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物之美

中国人对小小的“物”，有着历史悠久的审美兴趣，同时不断地将各种各样的“物”纳入审美疆界，从而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彼此差异又环环相扣的美物体系！

在早期的古代汉语中，“美”的用语，不仅用来形容从“人的美”（外形的“美人”“美女”）到内在的“美贤”“美才”，从人与人之间的“人情之美”到“社会的美”（“先王之道之美”“义之美”“和之美”），从“语言的美”（“美言”“文翰之美”）到“歌舞艺术的美”（“响美”“美音”“讴之美”“舞之美”），而且更多地指向“物”——植物的“草木之美”“美禾”，动物的“羽之美”“角之美”，山川的“美景”“丘壑之美”，还有日常生活当中所使用的大量的器物，凡此等等，它们都被囊括到“美的辉光”的照耀之下。

当然，这里的“美”既有纯粹审美意义上所“听”所“见”之“美”，也有“善”升华到审美高度所体悟到的“美”。这恰恰显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常被认定的伦理本位特质，但是这种本位实乃“美善合一”的，这就开显出华夏文化的“生活美学”之维度。

现如今，这种对“物”加以审美的传统，又得以复兴，这与物质的极大丰富和情感的急遽勃兴直接相关。君不见，今天多少人乐于佩戴各种木质与玉质的手串儿。这就来自中国人独特的恋物传统，当然也在耗尽如和田玉这样的取尽便竭的自然资源。而令人纳闷的是，这“串儿文化”为何如此风靡天下而不衰？这就要回到中国“生活美学”的盛期那里去寻找历史缘由。

明代文人文震亨有一本至今畅销的《长物志》，就是给美物体系立传的书。

究竟何为“长物”呢？“长物”之典，出于《世说新语》，赞美人“作人无长物”，也就是身无多余之物而“清廉贵峻，志存格正”。然而，到了后代则衍生出奢侈的意思，当然多余也是奢侈的前提。

在这本《长物志》甚为流行的时代，文人们更多地把审美品格投射在物上，由此形成了“生活美学之物”的系统呈现，构成了一种中国古代文人所独具的“物之体系”。

《长物志》的作者文震亨，超凡脱俗，实乃真名士也，所以才成就这本关于“生活美学”的典范之作。这部直接以“长物”命名的著作共有12卷，按其类目，我们各举一两则妙例：^[33]

茶寮（卷一 室庐）

构一斗室，相傍山斋，内设茶具，教一童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

琴室（卷一 室庐）

古人有于平屋中埋一缸，缸悬铜钟，以发琴声者。然不如层楼之下，盖上有板，则声不散；下空旷，则声透彻。或于乔松、修竹、岩洞、石室之下，地清境绝，更为雅称耳！

山茶（卷二 花木）

蜀茶、滇茶俱贵，黄者尤不易得。人家多配以玉兰，以其花同时，而红白烂然，差俗。又有一种名醉杨妃，开向雪中，更自可爱。

桃（卷二 花木）

桃为仙木，能制百鬼，种之成林，如入武陵桃源，亦自有致，第非盆盎及庭除物。桃性早实，十年辄枯，故称“短命花”。碧桃、人面桃差之，较凡桃美，池边宜多植。若桃柳相间，便俗。

瀑布（卷三 水石）

山居引泉，从高而下，为瀑布稍易。园林中欲作此，须截竹长短不一，尽承檐溜，暗接藏石罅中，以斧劈石叠高，下作小池承水，置石林立其下，雨中能令飞泉濆薄，潺湲有声，亦一奇也。尤宜竹间松下，青葱掩映，更自可观。亦有蓄水于山顶，客至去闸，水从空直注者，终不如雨中承溜为雅。盖总属人为，此尚近自然耳。

品石（卷三 水石）

石以灵璧为上，英石次之。然二种品甚贵，购之颇艰，大者尤不易得，高逾数尺者，便属奇品。小者可置几案间，色如漆、声如玉者最佳。横石以蜡地而峰峦峭拔者为上，俗言“灵璧无峰”“英石无坡”，以余所见，亦不尽然。他石纹片粗大，绝无曲折、屼嵂、森耸、崚嶒者。近更有以大块辰砂、石青、石绿为研山、盆石，最俗。

