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　序

《非洲》是一部主要由美国学者编纂的普及型、通识性非洲读本，是美国许多高校学生或对这片大陆感兴趣的读者了解非洲的敲门砖。自1977年出版第1版以来，《非洲》分别在1986年、1995年和2014年出版了第2版、第3版和第4版。本书即是2014年出版的第4版。

本书的三位主编都是非洲研究各领域的专家，对于非洲有深入研究。玛丽亚·格罗斯-恩加特研究的主要侧重点包括社会转型和移民的政治经济分析、塞内加尔和马里的穆斯林群体以及与非洲相关的知识生产；约翰·H.汉森主要关注西非穆斯林发展史；帕特里克·奥米拉在比较政治学、非洲政治研究等方面是世界知名的学者，目前担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分校的副校长，也是唯一一位见证了《非洲》从第1版到第4版修订全过程的编者。

变革是本书的关键词。非洲是一片处于不断变革当中的大陆，而作为一部力图完整呈现非洲全貌的通识性图书，这本书充分凸显出编纂者对非洲发展时代特点的敏锐把握。

本书的变革性体现在其内容的与时俱进。在第3版出版将近二十年后，非洲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都出现了很多新变化和新潮流。多位学科背景迥异的作者，根据自己的研究专长和关注重点，分工明确，单独或合作撰写了与非洲的地理、历史、文化、艺术、社会、宗教信仰、政治、经济等有关的章节，尤其注意把握自上一版出版之后的这两个十年出现的新特点。第4版从第3版的二十一章缩减到了十五章，全书的结构也从上一版的时间顺序（即传统的前殖民、殖民和后殖民分期）与主题性并行，变为完全按照非洲研究的不同主题编排章节。与上一版相比，第4版《非洲》对非洲的文化发展，尤其是大众文化着墨颇多。在第3版中，二十一章中只有一章“非洲城市中的大众文化”与文化相关；而第4版则用了十五章中的四章篇幅，分别细致地介绍了非洲的视觉艺术、音乐、文学和电影，体现了编纂者对非洲文化新发展和新趋势的重视。此外，随着互联网资源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日益提高，本书很好地反映了这一趋势，在最后一章中花了大量篇幅介绍了前面各个主题相关的资料，其中互联网资源占了很大一部分，以便感兴趣的读者对某一个主题作进一步的了解和研究。

本书的变革性也体现在关注视角的转变。第4版《非洲》反映了西方非洲学界这二十年的转变。在1995年出版的第3版中，非洲的政治变革是全书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尤其是自冷战结束后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作者们对这一阶段非洲的政治转型和冲突进行了细节描写；而对涉及非洲人生计的经济方面内容则着墨相对较少。这样的章节编排给人一种突出的“悲观主义”色彩，第3版的第1章便直接指出了非洲发展的“问题”，并在第20章对非洲发展危机进行了专题论述。当然，这样一种态度和倾向与当时西方学界盛行的非洲发展悲观论是较为契合的。通过阅读第4版《非洲》，相信读者们能够明显感受到一种理智的“乐观主义”的基调。书中有专门的章节对非洲人的生计、非洲的城市生活以及非洲的发展进行叙述，正如第13章的标题所言，作者们将非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描绘成一种“温和的希望”，而这样一种态度也与今日非洲发展逐渐走向正轨的现实是密不可分的。

虽然第4版《非洲》特别强调非洲当下的新趋势、新潮流，但并不缺乏历史性。作为一本非洲研究的通识性读物，本书除了专辟一章（第2章）介绍非洲的总体历史框架之外，也在全书各个章节的介绍和讨论中增添了有关历史的内容，将非洲的历史遗产与当下的问题联系到了一起：如第3章“社会关系：家庭、亲属和社会”介绍了非洲家庭关系、亲属关系与相应经济策略的历史渊源；第5章“非洲的宗教”从历史的视角回溯了非洲传统宗教的出现和传播、北非地区的伊斯兰化和基督教的到来。本书的第6章和第7章分别涉及非洲的城市和非洲的健康、治疗等方面的内容，在这两章中，我们也都可见到诸如对非洲城市化进程的回顾以及关于非洲传统治疗仪式的惟妙惟肖的描写。

在本书的编纂者看来，变动中的非洲需要我们用变动的视角去观察、去亲历。然而，由于本书作者大多为西方尤其是美国学者，虽已竭力保持客观，本书的写作仍有一定的局限，特别是仍然把非洲发展的优劣以欧美发达国家为参照物，体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这是需要读者甄别的。

书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首先体现在对非洲民主的评价。本书的第12章“非洲的政治与民主的未来”虽然承认了外来的西方民主制度在非洲许多国家的水土不服，乃至造成了灾难性后果，但作者们似乎仍将西方式的民主作为非洲未来政治发展的一个“普适性”模式，对现在争议颇多的“阿拉伯之春”等非洲政治变革持较为肯定的态度。这场阿拉伯世界的革命真的能带来民主自由吗？退一步讲，西方现有的民主模式一定是包括非洲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必由之路吗？此外，这一章亦缺少对非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描写。在20世纪中叶开始的非洲国家民族独立浪潮中，受到国际局势影响，部分国家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并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之间形成了一股“非洲社会主义”的潮流。加纳的恩克鲁玛、塞内加尔的桑戈尔、坦桑尼亚的尼雷尔以及赞比亚的卡翁达等非洲国家领袖都在本国开展了社会主义实践。尽管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的实践细节有区别，但领袖们都不约而同强调了“非洲主义”，这也与当时如火如荼的泛非主义浪潮是契合的。恩克鲁玛提出，非洲的社会主义实践必须要结合非洲国家的国情；桑戈尔也认为，非洲的社会主义就是一种要回归“非洲主义”的集体意识。其中，将非洲文化内在价值与社会主义结合最为突出的样本，要数尼雷尔在坦桑尼亚实行的村社社会主义（communitarian socialism）。尼雷尔指出，“乌贾马”（ujamaa，意为大家庭）是非洲社会主义的基础和目标，因为这体现了传统非洲社会以团体为先，团体内部互帮互助的价值观念。非洲的社会主义不仅是全球社会主义运动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非洲人民寻找适合本国国情发展道路的伟大实践。虽然其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但本书中相关内容的缺失仍然略显遗憾。

