共同的奴隶祖先而团结在一起的思潮，有了正式的名称：泛非主义（Pan-Africanism）。

泛非主义在今天仍有广泛的意识形态价值。它强调对于整个非洲至关重要的团结，种族团结，由种族主义、蓄奴及19和20世纪欧洲殖民统治锻造出的团结，把所有非洲人和非洲裔人口围绕着共同历史、受压迫经历和民族解放事业维系在一起的团结。这种泛非主义话语体系塑造了19、20乃至21世纪非洲内部把整个大洲作为经验范畴的观点。是的，人们自然地把自己看作伊格博人（Igbo）、基库尤人（Kikuyu）或者豪萨人，认为自己是尼日利亚人、肯尼亚人或者刚果人，但如果没有泛非主义，他们绝不会轻易认为自己是非洲人。我们想说的是，“非洲”这个名词虽然是欧洲人创造的，但生活在此的人们却更有动力采取大陆性的视角，尤其受过良好教育的非洲人，更是如此，这也与欧洲的趋势相反。

所以地方也是观点，大洲是一种发明，而非洲也是人们的想象体。历史一再证明，比起无可争议的事实罗列，人们对一个地方的看法，不管是真是假，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更甚。但包括精确地理信息在内的事实性知识，通常带来的结果会更加正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