鹤（卷四 禽鱼）

鹤，华亭鹤窠村所出，其体高俊，绿足龟文，最为可爱。江陵鹤泽、维扬俱有之。相鹤但取标格奇俊，唳声清亮，颈欲细而长，足欲瘦而节，身欲人立，背欲直削。蓄之者当筑广台，或高冈土垅之上，居以茅庵，邻以池沼，饲以鱼谷。欲教其舞，俟其饥，置食于空野，使童子拊掌顿足以诱之。习之既熟，一闻拊掌，即便起舞，谓之“食化”。空林野墅，白石青松，惟此君最宜。其余羽族，俱未入品。

百舌 画眉 鸜鹆（卷四 禽鱼）

百舌、画眉、鸜鹆饲养驯熟，绵蛮软语，百种杂出，俱极可听，然亦非幽斋所宜。或于曲廊之下，雕笼画槛，点缀景色则可，吴中最尚此鸟。余谓有禽癖者，当觅茂林高树，听其自然弄声，尤觉可爱。更有小鸟名黄头，好斗，形既不雅，尤属无谓。

悬画月令（卷五 书画）

岁朝宜宋画福神及古名贤像；元宵前后宜看灯、傀儡；正二月宜春游、仕女、梅、杏、山茶、玉兰、桃、李之属；三月三日，宜宋画真武像；清明前后宜牡丹、芍药；四月八日，宜宋元人画佛及宋绣佛像；十四宜宋画纯阳像；端午宜真人玉符，及宋元名笔端阳、龙舟、艾虎、五毒之类；六月宜宋元大楼阁、大幅山水、蒙密树石、大幅云山、采莲、避暑等图；七夕宜穿针乞巧、天孙织女、楼阁、芭蕉、仕女等图；八月宜古桂或天香、书屋等图；九、十月宜菊花、芙蓉、秋江、秋山、枫林等图；十一月宜雪景、蜡梅、水仙、醉杨妃等图；十二月宜钟馗、迎福、驱魅、嫁妹；腊月廿五，宜玉帝、五色云车等图……

道服（卷八 衣饰）

道服制如申衣，以白布为之，四边延以缁色布，或用茶褐为袍，缘以皂布。有月衣，铺地如月，披之则如鹤氅。二者用以坐禅策蹇，披雪避寒，俱不可少。

帐（卷八 衣饰）

帐，冬月以茧䌷或紫花厚布为之，纸帐与䌷绢等帐俱俗，锦帐、帛帐俱闺阁中物，夏月以蕉布为之，然不易得。吴中青撬纱及花手巾制帐亦可。有以画绢为之，有写山水墨梅于上者，此皆欲雅反俗。更有作大帐，号为漫天帐，夏月坐卧其中，置几榻橱架等物，虽适意，亦不古。寒月小斋中制布帐于窗槛之上，青紫二色可用。

篮舆（卷九 舟车）

山行无济胜之具，则“篮舆”似不可少。武林所制，有坐身踏足处，俱以绳络者，上下峻坂皆平，最为适意，惟不能避风雨。有上置一架，可张小幔者，亦不雅观。

小船（卷九 舟车）

小船，长丈余，阔三尺许，置于池塘中，或时鼓枻中流，或时系于柳阴曲岸，执竿把钓，弄月吟风。以蓝布作一长幔，两边走檐，前以二竹为柱，后缚船尾钉两圈处，一童子刺之。

敞室（卷一〇 位置）

长夏宜敞室，尽去窗槛，前梧后竹，不见日色，列木几极长大者于正中，两傍置长榻无屏者各一。不必挂画，盖佳画夏日易燥，且后壁洞开，亦无处宜悬挂也。北窗设湘竹榻，置簟于上，可以高卧。几上大砚一，青绿水盆一，尊彝之属，俱取大者；置建兰一二盆于几案之侧，奇峰古树，清泉白石，不妨多列；湘帘四垂，望之如入清凉界中。

