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通俗唱法登堂入室

1986年是内地流行音乐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除了第一届百名歌星演唱会的成功举办之外，两场由官方组织的大型歌唱比赛首次设置“通俗唱法”，成为流行音乐登堂入室的重要标志。

1986年，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孔雀杯·全国青年首届民歌、通俗歌曲大选赛”在全国拉开帷幕，本次大赛在全国分九大赛区，从近万名选手中选出部分优秀歌手到北京参加复赛和决赛。该活动由“音协”书记晨耕、张非领导，并得到了时乐蒙副主席和老艺术家王昆、乔羽的支持，是内地歌唱比赛中首次设置“通俗唱法”演唱类别的赛事。北京的成方圆、牟炫甫、时延燕，广州的刘欣茹、蔡其平获得金奖，毛阿敏、岳娜、李方方、张燕妮等九人获得银奖。由于历史条件的原因，评委们缺乏对流行音乐的认识，因此像崔健、王迪、田震、常宽、张伟进、张海波等一批个性较强的歌手均被淘汰。

1986年4月至6月，由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二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在北京举办，主办方请来了中顾委领导人王震观看比赛并颁奖。本次大赛也设置了“通俗唱法”，分设专业组和业余组，专业组第一名苏红，第二名韦唯，第三名毛阿敏、王虹，一批流行歌手通过本次大赛脱颖而出。

这两场由“音协”和“央视”组织的高规格歌唱大赛，使“通俗音乐”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也从某种意义上说明，“通俗音乐”得到了官方的认可，这为流行音乐的进一步发展获得了更大的空间。

4.中国摇滚乐的崛起

（1）中国早期摇滚乐

1986年5月9日，在首都体育馆举办的第一届“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崔健和他的乐队以一曲《一无所有》引起台下的强烈轰动。当时人们尚还沉浸在抒情歌曲和港台歌曲的轻柔、委婉中，崔健以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喊出了中国摇滚第一声。从此，摇滚乐坛异军突起，摇滚乐开始成为内地流行音乐中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

1980年，内地最早的一支摇滚乐队“万里马王”乐队，成立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由万星（鼓手）、李世超（贝司）、马晓艺（主唱）和王昕波[1]（吉他）四人组成，他们以翻唱“披头士”（The Beatles）、保罗·西蒙（Paul Simon）等西方摇滚乐为主。后来随着他们大学毕业，乐队解散，遗憾的是他们没有留下录音。

随后，1981年，李力、王勇等人组建了“阿里斯”乐队（Alice），以演唱日本歌曲为主；1982年，丁武、王迪等人组建了“蝮虫及乐队”；艾迪和几个外国人成立“大陆”乐队。这些乐队的活动成为内地摇滚乐的前奏，催生了内地摇滚乐。

1984年，崔健、刘元等人组建了“七合板”乐队，主要拷贝一些欧美流行歌曲；同年，臧天朔、丁武、孙国庆等人组建了“不倒翁”乐队。这两支乐队成为内地摇滚乐真正意义上的奠基者。

1986年，崔健在第一届“百名歌星演唱会”上演唱了他的原创歌曲《一无所有》，正式掀开了内地摇滚乐的序幕。从此，摇滚乐的势力日益壮大。1987年，窦唯、李彤等人组建了“黑豹”乐队；崔健、艾迪、刘元等人组建了“ADO”乐队；1988年，丁武、张炬、刘义君等人组建了“唐朝”乐队；1989年，蔚华、曹钧、高旗等人组建了“呼吸”乐队；王迪等人组建了“状态”乐队；臧天朔、李力、程进等人组建了“1989”乐队；王晓芳、肖楠、虞进等人组建了中国第一支女子乐队——“眼镜蛇”乐队。