半个多世纪以来，各种内生或外来的“主义”在非洲几乎都找得到理论和实践的样本，但至今难觅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西方政治科学关于民主化的理论、概念以及实施路径大多成型于非洲民主化实践之前，它们更多地是基于南欧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经验，并没有充分考虑非洲国家的国情和经验，而非洲的历史和政治发展问题均有其自身的特性。因此，将这些成型的理论、概念或方法套用于非洲国家，难免会造成张冠李戴的结果。^[1]自然资源禀赋较好的尼日利亚、赞比亚和刚果（金）等国仍然深陷“资源诅咒”的泥沼。外来的“华盛顿共识”和结构调整计划等未深入考虑非洲各国发展阶段、历史文化等国情的宏观经济发展战略，更是20世纪80和90年代许多非洲国家陷入衰退的重要因素之一。殷鉴不远，非洲各国文化、民族和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各个国家的发展没有一个可以因循的统一模板。^[2]

书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也体现在对非政府组织作用清一色的正面描写。其中一些内容有值得商榷之处。不可否认的是，一些本土、区域性或全球性的非政府组织在维护非洲妇女和少数族群基本权益等方面发挥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然而，虽然从名称来看，这些“非政府组织”似乎与政府划清了界限，但在资金、意识形态等方面仍然深受其所在国政府的影响，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所在国利益，特别是西方国家政府的利益。一些非洲本土的非政府组织也不能幸免。尽管这些组织与西方国家政府没有直接联系，但其所在国政府财政大多较为困难，所以其资金主要来源于国际捐助者（donors）。国际捐助者在资助非洲非政府组织时也有自己的考虑。一方面他们可能确实希望帮助非洲国家摆脱贫困、发展经济、促进人权和政治民主化；但是另一方面，每个资助者在给非洲国家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的同时，几乎都要考虑到本国的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他们也往往带有一些自私的目的。

因此，非政府组织在非洲的存在不全是正面影响。第一，无论是有西方政府背景的区域性或全球性非政府组织，还是受到国际捐助者资金支持的非洲本土非政府组织，由于独立性的缺乏，往往会应背后金主的要求，在非洲的业务开展之外附加一些条件。这些条件主要与政治相关，如要求非政府组织促进西式民主在该国的发展。而这些附加条件可能根本不符合非洲国家的国情，或者不为非洲国家政府所容许。这不仅不能真正造福非洲人民，还把非洲的非政府组织置于两难的境地。

第二，非洲的非政府组织往往对中非关系的正常发展持不欢迎态度。自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以来，随着中非合作关系的不断发展，非洲非政府组织开始把目光聚焦于中国在非洲的政策和行为上，并对中非合作关系评头论足。到目前为止，非洲非政府组织对中非合作关系的评价是负面多于正面，批评、责难声音较多。^[3]考虑到非政府组织在地区、国家甚至国际层面都有一定影响力，这类言行不可避免地会对中非合作关系的健康发展施加压力。

另外，本书对中国在非活动的描述极少，只在涉及非洲人生计以及非洲经济发展等的章节中，零星出现一些如“中国在非洲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中国在非洲日益提升的经济参与度”“中国也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等简略的描述性话语，编纂者们的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从这一点上也可见一斑。

瑕不掩瑜，第4版《非洲》仍然是一本出色而又引人入胜的非洲通识性读物。本书在突出二十年来非洲的新发展、新趋势和新潮流的同时，很好地融入了非洲过去的传统和遗产。读罢此书，读者不仅可以一览非洲的基本面貌，更可以从这里出发，进一步探究自己感兴趣的非洲某一主题。正如编者在导言中所说，希望通过这本书“向读者呈现非洲社会、艺术和政治的进程与结构，非洲人与他们的活力，以及这片大陆面临的挑战与拥有的潜力”。书中十五章包罗万象的描写，是非洲的广度；文中的拓展阅读材料和最后一章“纸质资料和电子资源”，是读者深入探究非洲各主题的指南。鉴于此，本书不仅适用于对非洲或对历史感兴趣的普通读者，也可以作为大学本科阶段非洲相关入门课程的教材。

在翻译过程中，考虑到本书兼具学术性和通识性，译者的宗旨是在做到“信”“达”的基础上再视情况尽量做到“雅”，语句平实，以求尽可能还原作者的原意，而没有如文学类译作一般进行翻译过程中的“再加工”。本书在翻译和校对过程中得到了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舒运国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非洲研究所刘伟才副教授的倾力指导和帮助，谨在此对两位老师表示深深的感谢。由于译者本人水平有限，时间仓促，书中难免有一些谬误，希望广大读者提出宝贵的批评和指正。

赵亮宇

2023年6月

【注释】

[1]张宏明：《非洲政治民主化历程和实践反思——兼论非洲民主政治实践与西方民主化理论的反差》，《西亚非洲》2020年第6期，第3—52页。

[2]赵亮宇：《从传统到现代——试析博茨瓦纳酋长制的调适与转型》，《历史教学问题》2022年第4期，第115—124页。

[3]韦红：《非洲非政府组织对中非合作关系的压力及对策思考》，《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4期，第137—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