枇杷（卷一一 蔬果）

枇杷独核者佳，株叶皆可爱，一名“款冬花”，蔫之果奁，色如黄金，味绝美。

瓠（卷一一 蔬果）

瓠类不一，诗人所取，抱瓮之余，采之烹之，亦山家一种佳味，第不可与肉食者道耳。

文震亨的友人沈春泽在为《长物志》所作的序言当中，就呼唤所谓的“真韵、真才、真情之士”的出现。他认定：“岂唯庸奴、钝汉不能窥其崖略，即世有真韵致、真才情之士，角异猎奇，自不得不降心以奉启美为金汤，诚宇内一快书，而吾党一快事矣！”^[34]

按照现代的观念重新分类的话，“这些物的种类包括植物、动物、矿物，在用途上则有艺品、食物、饰物、器物等等，这些林林总总的物是个人生活经营的客体，从生活的层面来看，它们大体上并非日常实用之物，它们不具生产性——其器物实非作为生产之用，而其食物也非增殖劳动力之粮食。事实上，这些物在归类上本来就不被放置在日常生活的范畴中——也因此被以‘长物’之名。学者王鸿泰认为，这个由‘长物’组合起来的世界，大要可以分为几个面向：空间规划、（古今）器物赏玩、（自然）景物观赏、食物（零食）品尝、美观装饰”。

在《长物志》所营造的审美氛围当中，艺品、食物、饰物、器物都被置于美的笼罩之下。无论是日用诸器，还是陈设物类，都要符合“生活美学”的准则。日用物既要实用又要美观，陈设物既要美观又要赏心，皆要符合文人的“真性情”！

这倒令人回想起大文人白居易，他曾说等到他日弟、妹都婚嫁后，他就“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书”，举家迁来庐山草堂，终老于此，这当然是理想的说法。而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他对“琴书”二物如此推重：在俗人看来如此可有可无之物，竟然能与妻子儿女相提并论，琴、棋、书、石等赏玩之物对于文人生活的重要性，也就无须更多说明了。

明代中期之后，中国人在生活中追求“清福”“快活”与“人生真乐”，文艺上聚焦于“性灵”“童心”与“闲情逸致”。这种寻求“好日子”的美学例证，简直不胜枚举，俯拾皆是。

这种“生活美学”的大势，在大文人钱谦益的笔下，曾被生动地描述出来：“世之盛也，天下物力盛，文网疏，风俗美。士大夫闲居无事，相与轻衣缓带，留连文酒。而其子弟之佳者，往往荫藉高华，寄托旷达。居处则园林池馆，泉石花药。鉴赏则法书名画，钟鼎彝器。又以其闲征歌选伎，博簺蹴鞠，无朝非花，靡夕不月。……少潜瞿氏，讳式耒，故礼部尚书文懿公之孙，而太仆寺少卿讳汝稷之子也。孝友顺祥，服习家教。多材艺，书法画品，不学而能。室铺一几，庭支一石，信手位置，皆楚楚可人意。性好客，疏窗棐几，焚香布席，客至依依不忍去。人以为有承平王孙公子之遗风，王晋卿、赵明诚之辈流也。”^[35]

这篇《瞿少潜哀辞》先说的是晚明的社会状态，物质的极大丰富给文人审美提供了基础，这也就是钱谦益对前朝盛世天下之“物力盛，文网疏，风俗美”的追忆，但事实恰恰是明代已由盛而衰，在一个日渐衰落之世，求美之风尤盛。

与此同时，“生活美学”更是所谓“士大夫闲居无事”的产物：“法书”“名画”“钟鼎”“彝器”之鉴赏，“文酒”“征歌”“选伎”“博簺”“蹴鞠”之娱乐，“园林”“花木”“（室内的）铺几”“（庭内的）摆石”“焚香”“布席”之爱好，都被一一列举，并被并列起来（鉴赏也未高出爱好，爱好未曾高于娱乐），它们就落实在日常生活的情境当中，而并未超出日常生活。