1989年，崔健推出首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张专辑在中国境外的名称是《一无所有》），并于次年为亚运会募捐集资进行全国巡回演出。1990年，被称为中国第一个摇滚音乐节的“1990现代音乐会”在首都体育馆成功举办，“唐朝”“呼吸”“眼镜蛇”“状态”“1989”“ADO”六支乐队参加了演出。同年，唐朝乐队应邀参加了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的“亚运前夜”演唱会。同年7月底，上海乐坛也刮起了一股摇滚热潮，7月29日、30日由数支乐队联合，在上海黄浦体育馆举办了“新开发’90上海现代演唱组首展”。几年间，摇滚乐异军突起，摇滚力量日益增强。

随着摇滚乐的兴起，内地流行音乐的意识形态开始得到彰显，它的触角开始触及到了对社会、文化、人的精神的思考。

（2）崔健及其音乐创作

崔健，1961年出生于一个朝鲜族家庭，父亲和母亲都是文艺工作者。1975年，十四岁的崔健就跟随父亲开始学习小号演奏。1981年，他被北京歌舞团招收为小号演奏员，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

1980年代初，崔健开始接触并迷恋摇滚乐，同时开始学习吉他。1984年，他和其他六位音乐人组建了“七合板“乐队，开始在北京的一些餐馆里演奏西方流行音乐。同年，他出版了第一张个人专辑《浪子归》，但其中收录的都是一些中国流行歌谣，这张专辑初次展现了崔健的音乐风格。1980年代中期，随着“披头士”、“滚石”等西方摇滚乐队的音乐传入内地，崔健深受影响，并开始尝试摇滚乐创作。1986年，在第一届“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崔健首次向内地听众喊出了中国摇滚乐的第一声《一无所有》，正式掀开了中国摇滚乐的序幕。

一无所有（词曲：崔健）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

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

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噢…你何时跟我走，噢…你何时跟我走。

脚下的地在走，身边的水在流，

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为何你总笑个没够，为何我总要追求，

难道在你面前，我永远是一无所有。

噢…你何时跟我走，噢…你何时跟我走。

告诉你我等了很久，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

我要抓起你的双手，你这就跟我走。

这时你的手在颤抖，这时你的泪在流，

莫非你是正在告诉我，你爱我一无所有。

噢…你何时跟我走，噢…你何时跟我走。

噢…你这就跟我走，噢…你这就跟我走。

对于《一无所有》的内在含义，大众的解读各有所云。在音乐上，《一无所有》采用了中国民族调式（六声商调式）和西方摇滚乐的结合，是一首典型的中西合璧的作品。在歌词上，崔健并未直接给出作品所描写的具体对象，有人说这是一首情歌，是男女朋友之间的倾诉；也有人认为这是在讲述改革开放后，国人面对国门打开后中国社会物质贫穷的一种深刻反思。下面这段文字是作家周国平对《一无所有》的评论和解读，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启示。

从歌词的内涵看，《一无所有》在当时之所以能有振聋发聩之效，是因为它触及了解放的更本质的方面。当许多人陶醉于解放所带来的实惠之时，崔健站在解放的终点上极目四望，他看到的不是歌舞升平，而是失去传统之后的荒凉，荒凉中的自由，以及自由中的追求。

“一无所有”的含义是丰富的。它使人想到遭遇体制转变的一代青年的处境：没有了意识形态所规定好的现成的人生目标和理想，也已经或即将失去体制所安排好的现成的谋生手段和饭碗。在同期作品《出走》中，崔健更清楚地表达了这种因传统的断裂而产生的无所依凭之感：“我闭上眼没有过去，我张开眼只有我自己。”但是，在崔健心目中，“一无所有”更是一种新的人格理想：真正的男子汉恰恰不愿意也不需要别人给他准备好现成的一切，他因此而有了自己的追求和自由。整支歌的基调是在诉说自己一无所有，又是在反驳那个姑娘笑他一无所有，使得“一无所有”的含义更加不确定。“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脚下这地在走，身边那水在流，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在无所依凭中依凭自己，在一无所有中创造，在广阔的世界上走出自己的路来，这样的男人究竟是贫穷还是富有，姑娘究竟是在笑他还是在爱他呢？“我要抓起你的双手，你这就跟我走，这时你的手在颤抖，这时你的泪在流，莫非你是在告诉我，你爱我一无所有。”崔健从一开始就显示了他不可能是一个新的青春偶像，他用沙哑的嗓音吼出的是转型时期新一代人中那些富有男子气概和创造精神的人的人格宣言和爱情宣言。

