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指出,卡尔松与伯林特这对当代环境美学研究的“双子星”,他们对环境美学的核心问题——“自然审美”(the appreciation of nature)与“艺术审美”(the appreciation of art)的划分——却是不相同的。前者主张艺术审美是趋于“静”的“静观”(contemplation),而自然审美才是“动”的“介入”;然而,后者从他的“介入美学”着眼,将自然审美与艺术审美统统纳入“介入”的模式当中。
纵观20世纪整个欧美美学主流,基本上都转到以艺术为核心问题的研究上面。以“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为鹄的分析美学,则充当了这种新的历史转向的“急先锋”,只不过语言的机制成了美学研究的主宰。实际上,在分析美学所聚焦的艺术之外,还有更广阔的空间可以开拓,分析美学恰恰是制约了这种继续延伸的美学力量。尤其是在分析美学被定型之后,这一美学传统里面的学者,大多致力于“再现”“表现”“虚构”“艺术品本体论”“艺术定义”“解释”等的研究,而鲜有新的创意出现。
最重要的例证,就是英美国家的美学原论方面的著作,都惊人地表现出结构上的一致性,而且无一例外地将自然美问题排除在外。所以,环境美学家们在谈及这个事实的时候,往往都要援引那几本经典的分析美学文选,诸如当代学者约瑟夫·马戈利斯(Joseph Margolis)所编的、被反复再版的《从哲学看艺术:当代美学文选》(Philosophy Looks at the Arts: Contemporary Readings in Aesthetics, 1962)等文本,从而来指责在分析美学的眼光里面缺少了“自然”的维度。
在20世纪中叶,分析美学以艺术为核心的主流趋势,使得被严重忽视的自然美问题被一些有识之士提出来,自然美学和环境美学恰恰产生在这一时期。一位理论的“先行者”,就是当代哲学家罗纳德·赫伯恩(Ronald W. Hepburn),他那篇最初被收入于《英国分析哲学》(British Analytical Philosophy, 1966)的《当代美学与其对环境美的忽视》(Contemporary Aesthetics and the Neglect of Natural Beauty)一文,最早扬起了复兴自然美学研究的大旗。在20世纪后半叶,这种被普遍忽视的情况大为改观,当代的自然美学和环境美学,开始超越以艺术为中心的分析美学的主流传统,其基本取向就是“反分析美学”传统,尽管在许多方面仍受到传统分析美学的掣肘。
如果从德国唯心主义思潮(国内一般称之为德国古典哲学)来看,哲学巨擘康德(Immanuel Kant)似乎更加注重自然的伟力,在《判断力批判》中他所提及的艺术家无非就是荷马与一位德国诗人而已。在他的心目中,自然美无疑是高于艺术美的,这从他对于“崇高”范畴的哲学解析中就可以得见。康德的个人偏好对于德国唯心主义美学而言好像是一个好的信号,但是,这种取向在他的思想的继承者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那里被阻断了。
德国美学家席勒将艺术提升到首位,而相对压制了审美的地位。到了另一位哲学巨擘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那里,艺术彻底压倒了自然,自然完全被排除在美学的疆域之外。我们知道,黑格尔的美学实际上就相当于艺术哲学。或许,在黑格尔看来,只有艺术才是人类精神的某种显现,只有这种显现才是美的。所以,黑格尔关于美的著名定义就是“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是中国美学家朱光潜的很妙的译法,它凸显了理念(其实是精神的外化)的核心地位。黑格尔这种完全回到艺术的方式,在其后的百余年间居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尽管在19世纪中叶,出现了反黑格尔主义的思潮,倡导“回到康德去”,但是康德所偏重的自然美仍然被忽视。相应地,趣味问题也没有得到关注,康德曾表示,在天才与社会趣味有冲突的时候,他毋宁取趣味而舍弃天才,这足以表明他的立场。只要比较一下从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到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对天才的倚重和推崇,就可以比照出康德是相对地忽视了艺术,或者将自然置于艺术的地位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