对物的闲赏，在当时已经取得了与传统字画鉴赏同样高的地位，这恰恰折射出社会发展的结果，“生活美学”已经成为社会文化主流：“在此，钱谦益将法书、名画、钟鼎、彝器之鉴赏与文酒、园林、歌伎、花木之好，甚至，居室空间中一几一石之摆置，相提并论。如此，字画的鉴赏乃与其他的闲赏活动相关联起来，而且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此叙述显示在钱氏的观点中，这些活动乃是士人整体闲雅文化的一部分。学者王鸿泰认为，这种说法也反映出明中期以来，‘闲雅’的生活形态形成，书画的品评乃其中的一个环节。这种关联性是值得注意的，字画之类艺术的创作与品赏本来就是中国士人的重要传统，但是在此它们被整合到其他的赏玩活动脉络中，而且着落在日常生活情境中，发展成一种美学式的生活形态，而且这种生活形态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社会文化。”

“生活美学”既然是“文人”的生活，那么，也要具体归于文人的“生活本身”。但是，文人生活只是形成了一种社会的范导，如果没有社会上的那些骚客的追逐与力捧，就不会形成一种社会审美化的巨浪。

一般人说“物质生活”，往往就是在说吃、穿、住、行、用这些领域内的物，它们往往成为审美的“恋物”的对象。当然，任何高度发展的文明都会在物质文化上形成自己的“系统”。近期就有孙机先生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当中，从“农业与膳食”“酒、茶、糖、烟”“纺织与服装”“建筑与家具”“交通工具”“冶金”“玉器、漆器、瓷器”“文具、印刷、乐器”“武备”“科学技术”十个方面，对中华物质文化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从体例上说可算力求完备了，但是其划分物质的方式则深受西方的影响，而丰富的中华文化的物化形态，又何止这十个方面！

然而，问题的另一面则是，任何作为“物”的器具，其实都是为人所用的，也就是为人类生活而生产与使用的。显而易见，被使用的才是“活物”，被弃用的易成“死物”，乃至随着历史发展而化作“文物”，后代对文物的喜爱也是在“活化”这个传统，这就是为何如今“美物”传统仍然存在于中国人的生活之中。

再从微观的视角来定位“物”。这个物，在西方汉学家看来主要是指一种所谓的“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显然这是艺术史研究横向受到西方文化研究影响的结果。当然，文化研究当中的“视觉文化”（Visual Culture）研究与这种“物质文化”研究尽管相互借鉴，但是仍有差异。英国汉学家柯律格1991年出版的《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地位》一书，无疑是中国艺术史研究在“物质文化”这方面的奠基作之一，该书从西学的新视角重新审视了中国物质文化，有所得，亦有所失也。

当时寄托中国人闲情的，不仅是本土产的土货，还有不少来自国外的洋货。所以大可置疑的便是汉学研究那种“东西二元论”的倾向。譬如说在明晚期中国文化当中大量出现的折扇最初就是东瀛的舶来之物，元代的青花瓷如果没有来自中东的“苏麻离青”，怎么会大放光彩？恰恰是这种物质文化的中外交换“清楚地呈现出世界各地物质交流及其文化移转的丰富面貌，不但挑战了东西二元论的旧典范，也修正了许多文化概念的缺失”，^[36]这种中西交融研究可谓意义重大。其实早在石器时代各大洲之间便出现了这种物质交换。

对于整个中国古典“生活美学”而言，明清趣味这一段“生活美学”具有极其特殊的历史与现实价值：“明清间文人所建构起来的‘雅’的社会文化，可以说就是在闲隐的生活理念上，架构出一种离异于世俗的生活意境，进而在其中填充各种‘长物’，再以此长物为感官对象，于此展开亲密的互动，由此开展出丰富的生活内涵。如此，士人将其生命获得投注、沉溺于诸种长物，于此开展出丰富的感官活动，用以寄托个人的情感，在感官的伸展与情感的投注下，生活呈现出一种别具一位的情境——一种离异于现实的、世俗的世界的雅的境界。这种雅境成为文人用来安身立命的处所。”（王鸿泰《闲情雅致——明清间文人的生活经营与品赏文化》）这种雅境，也是明清“生活美学”所追求的境界之一，但是为何形成了这种审美境界追求呢？