1987年，因为以摇滚的方式翻唱《南泥湾》，崔健遭到了团里的严厉处分并离开了北京歌舞团[2]。随后他加入“ADO”乐队，并在以后的两年中，他不断深化自己的摇滚乐创作，并于1989年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3]《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张专辑在中国境外的名称是《一无所有》）。同年3月，崔健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了“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演唱会，轰动京城。同年《一无所有》荣获人民日报、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举办的新时期十年金曲奖，并获得优秀歌手奖，该专辑在台湾荣获双白金唱片奖，在香港获白金唱片奖。1989年3月，崔健前往英国伦敦参加在皇家阿尔伯特厅举办的“亚洲流行音乐节”。4月，他和ADO乐队一起前往法国巴黎参加“布尔日之春”国际摇滚音乐节，并举办了个人专场音乐会，引起国际音乐界人士的关注。1988年9月，他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全球现场广播中演唱了《一无所有》。1990年初，崔健拉开“为亚运会集资巡回义演”的大幕，巡演所到之处均造成轰动，但在4月10日后，因种种原因，义演被迫取消。

1991年，崔健发行第二张个人专辑《解决》；1994年，发行第三张个人专辑《红旗下的蛋》；1998年，发行第四张专辑《无能的力量》；2005年，发行第五张专辑《给你一点颜色》。

作为一名摇滚音乐家，崔健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社会性与批判性，例如《不是我不明白》《一块红布》《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红旗下的蛋》等作品思想深刻，发人深省。乐评人李皖曾经这么评价崔健的首张专辑：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张专辑最大的魅力，是总体上呈现的对困惑的思考。当旧的封闭状态被打破，集体曾经共用的那种稳固的价值观开始松动，崔健作品表达的正是对这种现状的思考。或者说，他成功地讲述了“出走”的主题，始终表达的都是要背弃原来、寻找一种新的东西。新的在哪儿？不知道，但是只知道要去寻找。这种时代精神，高度契合了当时的社会症候。放在所有艺术里，无论哲学、诗歌、文学，都堪称是典范。

在音乐方面，崔健的音乐涉及民谣、摇滚、放克、雷鬼、说唱等多种风格，例如《花房姑娘》《假行僧》《浪子归》《出走》等歌曲采用了民谣曲风；《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等歌曲采用了摇滚曲风；《解决》《红旗下的蛋》等歌曲采用了放克曲风；《从头再来》采用了雷鬼曲风；《飞了》《盒子》等歌曲采用了说唱曲风。此外，他在作品中还融入了很多中国民族音乐元素，使其具有浓郁的中国文化色彩，和西方摇滚乐形成了强烈对比。例如在《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中融入古筝；在《红旗下的蛋》中融入了唢呐；在《一无所有》中融入了浓郁的西北音乐元素。崔健用西方摇滚乐等音乐语言和东方思想相融合，他用中国人的精神体验与思想方式，对中国的社会、文化、政治进行了深刻思考，这一点对于中国听众而言，比任何一位西方大牌摇滚歌星的音乐都更有意义。

崔健面对媒体非常低调，他不向商业低头，也不向娱乐弯腰，在流行音乐日益商业化、娱乐化的时代，他始终保持着音乐家对音乐的忠诚，坚持音乐的独立性和思想性，对中国摇滚乐产生了巨大影响。

注　释

[1].王昕波即后来的著名录音师老哥（笔者注）。

[2].引自凤凰卫视于2012年12月21日播出的节目《腾飞中国》之“崔健离开歌舞团原因：用摇滚唱《南泥湾》遭处分”http://news.ifeng.com/history/phtv/tfzg/detail_2012_12/24/20464997_0.shtml。

[3].崔健自己认为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张专辑（笔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