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是一片广袤的大陆，其面积达到了美国陆地面积的三倍。作为位列亚洲之后面积第二大的大洲，非洲拥有稠密的雨林和广阔的沙漠，起伏的草地和白雪皑皑的山峦，也有深入大陆的内湖和其他多样的地形地貌。赤道把非洲分成了两块，这片大陆的大部分土地都属于热带，只有最北方和最南方属于温带。在数千年的时间里，非洲人就地取材，用这片大陆的资源开创了各种事业：工匠们制作了铁制工具和武器，建筑师建造了高大的石结构建筑，商人们售卖黄金，这些黄金不仅装饰了非洲人的身体，也在中世纪的欧洲和古代中国市场上流通。到了19世纪，非洲的经济潜力引来了欧洲势力的觊觎，他们征服了非洲的绝大部分土地，并将非洲的资源用作出口。这种情况一直到20世纪下半叶殖民统治的结束才告一段落。时至今日，非洲商品的出口依然在继续，范围不只局限于各种农产品，也包括宝石、石油和矿产等现代信息技术产业不可或缺的原材料。最近一些年，外国投资者在非洲收储土地，用以生产生物燃料和其他作物，这种行为可能会威胁非洲许多国家的食品安全和人们的生计。新兴产业也在非洲有所发展，非洲人现在与巴西、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以及之前熟悉的欧洲和北美贸易伙伴都建立了贸易联系。

超过十亿的人口在非洲繁衍生息，他们所说的语言达到两千多种，几乎是世界所有语言的三分之一。其中有些语言之间关联紧密，但大多数之间的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可以通过它们的语法结构、词汇和辅音情况加以区分，比如一些南部非洲语言特有的搭嘴音（clicks）^[1]。语言在非洲是身份认同的一个标志，另一个则是族群。它们之间关系复杂：许多非洲族群间共享历史记忆和语言，另一些则是拥有自己语言的独立群体，到了殖民统治时期才发展出了一定的集体身份认同。有些来到城市定居的非洲人一方面认同其父母的族裔身份，却说着一口城市通用语；另一些则靠着自己的语言彰显自己的族裔，即便血统不一。由于非洲极其复杂的语言和族群多样性，跨文化交际成为常态，这给个人和群体带来了益处；族群的团结性使得冲突较少发生，而只会发生在诸如获取有限资源等一些特殊情况下。媒体常在报道中凸显社会冲突的严重性，将对立群体称为“部落”，并认为他们之间的敌意经久不息。然而，“部落”这个词传递的是一种他者意识，不但没有揭开，反而还模糊化了事情背后的本质。举例来说，卢旺达的胡图族（Hutu）和图西族（Tutsi）说着一样的语言，文化也大略相同。“胡图”和“图西”这两个名词表达的是历史上的职业和阶级划分，并在欧洲殖民时期得到了固化，族群划分成了获取资源难易多寡的基础，后来在后殖民时期被少数人利用并加以政治化。要想理解非洲的冲突和更加普遍的建设性社会互动，我们需要首先分析非洲人在当地背景下界定社会差异和为了特殊政治目的达成社会团结的方式。

非洲现有54个国家。中央集权在这里并不是新鲜产物：从古埃及时期开始，非洲多样的政治文化和组织安排便带来了政体的差异性。欧洲殖民者瓜分了非洲，只有埃塞俄比亚帝国于1896年在阿杜瓦（Adwa）战胜了意大利侵略者，以及利比里亚在美国的保护下成功保住了疆土。在其他地区，一方面，殖民安排让无数政治传统大相径庭的族群走到了一起；另一方面，人为划分的疆界也让原来同文同种的族群分居异国。到了20世纪60年代，欧洲的殖民统治似乎已经一去不返，但殖民时期奠定的体系仍然在独立后的非洲国家有着影响力：如今绝大多数非洲国家之间的界线都与殖民瓜分后划定的边界相同。例如，尼日利亚的1.5亿居民就有超过250种语言，其主要的南北政治分歧即与殖民者划分的两个行政自治的南北区域息息相关。一些国家的诞生，如2011年建国的南苏丹，便是持续数十年内战的结果：南北苏丹正式分道扬镳。当然，并非所有现今非洲的政治实体都是殖民历史的延续，但现在非洲各国试图在各自疆域内构建国家身份认同意识的努力仍然是对殖民时期遗产的最好注解。

有些学者和国际政策制定者把非洲分为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并经常将北非视作中东的一部分；这成为大陆划分之外我们对非洲的普遍认知。但撒哈拉沙漠从来不是一道障碍，在数千年的时间里，思想、商品和人员川流不息。阿拉伯语是北非的通用语，但它也是撒哈拉以南地区的毛里塔尼亚和苏丹这两个国家的第一语言。柏柏尔（Berber）语言同样在撒哈拉沙漠南北都有分布。族群身份不仅塑造了北非国家的政治，也在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影响较深：发生在阿尔及利亚、马里和尼日尔的撒哈拉沙漠地区的图阿雷格人（Tuareg）分离主义活动就是一个例证。非洲内部其他的一些差异也不能从整个大陆的视角去解读。伊斯兰教是北非地区的主导性宗教，但也有许多类似的穆斯林族群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如乍得、马里、尼日尔、塞内加尔和索马里。种族这一概念本身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不能作为将非洲划分为不同实体的基础。一些北非国家之间的历史渊源很清晰：最开始阿拉伯征服者横扫了这一区域，而后奥斯曼统治者统一了从埃及到阿尔及利亚的整个区域（但不包括摩洛哥），北非坐落于地中海沿岸的特殊地理位置进而为其与欧洲国家更进一步的交流创造了机会，而这是撒哈拉以南地区没有的。近年来，媒体常常将北非地区针对强势领导人的政治抗议活动称为“阿拉伯之春”，但倘若我们仔细检视这些事件，会发现其不仅仅发生在北非和中东地区，在撒哈拉以南的马里、乌干达和其他非洲国家也可以看到。本书在合适的地方会探讨一些区域集团，但大多数章节仍然会兼顾撒哈拉沙漠南北，以期阐释一些总体性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