我认为，明清“生活美学”的独特拓展之处就在于——“情”的复苏与“物”的丰富！这就是为何要说长物：闲情何处寄？

一方面，我们来看“物”的丰富，这就是随“物”而婉转，譬如张大复在《梅花草堂笔谈》里面写道：“一卷书，一麈尾，一壶茶，一盆果，一重裘，一单绮，一奚奴，一骏马，一溪云，一潭水，一庭花，一林雪，一曲房，一竹榻，一枕梦，一爱妾，一片石，一轮月，逍遥三十年，然后一芒鞋，一斗笠，一竹杖，一破衲，到处名山，随缘福地，也不枉了眼耳鼻舌身意随我一场也。”

但在如此丰富的“书、麈尾、茶、果、裘、绮、奚奴、骏马、溪云、潭水、庭花、林雪、曲房、竹榻、梦、爱妾、片石、月、芒鞋、斗笠、竹杖、破衲、名山、福地”之背后，到底是什么随“物”而婉转？当然是“心”，文人之心。那么，究竟是什么与“心”而徘徊？无非就是这些被审美化之“物”了！

另一方面，我们再来看“心”的丰盈，这就是与“心”而徘徊。譬如陈眉公在《太平清话》中有言：“香令人幽，酒令人远，茶令人爽，琴令人寂，棋令人闲，剑令人侠，杖令人轻，麈令人雅，月令人清，竹令人冷，花令人韵，石令人隽，雪令人旷，僧令人淡，蒲团令人野，美人令人怜，山水令人奇，书史令人博，金石鼎彝令人古。”

所谓的幽、远、爽、寂、闲、侠、轻、雅、清、冷、韵、隽、旷、淡、野、怜、奇、博、古，显然不是物的状态抑或姿态，而是人的心境或情态！这“古今清华美妙之气”，可一洗人间之“氛垢”，澡雪生命之“精神”，从而使人展露出活泼之“本心”。

对于晚明以降的“生活美学”而言，这一“情”与一“物”，并不是割裂的，而是交融在一起的。“情”虽指向人际交往当中的人，但也可以指向“物”，形成“物之情”，从而形成了一种以“闲赏”为核心的美学运动。

再举个具体的例证。宋代诗人苏舜钦在流寓苏州时曾给朋友写信说：“此虽与兄弟亲戚相远，而伏腊稍足，居室稍宽，又无终日应接奔走之苦，耳目清旷，不设机关以待人，心安闲而体舒放。三商而眠，高舂而起，静院明窗之下，罗列图史琴尊以自愉。逾月不迹公门，有兴则泛小舟出盘阊，吟啸览古于江山之间。渚茶野酿，足以消忧；莼鲈稻蟹，足以适口。又多高僧隐君子，佛庙胜绝。家有园林，珍花奇石，曲池高台，鱼鸟流连，不觉日暮。”^[37]

其中，令苏舜钦流连的是苏州安闲舒适的“生活审美”状态：心胸旷达，不用机关算尽去应付官场是非，日常起居皆随心所欲；闲暇无聊的时候，就把玩欣赏图史琴尊、珍花奇石，或荡舟出游，品茶饮酒，从而实现了从“耳目清旷”到“心安闲”的升华。

俗话说“玩物丧志”，玩“物”也一定要把握“度”，很多古人恰恰是玩“美物”玩得执迷不悟，从而得上了“恋物癖”。

赏玩琴、棋、书、石，竟能让人上瘾成癖？这一说法似乎有些耸人听闻，却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且看一个极端的例子：昆山人许虬（号竹隐）罢官后闲居在家乡的海藏庵。一天，庵里突然失火，许虬本来已经逃出火海，突然又冒死冲进去。等他九死一生出来时，手里却只拿着一个破蒲团。围观者都极为惊讶，他却说：“老夫一生受用，都在这个，失去便无处立脚矣！”^[38]

