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口迁移及旅行、技术变革和全球化的进程，当代的非洲与世界紧密相联，但非洲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东部和南部非洲的岩画以及考古发掘出的石器和骸骨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生物和文化变革的证据。当第一批人类走出非洲、踏上漫漫征途散布到全世界之后，非洲大陆上的人们便一直与亚洲和欧洲逐渐发展的邻近地区互通有无，交换作物和技术，交流思想和宗教信仰。19世纪的欧洲探险考察队错误地认为非洲是在他们踏入非洲时才被“发现”的，但实际上欧洲与非洲之间的贸易活动已经持续了数个世纪之久，其中绵延四百年的蓄奴和奴隶贸易使得超过1 100万非洲人被强迫带到了美洲。^[2]对“黑色大西洋”（Black Atlantic）的最新研究表明，除了给种植园和其他企业带来大量廉价奴隶劳工之外，来自非洲的思想和习俗在这段时间内也影响了欧洲和美洲。

19世纪的变革，也就是欧洲和北美洲工业化经济体的崛起塑造了过去两百年来非洲与世界的关系。最开始，欧洲人凭借先进武器和科技的优势，在19世纪末征服并殖民了非洲绝大部分土地。欧洲殖民统治的时代持续了不到一百年，却影响甚至决定了独立后非洲国家的道路，构建了相应的经济关系。后殖民时期，原欧洲宗主国势力和其非洲前殖民地之间关系的一些特征被人们称作“新殖民”（neocolonial）；冷战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对非的指导性经济政策同样限制了独立后非洲国家的政策选项。然而，过去的二十年见证了非洲区域自主性的觉醒。我们看到涵盖整个大洲的政治组织［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区域经济和政治集团的诞生，也看到非洲与亚洲和拉美的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成为贸易伙伴，促进了非洲经济实力的提高。非洲已经准备好打破过去两百年模式的桎梏，参与21世纪的世界事务，并在此过程中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

一些人认为，与外界建立联系后，是传教士和殖民政府建立的学校第一次把现代教育带到了非洲。但这种认知对教育的理解稍显狭隘，忽视了非洲人建立的教育机构，在这里，非洲人传播知识，培育有道德、有担当的个体，并生产新的知识。启蒙和传道较为普遍，学徒制度能让专家的技术知识代代相传。伊斯兰教在非洲的传播也带来了各类教育机构和一种新的字母系统。这些教育机构以平行或合作的方式与传教士、殖民当局和后殖民政府建立的学校并存。非洲数不胜数的语言对后者来说是一种挑战，教育资源的短缺也成了掣肘因素。在这些困难之下，非洲国家依然训练出了能够创造新知识和培养下一代的合格公民。医生、律师和其他专业人士从非洲的大学走出，国家的相关政策也为开创精神和创业热潮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蓬勃的文化生产是过去非洲的鲜明特点，它在今天也依然繁盛，并创造性地吸收了全球流通的思想、影像和人力资源。视觉艺术家、作家、电影人和音乐家利用现代科技试验了一些新的表达方式，进行了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的合作，也将自己的作品呈现给了非洲内外新的受众。同样，跨大洲的网络使得学者们有了协同效应，促进了知识生产，相应增强了其影响力。许多旅外非洲知识分子热忱地与非洲同僚和教育机构合作，对故土的学术界影响颇深。与世界的接触并不只局限于广受赞扬的文化和学术生产者，或是旅外非洲人。今天，这片大陆上各行各业的人们通过媒体、互联网和贸易网络等方式便能知天下，并且创造性地将从中学到的东西应用于日常问题和困难的解决。充盈的想象力亦让非洲人融入了世界，外国产品的使用也在象征意义上让人们与世界相连。

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现代性也是界定非洲的一个标准，这并不令人惊讶。非洲人采纳了现代性的一些关键构成，譬如组织合理化和不同生活领域中的民主参与，也通过艺术、文学、宗教和其他文化表现形式对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进行了思考。非洲以外的人通常会把“传统性”和“现代性”严格区分开来，但在非洲的场景下，这些标签反而可能会模糊本就复杂的非洲文化进程。例如，“传统性”这个词和“部落”一样，隐含着一种僵化死板的延续性，而非洲的文化生产却总是同时包含着延续和变革、专业性和实验性、适应和创新。要想理解现代性，我们首先需要检视非洲人是如何思考其自身社会、概念化和评估自身社会变革以及使用当地和全球话语体系界定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