许虬的故事，即使放在《世说新语》的《溺惑》《任诞》等篇目中，也毫不逊色，堪称一种常人难以理解却又令人仰慕不已的“名士风度”，但其所作所为显得如此偏狭。事情总需反过来再看，许虬的赏玩嗜癖在于蒲团，即使病入膏肓，也不至于祸及他人；而那些价值不菲的古董、书画、奇石等，则往往令嗜癖者做出有悖公德，甚至是劳民伤财的荒唐事。

“雅癖”若此，实在是遗祸不浅。可惜当局者迷，就连一向以道德标杆自我标榜的文人士大夫也不能免俗。宋代大书画家米芾酷爱收藏古人书画真迹，为达目的，机巧奸诈、强取豪夺、不择手段，如今也常被人诟病。

米芾获得宝贝的惯用手法就是哭闹。他曾在江苏仪征江边船上遇到一个宦官，舟中藏有王羲之的真迹，便拿一幅古画请求与对方交换。对方当然不答应，谁知米芾竟然大哭大闹，扒着船舷要跳水，以死相逼。宦官无奈之下，只好答应。

据宋人周辉《清波杂志》记载，米芾常以借观之名，行调包之实。米芾书画妙绝一世，临摹功夫自然臻入化境，真伪莫辨。他常常打着观摩的旗号，从别人那里借来珍贵的书画，精心临摹。等到归还的时候，他或是直接把自己临摹的赝品送去，或是把真迹与赝品放在一起，让原主自己辨识。眼力不济的，便吃了哑巴亏。

据说他在涟水任职时，遇到有人出售唐代画家戴嵩所画的《牛图》，戴氏擅长画牛，这幅《牛图》是其得意之作。他就借来数日，故技重演，轻易得逞。没想到，过了几日，画主人竟找上门来，要求归还原作。米芾百般抵赖，非让对方说个所以然来。幸好那人此前对原作极为熟悉，发现了米芾临摹的赝品与原作的细微差别：“（原作）牛目中有牧童影，此则无也！”^[39]

中国古代最知名的“恋物痞”当属这位大画家米芾。米芾为了得到心爱的美物，往往使用各种“软磨硬抢”的伎俩来达到目的，至少在朋辈中，这种“巧偷豪夺”的行径引来诸多不满。苏轼就曾经在诗中委婉地讽刺他说：“锦囊玉轴来无趾，粲然夺真疑圣智。”那些金装玉裹的书画又没有脚，怎会无缘无故跑到你这儿来呢？“粲然夺真”一语，貌似赞叹米芾的临摹功夫可以以假乱真，实际上却是发奸露覆，道出了米芾藏品丰富的来由。除了旁敲侧击，苏轼直截了当地说：“巧偷豪夺古来有，一笑谁似痴虎头。”

诗中所说的“痴虎头”是晋代画家顾恺之的典故。顾恺之小字虎头，博学多闻，诗赋书法俱精，尤其擅长人物画。据说他曾经把整整一橱书画贴上封条后寄存到桓玄家。桓玄打开橱门，把里面的书画悉数偷走，又贴上封条，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送还给他。顾恺之见封条如故，书画却不见了，便以为书画通灵，像人升仙一样“变化而去”。苏轼这样说，恐怕是提醒米芾，巧偷豪夺的事儿还是少做为妙，世上有几人像顾虎头这般傻呢？

清代大学者钱谦益有“书癖”，藏书富甲江南，其最得意的藏品是一部宋版前、后《汉书》，他失去此书的心情被如此描述出来：“床头黄金尽，生平第一杀风景事也。此书去我之日，殊难为怀。李后主去国，听教坊杂曲‘挥泪对宫娥’一段，约略相似。”^[40]这套刊刻于北宋初年的皇室藏书的确珍贵，赵孟頫得后珍视异常，曾留下“子孙永藏，不得变卖”的遗训。钱谦益就是用一千两银子买得，可为何又要转手卖掉呢？

原来，钱谦益迎娶名妓柳如是后，欲行金屋藏娇的美事。这就首先要有“金屋”，就是后来的绛云楼。手头拮据，只好变卖藏书。他昔日的学生谢象三也嗜好藏书，就提出要买这部前、后《汉书》，还杀价二百两银子。既是师徒，不从中接济也就罢了，为何还要趁火打劫？坊间的传闻是谢象三对柳如是觊觎已久，无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柳氏竟然嫁给了钱谦益！^[41]此举大概有泄愤之嫌？这套书的曾经的拥有者赵孟頫、陆完、王世贞、钱谦益以及谢象三，都是嗜书成癖的人，一部宋版古籍在他们手中辗转留传，既见证了他们的地位升降、家势浮沉，又目睹了其间的人事纷扰。不知这部古书辗转之后，又会花落谁家，亲历多少恩怨情仇。

求“闲”恋“赏”，只要渠道正确、方式得体，就不会产生消极的后果，所以一定要把握“度”，这也算是对如今的瘾君子们的某种警示吧。如果百无聊赖、肆意妄为，就有十二分的危险，不仅有损自身，还会祸及他人。古人早就对此洞若观火，因此对“闲”格外防范。如《周易》说：“闲邪存其诚。”“闲邪”就是“防闲邪”的意思，亦即防范因闲而入邪、作恶。

因此，“闲邪存诚”就成了中国文化传统针对人的闲暇时光专门订立的教条。而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一些成语、习语，也往往对“闲”有高度的警惕和严厉的批评，诸如“闲是闲非”“游手好闲”“荡检逾闲”等。“防闲”最好的方式，自然是“存诚”，保持对崇高道德境界的诚挚和专注，在日常生活中不断修德成善。其具体的途径，就是一面读圣贤之言，虚心向善；一面检点自我，克制欲望。

赏玩成癖也不一定非得费尽心机、巧取豪夺、罗致眼前。心胸旷达、意趣高远的人即便沾染上了某种嗜癖，也总是有智慧、有毅力摆脱物欲情累，达到心无所系的自由境界——这里所说的“自由”，并不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而是指冲破了欲望束缚、心无挂碍的人生境界。

按照白居易的说法，文人各有自己的嗜好：“玄晏先生（皇甫谧）嗜书，嵇中散（嵇康）嗜琴，靖节先生（陶渊明）嗜酒，今丞相奇章公（牛僧孺）嗜石。”其中，那位牛僧孺曾高居宰相之位，平生从不纳贿，但“于此物，独不廉让”。

这也就是说，牛僧孺一辈子都不受贿，但收礼只收奇石。白居易在《太湖石记》中说，牛僧孺的下属们“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钩深致远，献瑰纳奇，四五年间，累累而至……东第南墅，列而置之”，这大概就是典型的投其所好了。本来，赏玩奇石本身只是个人趣味，无足轻重，但若想到庞大、笨重的太湖石的开采、运送过程，不知要靡费多少人力、物力，再加上僚属们奉送礼物，又是各有所图，牛僧孺的“石癖”显然就得另作评判了。

实际上，与其将奇石攫为己有，不如公之于众，让世人都能欣赏到其“奇异之美”。这就是欧阳修的赏玩境界，更是他的生活态度和人生选择所能达到的崇高境界，甚至毫不夸张地说，这个“一赏而足”而不必取之，堪称中国“生活美学”史上的空谷足音。

明清之际的生活美学大家李渔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恰可作为对赏玩之美的绝佳概括——“眼界关乎心境，人欲活泼其心，先宜活泼其眼”！^[42]

[33]文震亨原著，陈植校注，杨超伯校订：《长物志校注》，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31—416页。

[34]文震亨原著，陈植校注，杨超伯校订：《长物志校注》，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10页。

[35]钱谦益：《瞿少潜哀辞》，《牧斋初学集》卷七十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690—1691页。

[36]【英】柯律格：《物质文化：在东西二元论之外》，《新史学》第十七卷第四期（2006年）。

[37]苏舜钦：《答韩持国书》，见沈文倬校点：《苏舜钦集》卷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10页。

[38]王应奎撰，王彬、严英俊点校：《柳南随笔·续笔》，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5页。

[39]周辉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25—226页。

[40]钱谦益：《跋前后汉书》，《牧斋初学集》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781页。

[41]全祖望：《题视师纪略》，《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9页。

[42]李渔：《闲情偶寄》卷四，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32页。